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微寒的“小李木匠”，在革命浪潮激烈的冲击下，毅然投身革命，历经千辛万苦，成为被毛泽东称为“不下马的将军”。少小苦难，农民运动的急先锋，率众参加黄麻起义。
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九龙冲乡李家大屋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乳名全伢，号先念，在异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八，年龄最小。年幼的李先念从小便尝尽了生活的艰辛，8岁起便开始下田、拾柴、放牛，帮持家务，从而也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9岁时李先念被家里送进了李家大屋的私塾念书，他知道家里供他读书很不容易，因而学习上特别勤奋。两年后，由于李家家境贫困，而不得不辍学，去当地地主吴之久开的货杂店当学徒。由于李先念不愿在地主面前逆来顺受，只干了一年时间便愤然离去。
为了继续谋生，父母亲又送李先念去学木工，他先后拜过三个师傅，最后一个师傅叫袁学福。通过与师傅一起出去做木匠，李先念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凡是贫苦人家找他做木匠，他都热情相助，而当财主家要他做活，他要么不干，要么也敷衍了事。他的这种朴素的阶级情感，得到许多穷苦大众的喜爱和赞赏，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李木匠”。
此时的黄安县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并秘密发展党员，宣传革命。特别是董必武培养的一批在武汉求学的学生党团员，每年暑假都回家乡，在集市上演讲，宣传革命道理。李先念经常听他们宣传“反对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这使他开阔了视野，在内心里也深深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5岁时，李先念经袁师傅介绍，去汉口球场街陈福记寿器店当学徒谋生。在这里他对社会的不公平又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这个黑暗世界进行改造的欲望更加强烈。他参加革命后，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做棺材出身的”，李先念风趣地回答说：“我是给旧社会做棺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先念对旧社会的仇恨和改造的决心。
1926年北伐运动如火如荼，革命大潮风起云涌。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城。武汉三镇军阀统治土崩瓦解，革命风潮进而席卷周围各县区，农民运动随之蓬勃兴起。所有的这些变化更深深地影响着李先念，促使他做出新的选择。当他获悉家乡的农民运动正热火朝天地开展，便毅然返乡，投身到了农民运动的洪流之中，这成为他走向革命道路的起点。
李先念回到家乡后，就饱含革命激情地投入了工作。李先念当选为九龙冲乡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并在当年冬天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先念带领农会会员发动群众，积极搜寻和捕捉各村藏匿的土豪劣绅，并认真清查他们的不义之财，深为群众称道。当年春季，李先念当选高桥区工会主席。夏季，又当选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改变，革命形势直转急下，李先念所在的高桥区的革命形势也面临严峻考验。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0月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在黄安、麻城地区发动起义，李先念被指定为黄安县高桥区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他感到非常振奋，积极工作，在各村建立义勇队、自卫队，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爆发，革命群众攻占了黄安、麻城。黄麻起义的成功，开创了大别山区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和坚持武装斗争的先河。
黄麻起义胜利不久，就遭到了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和镇压，李先念和他的战友们，经受着更加严竣的考验，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李先念没有被吓倒。12月中旬李先念在白色恐怖弥漫的严峻形势下，毅然绝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李先念被任命为高桥区九龙冲乡游击队队长，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这里原先有从黄安县城突围而出的鄂东军而再次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红第十一军三十一师。1929年春，李先念率九龙冲乡游击队编入了新扩建的红三十一师第五大队，任副班长，代理班长。3月，中革军委派徐向前抵鄂东北接替红三十一师的军事指挥工作，任副师长。红三十一师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在春秋两季，连续粉碎了“罗(霖)李(克邦)”、“鄂豫”、“徐(源泉)夏(斗寅)”三次“会剿”。通过参加一系列战争，李先念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对游击战术有了一定的了解，增长了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克敌制胜的本领。
粉碎国民党军三次“会剿”后，1929年底李先念被派到地方工作。先后任中共高桥区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号召，要求根据地人民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的新“围剿”，同时努力扩大红军，支援红军作战。此时的李先念已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李先念亲率该县的30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重返部队，李先念被任命为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的政治委员，团长吴云山。
李先念刚到团里，便遇到“肃反”工作，他担任团的肃反委员会主任时头脑比较清醒，没有大搞逼供信，未造成严重后果。摆在李先念面前的另外一个难题便是如何指挥打仗，李先念只是念过三年私塾，当过代理班长，打过游击战。而现在的红军已经从游击红军转变为正规红军，从游击战转为正规战，而且他现在所指挥的已经是一个团。
面临新的挑战，李先念从最基本的军事知识学起，谦虚地向其他同志请教，自己拼命钻研军事，如饥似渴的阅读日本兵书、苏军战斗条令，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1931年11月7日，是一个令李先念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吴云山、李先念率领红三十三团参加了成立大会。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际，敌人“围剿”的兵力已达15个师，已经驻扎在鄂豫皖根据地周围。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引起全国抗日高潮，蒋介石应急外患，不得不推迟第三次“围剿”时间。而对这一形势，徐向前等方面军领导人，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发起外线进攻，提前打破敌军的“围剿”部署。李先念与团长吴云山带领三十三团参加了外线进攻中的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在战役的准备和战斗过程中，李先念不是和吴云山在一起，就是和二营营长孙玉清在一起。他完全放下政委的架子，向二人不停地请教、询问，同时他还注重观察和学习判断敌情，行军步阵、通迅联络、配置火力、构筑阵地、战斗动员、战地鼓动、后勤供应等组织指挥的本领。
战争是最大的学校，战场是最好的课堂。李先念经过四大战役的磨炼，凭着他的智慧和勇气，凭着他那不耻下问，刻苦钻研的精神已经初步掌握了指挥战争的基本要领，真正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为其以后成为骁勇善战的军事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其领导的红三十三团也因在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任务，被方面军总部授予“共产国际团”的光荣称号。
反四次“围剿”失利，披荆斩棘，蹈险历难，转战突围，西行五千里。打破“三路围攻”，开创川陕根据地立奇功。迎接中央红军北上，胜利实现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红四方面军在四大战役中先后消灭国民党正规军近40个团6万余人，根据地迅速扩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惊。1932年5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面对敌人的“围剿”，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坚持要红军实施不停顿的进攻，立即南下麻城，以实现其威逼武汉的计划。
行军麻城中，李先念被任命为红十一师政委，师长为倪志亮。李先念带领红十一师参加了攻打麻城的外围战役，在此期间，“围剿”敌军已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逼近。形势万分紧急，这时张围焘才被迫决定将红军主力投入反“围剿”战斗。
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时的李先念。8月10日晚李先念率红三十三团为前卫，向西疾进，11日下午5时左右，李先念率领的数千人抵达冯寿二地区，适逢红十二师正与卫立煌部李默庵第十师杀得正异常激烈，难解难分。徐向前总指挥马上令李先念率团参加战斗，后由于实力不济，13日凌晨撤出战争，向七里坪转移。8月15日七里坪战役打响，红军5个师全线出击，发挥夜战特长，给敌以沉重打击，七里坪之战后，红军主力被迫转移。在此期间李先念曾与母亲见过一面，母子俩自从李先念参加红军以来这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两年后，李先念的母亲因病，怀着对儿子的无限思念，与世长辞。
1932年夏，李先念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主力红军暂时撤出根据地，转移到外线作战。
10月12日拂晓，红军抵达京汉路附近，当夜越过京汉路。10月19日，方面军进至枣阳南80余里的新集以西地区，准备在这里稍事休整。然而由于情报不准，当指战员正睡入梦乡时，敌人突然袭来。这时李先念所在的红十一师的营地首当其冲，面对如此形势，倪志亮、李先念临危不乱，沉着应战，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为全军赢得了展开兵力，抢占地形的时间。
20日，方面军总部被敌逼近。当时指挥部只有张国焘、徐向前等领导人和警卫、通信、机关人员300余名，情势万分危急。距总部不远的李先念闻讯，他把上衣一脱，光着膀子，提着驳壳枪，大喊一声“跟我来“，带着师部通信队上去就是一阵猛冲，锐不可挡，打退了敌军，总指挥部方化险为夷。如若没有李先念的带兵来援，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天傍晚，西南方向敌范石生第五十一师赶至，北面胡宗南第一师也压迫过来，形成了对红军的合围之势。为摆脱困境，红军继续向北转移，红十一师担任前卫。次日上午，部队到达枣阳西南20多里的土桥铺地区，略作休息，这时红军又一次陷入敌人的合围之中。
面对敌人的合围，红军的惟一出路就是从北面击破敌人的沙河防线，再向西转进。危急时刻，开路军的选择至关重要，徐向前当机立断将此艰巨重大的任务，托付给了红十一师，令倪志亮、李先念火速组织部队向北突围，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全军开路。结果证明徐向前的选择是英明的，是正确的。
倪志亮、李先念受命后，当即令孙玉清团长率三十二团打先锋，向沙河地段冲过去。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搏杀，红三十二团终于击溃守敌，控制沙河地段，同时，红八十三师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也分别击退两侧三敌，打开了通道，至此敌人将红军消灭于襄、枣、宜地区的计划完全破产。但红军原定转回根据地的打算也无法实现，只能继续西进，行进途中，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经徐向前提议，增补李先念为军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