富有家族聘请先生课读子弟是清代风气。在山西忻州人王锡纶的《怡青堂文集》中，有一篇题为《馆僮说》的杂记，其中提到：道光丁未（1847年），应邀去文水县的麻家堡教私塾，麻氏为当地富家，麻氏兄弟各聘一师，王锡纶与清源张某应聘，两馆间隔一墙，分室而教，同门而异院。麻氏富室，筑堡寨合族而居，麻氏兄弟同住一堡，却分门别院，延聘塾师，也是一家一师，两位受聘的先生，虽说同处一门，却又分院而居，分室而教。这是当时山西大多数巨室富家的普遍做法。尽管他们共为一姓，同住一堡，却又分院而居。像静升王家的红门堡，就是许多同宗不同族的人们共同居住之所。在他们这个堡子里，虽说同是王姓，却还要分成许多支脉，每家通常都有一处书房，供家人诵读。高家崖的一处书院，颇具特色，门框为精心制作的四块青石浮雕岁寒三友图：青石雕成的竹子取意于竹到青云更虚心和年年高、节节高的期盼，门框上部是喜鹊登梅，下部为寿石盘根，取“门前千竿竹，家藏万卷书”的风雅，构思巧妙，造型奇特，堪称山西宅院的精品。书院的墀头砖雕有一路连科（图案为一只鹭鸶，荷茎荷叶）、麒麟吐玉书等，家族对后人科考仕进、青云直上的期盼尽在其中。
笼统说山西人重商不重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的科举制度创立以后，规定从童子试到考取进士的殿试，参加考试者必须具备府州县学的正式学籍，而商家子弟在明代以前没有学籍，不能参加举业，商人子弟多少年多少代子承父业，一条道走到黑。明朝初期还规定：生员学籍分为儒、官、民、军、医、匠，分别流品，在本郡或本府应试，而不得试于他郡。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局面开始改变。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载：万历中，扬州定商、灶籍，盐商子弟因有商籍，可在两淮就地应试。商人子弟取得学籍参加科考，首先从山西、陕西商人开始。虽说政府给西商子弟的学额不多，但已经突破了商家子弟不得入仕的陈规。清初康熙年间（1662—1722），巡盐御史李煦根据徽商的请求，上奏清朝廷，为徽州商人子弟争取到学籍。山西、陕西商家子弟取得学籍最早，恰恰说明西商对子弟由贾而儒、由儒而宦的愿望比较迫切，不过，明清时期许多山西人弃儒经商也是事实，读书人终于有些明白，寒窗苦读、科举高中、加官晋爵、封妻荫子的人生果然理想，但这样的人生空间过于狭窄，“读书个个营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走”，所以转而营商，置身店肆坊间。
太谷曹氏发迹之后，就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曹家建起了书房院，延聘当地名师，塾师每年的酬金都在百两以上。与当时山西一些书院的费用进行类比，山西同治四年（1865）建成的太原崇修书院，每年的可用资金是1000两；乾隆年间（1736—1795）修建的平阳书院，每年的费用是572两；太原县桐封书院的前身——道光五年（1825）兴办的晋泉书院，每年的费用则是250两银；而曹家给塾师先生的佣金就有百两之多，可见曹家的财大气粗以及重视教育的程度。重教的目的最初或许只是为了后代知诗书，习礼仪，孝敬父母，继承祖业。在课读的科目设置上，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作为入学童子的启蒙识字课本，以后加《小学》《颜氏家训》《孝经》《幼学琼林》和《朱子治家格言》等读物。到十四五岁时，曹家人还要攻读《商业尺牍》和《管子·轻重》类实用书籍，特别是曹家自编的蒙汉常用词语识字课本，为家族子弟必学课本，主要是为成年后与蒙人做买卖更方便一些。同时曹家还特别注重对书法、珠算一类应时科目的学习。重视书法和珠算，也是山西商家的共同特点。珠算与传统的诗书辞章之学大相径庭，曹家人不会浪费精力进行无谓投资，不将人力放在空泛的诗书上面，由此才创造了几百年的辉煌业绩。到了咸丰、同治以后，曹家聘请一些隐退的官员到曹家教书，学习内容增加了孔孟伦理、经书和策论诗赋。曹培德（1853—1909），是曹家文化人的代表，他曾经捐官至直隶候补知府，由于从小的教育和个人兴趣，曹培德精六法，嗜填词，工诗文，著有《木石庵诗合刻》《木石庵文集》《木石庵随笔》《傅文贞（傅山）先生年谱》等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曹家的“锦”字商号，也由曹培德一手创办，如锦泰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泉汇、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都是声誉极佳的商铺。曹培德的一首《偶成》，可以说是晚年内心思想的真实表白：“我与世无求，世于我何有。结屋四五间，种菜二三亩。架满圣贤书，门少吏胥扣。此中有真乐，人反笑株守。哪知天涯客，终岁徒奔走。我岂无所欣，动恐得其咎。君不见古之豪杰推韩彭，事成难保为功狗。又不见粟里隐者陶渊明，至今犹赓先生柳。我生幸际太平时，但愿日日醉饮黄花酒。”曹培德晚年不屑周旋于世故，舒适的生活使他感到厌倦，进而趋向过恬淡的田园生活。
塾师在大多数的家庭里很受尊敬，只要得到家族长辈的认可，全家人都要待之如上宾。一位曾经做过太谷大户人家塾师的人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到太谷的富商之家后，食宿由东家供给，随行的儿子与东家少爷一起读书，先生不必支出食宿费用。平时在馆的一日三餐，由先生亲自吩咐，书童备办。这位塾师就是晋源人刘大鹏。刘大鹏的经历，与我们在山西大宅院里听来的一个个尊师重教的故事没有两样。
乔家从前由家族中的长者任教，后来乔致庸盖起在中堂后，就在大宅子里新建一处书房院，聘请了祁县塔寺村的刘奋熙来家里执教。刘奋熙出生在一个重教的殷实之家，宦海数载，难如人愿，于是乞休回乡，设帐授徒，一面藉以自给，谋生度日，一面笔耕不辍，倾心著述，最终成为三晋一代名儒。乔家书院里，有一棵生长了二百多年的老树上挂着“读书滋味长”和“百年树人”匾额，勉励先生，启迪后人。书房院正房靠后墙处的两侧，有对称的两盘炕火，一盘供先生休息，一盘供弟子坐读。火炕有火道供暖，即便是在冬季，师生都可免受寒冷之苦。中间的堂屋，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还有一幅满族王公端方书写的对联：“敏德以为行上，本立而可道生。”当年乔家兴盛时，塾师的年薪颇为丰厚，每位教师平日有两位书童侍候，伙食与堂主人等同。逢年过节，东家设宴款待塾师，家中宾朋满座，塾师坐在正席。塾师回家用轿车接送，东家必送至大门之外，殷盼着先生早日归来。在中堂主如此尊师重教，就是要在子孙心目中树立教师的尊严和威望，要让教师怀感恩戴德之心，诚心诚意地教书授课，化育子孙。这些富贵人家之所以对先生有如此的隆遇，目的还在于他们始终标榜的那种“光前裕后”的家族文化心理。乔家在乔映霞主持家业后，改变了过去只读“四书”、“五经”的启蒙教学方式，开设数理化和英语课程，新聘各科教师，在乔家任过教的就有清末秀才李光启、山西大学毕业的数理教师常星三等人。而且乔家的年轻媳妇也开始在家里的书院读书，因此乔家在民国时期，子弟大多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乔家后人散居国外的至今还有多人。
榆次车辋常氏更以重教育人著称于时。9世常万达的八十寿序里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谙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常万玘的八十寿序也称：“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10世常怀愉的八十寿序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寄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栉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贾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从这几人的八十寿序看出，他们都有早年苦读的经历，成年后或随父兄外出贸易，或难违母命而长途贸迁，家业不断壮大。常氏家族发迹后，家族的文化特征更加明显，博得“世兼儒贾”的美名。据《常氏家乘》载：12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山水画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工欧阳体，常惺善诗。13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常立屏喜欢研读史学，善书颜体字法；常立方也是一位擅长史学研究的人，为清代副榜举人。常氏子弟在文化领域取得的业绩令人称羡。13世常立教，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参加了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14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由光绪的师傅翁同和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长达七年之久，后考中了进士。
在培养子弟的同时，常家对地方上的教育事业也非常热心。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因捐助山西官商局刻书，山西巡抚曾国荃赠“义关风雅”匾。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14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士诵清芬”。清咸丰至光绪的半个世纪里，常家开办过17所私塾，开创了山西家族办学最多的记录。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笃初小学堂，是山西最早的新式小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了私立中学兼高等和初等小学堂，是山西创办最早的几所中学之一。光绪三十年（1904）秋，开办了“知耻女学堂”，这是山西最早的女子学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