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初，重庆米价不过每石10元，教授月薪多者300余元，助教70元，温饱有余。但以后物价不断上涨，到1941年米价已涨到每石300元，虽有少量平价米供应，还发了米贴补助费，但收入最多不过增加一倍，教师们不得不外出兼职，疲于奔命，以谋糊口。
在当时物价腾飞、米珠薪桂的情况下，教授们携带家眷，离乡背井，其家庭生活清寒窘迫，较之战前比较宽裕的生活，已不可同日而语。至于中低级教职工的生活和学生生活，则更是贫苦。尤其是来自沦陷区的学生，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无着，几乎全靠学校为救助贫寒学生而设的贷金制度维持。食堂的主食，号称“八宝饭”，盖因有许多泥沙、石子、稗子、稻壳混杂其间，煮熟用膳，常有霉气、又有涩味，难以下咽;副食则“飞机苞菜”、胡萝卜、大头菜、烂榨菜、盐水豆芽汤乃是桌上常菜，偶或增加点荤食品作改善，称为“打牙祭”
(川语)。
当时，所谓国家之栋梁、社会之英才的知识分子，过着如此清寒贫苦的生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攻，官僚富商们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怎能不激起他们反帝、反封建的怒潮。他们胸怀祖国安危之忧，誓立振兴中华之志，一方面奔走呼号，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一方面专心致志于教学、科研，学好知识、技能，以期报效祖国。
战时的松林坡，天刚黎明，就显出了动人的景色，坡前林下，到处可见学生在那里温习功课。早餐后，理化、生物、地质、材料等各个实验室里，充满着埋头做实验的师生。在实习工场里，许多学生做着锻工、铸工等实习劳动，实习农场里进行着育种遗传实验或病虫害防治等研究。艺术系、建筑系人数比较少，他们在专设的画室里素描，一站就是4个小时，而忘却腿酸腰痛。像土木、机械、电机、化工、水利、航空等各个热门学科，人数众多，尚无那种便利的条件，大家挤在图书馆和寝室里拉计算尺、绘工程图，熬到深夜。正所谓“不愤不启，不徘不发”，刻苦钻研，精进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