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宅院群落的出现，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以来山西商民巨额资产积累的外在表现，同时也是商品经济与封建政权紧密联系、官商阶层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产物。
可以说，明代以前历代封建政权限制商人的政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所以14世纪前，中国具有规模的建筑物基本上都与政权和政治关联。西周时期，各诸侯国都不能筑城设防，但春秋战国长期的战争纷扰，使得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削弱，各诸侯国修城筑门，征伐无已，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嬴政灭了六国，一统天下，此后便大规模地“堕坏城郭”，“夷去险阻”，拆小城而建大城，留下了“万里长城”这样的宏伟工程。秦以后的一千五六百年，学而优则仕，每个地方最好的建筑物仍是公室建筑和官员宅第，民间建筑仍然受到极大的限制，富有者可以出资盖建庙观，兴办公益事业，却不能随心所欲修建自家的居室宅第。
宋朝以来，反对“重农轻商”的士人不断增加。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反对并批判空洞无用的理学，主张功利之学，提倡“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发展工商，流通货物。叶适的言论代表了南宋以来一部分务实之士的思想倾向。明朝后期，重商观念在山西、安徽、广东的一些地方占据了上风，万历《新会县志·风俗记》载：广东新会一带，正德、嘉靖之前，做官的人回家乡，不带钱财两袖清风者，乡里近邻都前来慰劳，对其人品操守称羡肯定；如果是贪官污吏，则乡邻耻于相问。而这以后，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做官的人回家，如果一物不取一物不带，乡人就会讥笑其清白无物。16世纪初，人们还是以做官清廉正直作为判断好坏的基本标准，几十年之后，却以资产多少来评价一个人的能力，这就意味着社会商品意识的增加。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对封建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大胆的抨击，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重视功利的思想显而易见。山西柳林县的一份《杨氏家谱》里写着：“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买卖，皆为商贾，即商贾即其本业。”认为经商就是正当的事业，值得为之终生奋斗，这是社会观念的一次大转折。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才出现了一大批遨游商海、牟取商利的商界精英。
清代以来，山西人经商最为普遍，门第几代清白的山西籍大学士祁寯藻，早年阅读《史记·货殖列传》有感，写下了“大贾富一国，中贾富一乡，小贾争锥刀，亦能充盖藏”的诗句。这位官宦书香门第出身的人，对时人经商并不轻看，认为商人的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发展关系重大。到了清代中后期，近代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大声疾呼，商务活动事关国家兴衰：“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畅。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农、工、士、商四民等级森严，而商民地位最为低下；明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许多人不再心甘情愿地苦守清贫，不愿在科考的独木桥上皓首群经，他们勇敢地弃儒从商，坚定地走上了富国富民的经商之路。
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是个渐进的过程。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出于扫清元蒙残余势力和巩固朱明王朝的政治需要，从洪武三年（1370）开始，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沿线，屯集重兵，驻守边关，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加太原、固原二镇，合称“九边”驻防。政府鼓励商人输送米粮给边塞军队，换取食盐专卖，而控制盐铁山川资源的国家政权，视边防军情的轻重缓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输粮，解决边地缺饷的问题。这项政策对相邻九边的省份更加有利，山西、陕西商人就是在“开中”之后，以临近边镇的“地利”优势，捷足先登，成为国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清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徐继畬在其《诰封武翼尉周公朴斋八十寿序》中写道，雁、代以北为古边陲，保塞之民多贫瘠。在漠南漠北经商者，往来如内地。陕西北边是河套地区，山西边外是察哈尔、归绥边地，乾隆中期在内蒙设置七厅，行政上归属山西行省，三晋之人往内蒙经商服贾者尤其多。忻州人周朴斋，少时随家人移至萨拉齐厅，15岁独立谋生，“勤苦治生，粗能温饱”。“不数年而少有，又不数年而富有。迨公年四十余，已累赀巨万矣”。“方公壮年时，勤瘁治生，冒寒暑往来塞外，手足皴裂，面目黧黑，虽少藉先世贵基而继长增高，皆由于拮据经营而来得之。亦不易矣。得之难，惜之必甚”。周朴斋思念故土，晚年回到忻州，筑室修屋，与其兄复斋“白首同居，怡怡无间言”。宅院建好了，遂教诸子操文武业，次子周如南入州庠，以县教谕候选；三子周召虎，道光癸卯科武举人，议叙游击；周朴斋诰封武翼都尉，年已76岁。周朴斋一家成为晚清时忻州屈指可数的富室，并且被徐继畬视为富人之楷模。
商人起初输粮，后来输马、输铁，换取盐引。随着政权的稳定，明弘治五年（1492），政府将纳粮、纳马、纳铁统一改为纳银，边商的贸易活动从北边转向了内陆，山西、陕西商人，携带资金，另辟蹊径。明中叶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前期参与了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通过交结官府，为其子弟争取了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权利。万历年间（1573—1620），政府允许在扬州业盐的山西、陕西商家子弟参加科考，打破了商人子弟不得为宦士官的传统，商家子弟从此堂而皇之地步入科场，名正言顺地走上仕途。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任工部尚书的山西洪洞人杨义，祖辈业盐，在淮南致富，杨义本人则以儒术起家。明朝中叶隆庆年间（1567—1572）出任宣大总督的山西蒲州人王崇古，为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常镇兵备副使、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等要职；王崇古的祖父王馨，也曾经任职河南邓州学正；而父亲王瑶，累试不第，弃儒从商。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机器对人民的保障作用明显滞后，一些财力雄厚者便积极利用国家宽松的政策环境，纷纷修城筑堡，护卫家园，因此在纷乱的战争年代，常常是城内筑墙，乡村筑堡。富有者修堡筑室成风，有官有爵者也不失时机地扩大家业，修建庭院。据光绪《山西通志》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皇帝西征凯旋，十二月初八日，至归化城，宿将军府；初十日，至左云县，宿生员范澎宅；十二日，至大同，设行宫于在籍松潘镇总兵高鼎家，御书“边山夙将”匾；十四日，至天镇县，宿城内贡生罗士廉家，询问罗宅“建自何年，木植得之何处？”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西征噶尔丹，二十三日至朔州，宿贡生卢标宅；二十八日至保德州，宿生员陈士宣家，三月一日启行，赐陈士宣白金十两。康熙皇帝经过时留宿的宅院，无疑都是属于舒适、宽敞的庭院，从皇帝询问天镇贡生罗士廉的家宅修建年代和木植取于何处，可知当时山西北部的豪宅大院也处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