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坪坝时期的大学生活王作荣、范馨香两位同学是1938年考人中央大学的前辈学长，他俩在沙坪坝度过了大学时代艰苦的4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他们说，我们是在国家教育水准达到颠峰状态时完成中等教育的，而当时考取中大的学生又都是全国最著名中学中最优秀的学生，因此，颇多特立独行奇才异能之士。加上学校采取自由研究讲学的政策，对学生要求不严，约束不多，让学生可以自由发展其聪明才智与个人兴趣，因而造就人才极多。以后无论在国内外工作，学术事功，都有独特优异表现。而由于自由发展，培养出学生的真实人格与自我尊重的精神，在社会上都能卓然自立，“涅而不细”，散发出朴实的光辉。
中大是有教无类的一所大学，是一个吞纳万物的大熔炉，熔化了各种类型的素材，铸成了各种类型的人才。在中大:有在暑酷之中，昏黄灯光之下，挤破了图书馆的门，挤满了图书馆的座位，而使外宾肃然起敬的学生;也有坐茶馆、打篮球、睡懒觉，摆龙门阵的学生;有才气纵横，不受羁勒的学生;也有抱诚守朴，精光内敛的学生;有背讲义、读课本，考第一的学生;也有博览群籍，识见超群，而总在及格边缘的学生;有抱着镜子练习演讲姿势的政治家;有终年低头沉思，口中念念有词的文学家;有手持司的克，足着破皮鞋的外交家;有肩上经常扛着丁字尺，手里经常拿着仪器的工程师;有挂着两道鼻涕，幼稚如婴儿的天才科学家;有胸前悬着“爱人”芳姓牌子，在女生宿舍门口晃来晃去的哲学家;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面孔也黑得像农人的农业专家;有同时发出十几封同一内容的追求信，以求多中取胜，一无所获的经济学家;有一袭长衫的中国式名士;有西装革履的外国式绅士;有后面老是跟着一大群女同学而以光杆毕业的男同学;有追求者可以编成一个连队而带着寂寞芳心离校的女同学;有俯首含羞，开口脸红的闺秀体;有大热天里，倚在男生床上聊天的浪漫派;当然，我们不会忘记那个逢有机会便要朗诵自己佳作的矮小诗人，和那个为爱情而独力编写了一个天文地理中英合璧报的万能博士;还有我们永远会记得那位天生拿老虎钳子的老虎型女医师。
就是这些人，他们的议论识见，他们的抱负志节，他们那种看重自己的骄傲，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他们那隐藏在槛褛衣着菜色面孔后面的英锐之气，实在是新中国希望之所寄。他们在壁报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比重庆的那些破政论家要高明的多;他们写一首小词、一篇长歌、一个缘启、一道通告，可以直追唐宋，媲美明清。他们的篮球可以对抗国手，他们的话剧可以轰动重庆。哪怕是同乡会中一出京剧，系会中一闽清歌，都能显现出同学们的才华与修养，让你感觉出这里毕竟是中大。
谈到当时物质生活，可说已到了穷的极限。早上7时左右吃稀饭，一碗浑浆，几颗黄芽米、几只白米虫，在里面游来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猪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叶一碟。同学们一喝七、八碗，但早上10时就已空腹雷鸣，不到11时，饭厅即已挤满了人等候开饭。而饭是要靠抢的，抢迟了便得挨饿。抢饭必须先抢饭瓢一只，然后“脚步合着脚步，臂膀连着臂膀”，以“广大强壮”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将饭瓢传下去，直到抢到他们认为不需要再抢了为止，可是桶底已经朝天了。最能全民团结一致，力行抗战精神的是中大女同学。男同学后来弄急了，把洗脸盆搬出来，一脸盆可以解决好几个的问题哩。那时鞋子都是脚踏实地(无底)，袜子都是空前绝后(前后洞穿)，而衣服都是百袖衣。
然而我们不叫苦，不请愿，仍然弦歌不绝，自乐其乐，自适其适:读书的读书，恋爱的恋爱，睡觉的睡觉，吃茶的吃茶。颜回是孔子三千弟子中的大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的首席贤人，而他之能挤到这个地位，据他的老师说是因为他能“一革食，一飘饮，居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依照这个标准，我们以千百计的中大同学都是贤人，都有资格配享圣庙。即使拿“不幸短命死矣”的标准来说，我们同学合于标准的也不在少数。记得以第一名考进政治系的同班同学湖南郭公，肺病三期，自知来日无多，但此公胸怀大志，除修习政治系的课程外，尚精研孙子兵法、兵略地理、中外战史，图书馆所有兵学书籍研读无遗，终日抱着地图研究兵家必争之地。勉强读完二年级后，即赴修文之召。这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简直可以直追孔圣人，岂止贤人而已哉。作荣那时身长175公分，体重117磅，完全靠骨头大来支持门面，为有名的钓鱼竿之一，看似肺病二期半，睡在他的正上铺。对好友之去，自然深感悲拗，但从不“行自念也”，直有视死如归的气慨。由于文章写的没有他的好，“修文赴召”，竟告落选，将来当然是“老成凋谢”了。
回忆沙坪坝的生活，总少不了敌机的空袭。敌机大举空袭重庆是从1939年5月3,4两日开始的，从此每年约在5月初雾季过了来袭，直到10月中雾季来临时终止。每日上午10时到下午5时左右，差不多没有一天间断的连续轰炸。有时月明星稀时，在夜间自9时左右至午夜过后加一场夜袭，我们称之谓疲劳轰炸。这种疲劳轰炸直到1941年10月为止。是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便没有了疲劳轰炸，1943年以后敌机便差不多绝迹，而是中美空军连翼轰炸敌人了。
疲劳轰炸开始于第二学期快要结束之时，终止于下学年第一学期上课不久之后，正好包括整个暑假在内。当时留校的同学几乎全部为无家可归的流亡穷学生，依赖贷金过活，无法他去。每日上午10时进防空洞，下午1时左右出来，袋里有钱的同学中午可溜至中渡口买点食物充饥，绝大部分同学都是饿到5时出洞，再饿到6时许厨房开饭为止。遇到饭厅被炸，就要迟到10时开饭。遇到夜袭，则饭吃完不久便要进洞。有一次正遇到月尾打牙祭，厨房早将红烧牛肉烧好了，而厨房饭厅旁边中弹，大桶红烧牛肉堆满黑灰。
我们一个月才盼望到的一次牙祭怎肯轻易放过，全部吃光，吃得满口灰沙，仍然津津有味。
敌机于1940,1941两年都有一段时间集中轰炸沙磁文化区，尤其以中大为主要目标，敌人并于广播中明白宣布。中大校区到处中弹，一次正中防空洞顶，地理系教室被炸毁，我们在洞内被震得弹了起来。一次炸弹正从防空洞门口落下江边，一股空气巨流冲人洞中，洞内灯火全熄，每人胸前有如巨锤捶了一下。在整个轰炸期间，中大师生从无死伤，可谓吉人天相了。
敌机来袭时，同学们在防空洞内饿着肚子睡觉、聊天、读书、抬杠、下棋、玩牌、恋爱，一切活动照旧，毫不把轰炸放在眼内。出得洞来，吃一顿饭，洗一个澡，有夜袭，再进洞，无夜袭，睡个觉，准备明天进洞。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潇洒得很。这一种气派，这一份修养，足堪大任吧。
中大的教授团，一如中大的校风—朴实而有光辉。实际上，他们正是养成这种校风的原动力。他们总起来说，不像其他学校教授在社会上有赫赫之名，却从不不安于位的满天飞。他们从不今天北上，举行一个表演性的讲学;明天南下，发表一个政治性的谈话;有时主张科学救国，有时又要民主兴邦，什么都做，就是不肯安静下来教学生读书。中大教授们只知道守住自己的岗位，每天带着智慧的微笑，默默的传道授业解惑，散发师道的尊严与光辉。中大教授穷而不滥，连兼课都不愿多兼;困而知耻，曾经有一位教授因夫人不知规定多领了一份津贴而引咎自杀。中大教授们对学生负责，对学术良知负责，因此当别人出书像印报纸那样轻松时，中大教授惜墨如金，不肯轻着一字。中大教授团多的是饱学之士，但愈是饱学，便愈知立言之不易，其实他们是过于谦逊了，他们一生智慧学问的结晶，已随或将随他们的逝去而归诸尘土，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损失，自然更是我们学生的损失了。
中大教授们对学生都有一颗爱心。为了学生的学业前途与安全，他们可以抵抗外来的任何压力。他们会为有问题的学生作各种解救的安排，甚至偷偷地通知学生不要出校门，不要离开他们的保护羽翼。在那种流亡动荡的时代，这对学生该是多么重要。有多少学生是不知不觉的在他们的爱的荫庇之下完成学业，日后在国内外卓然有成。学生们在校，他们教导照应，学生们毕业后，他们又忙着为他们找工作，曾经有一位因傲视一切而终身不得意的系主任，却为他的学生的工作而向当道低头。他们各自爱护自己的学生爱得过了火，以致工学院的教授带领工学院的学生，文学院的教授带领文学院的学生，来个阵前相见，使校长及三长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学生都住校，教授们都住在学校宿舍或附近，时常在校园见面。一个点头，一个微笑，温暖了多少异乡游子的心。即使是现在，我们天涯海角相遇，一声老师，便亲如家人。
在沙坪坝的8年，中大同学从不闹事，那是因为中大教授从不煽动学生，甚至很少说一句激愤之词。在那样的生活煎熬之下，很少听到教授诉苦。中大的师生关系永远是纯洁的，惟其纯洁，所以能持久。我们有好几位业师在台湾，对他们，我们总是恭执弟子之礼，而我们的老师总是一如往昔的爱护我们，关切我们，帮助我们。
罗校长还有两件事使我们终身不忘，一是以沙哑的喉咙对我们作学术演讲，他那渊博的学问，优美的修辞，与洋溢的热情，实在令人钦佩与感动。另一件事是1941年春夏之交，已快到他去职的时候，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着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也美极了。爱，是连系中大师生的锁链。罗校长不轻言开除学生，但学生打架，特别是与工友打架，则一定开除，因为太没有大学生的气质了，大学生只能动口、动笔，但不能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