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这所在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最高学府，由于严酷的战争和国共局势，不仅存在读书求学的热烈气氛，还存在着进步潮流和遏制革命的两股力量的尖锐斗争。中大师生的爱国情怀和正义的品格，也在这浓重的背景上凸现出来。
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在1939年前后，白色恐怖笼罩重庆，中央大学的许多班级中，都安插有特务学生，在师生中虽然没有什么市场，但背地里竭尽盯梢、跟踪、密报之能事。国民政府社会部、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等均插足其间。如1939年1月20日教育部长陈立夫密令中央大学称:据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密报，土木系廿六年(1937年)毕业生陈穆、后文瀚在校为学生救国会内共党主要活动分子，近从皖北致电该校共党分子、教育系四年级学生蔡若水，嘱其大量吸收同学中之共党及左倾分子，派赴皖北工作，蔡已与该校同年级的陈维诚共商进行等等，要中央大学详查具报。1941年9月1日，教育部致函中大称:“据重庆卫戍司令部密报，邓颖超和曹孟君(儿童保育院第一分院院长)，推动吸收中大、重大、南开、复旦等大学学生赴陕北人学，目前被吸引者已有五百余名等情”，要中大严密查明，妥为防范。1944年4月14日，侍卫长俞济时呈委员长蒋介石的报告称:接宪兵司令部密报，中央大学黎连汉、符家钦、张诺志、余泽畔、陈俊逸、李季子、李福祥、胡三奇、张士馄、阂咏川、温联华11人，于3月11日午后10时在中渡口静心茶社举行秘密会议，由符家钦主席云云。随后不久，又针对这黑名单上的11人，向中央大学校方下达了“逮捕令”。
中共中央大学地下组织，贯彻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将党的力量转到搞好小型读书会、研究会等为主的活动形式，继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如组织了地理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妇女间题研究会、政治经济研究会、以及中日问题研究会，中苏问题研究会等。中苏问题研究会举办的“苏联生活照片展览会”，曾引起轰动。展览会设在食堂旁边，门口插中苏两国国旗。开幕时，沙磁区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场的人们都来参观，扩大了革命影响。
柏溪分校的中共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都要认真学好功课，取得好的成绩。还要求党员为群众做好事，如为新生引路，搬行李，办消费合作社，做好对同学的文具、日用品的供应等。党员陈俊逸参加领导学生伙食团，办好食堂。平整大操场时，党员张学礼、林彬森等带头去拉石碾，唱着大路歌和其他救亡歌曲，吸引了上百同学一起参加劳动。由于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党员在群众中逐渐树立了威信，到1939年末，柏溪中共支部12名党员的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党支部所领导的“柏溪剧社”、“歌唱队”等，不仅在校内演出，还趁赶场天，到柏溪临近的七、八个场镇向群众演出抗战节目，影响很大。
党员胡永营任会长的女同学会，把分校百多位女同学组织起来，开展活动。曾举办为抗日将士募寒衣的义卖大会，女同学会号召同学每人捐赠一物，如手绢、钢笔、梳子、书签、小包、枕巾、毛巾、毛衣等，参加义卖。义卖会场设在柏溪大饭厅，主席台上摆满了女同学捐赠的物品，分校全体同学都踊跃参加，会长胡永查先发表了团结抗日人人有责的激愤而又热情的动人演说，义卖物品拍卖时，出现了加价争购的高潮，啦啦队一个劲地喊着“加加加!”往往一元钱的物品，最后加到十几元甚至几十元才售出。气氛热烈，持续到深夜为止。义卖所得全部捐赠抗日前线。
1940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中央大学的中共党组织被迫暂行撤退。中共南方局根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精神，决定在中央大学建立“据点”组织。这是在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的地下组织，采取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方式，成为进步学生的核心。“据点”建立初期，由刘明章负责，刘毕业后吴佩伦继任。
“据点”着重开展群众工作，首先是加强社团活动，如成立沙坪坝学生公社，设立图书室、文娱室等，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其次派人参加三青团控制的中大校内刊物《大公报》和《中大新闻》，并逐步掌握了这两个刊物。根据“中间姿态，进步内容”的办报方针，向广大学生揭露反动派的黑暗内幕，谴责反动派反共和掀起内战的阴谋，教育和团结了大批青年学生。到1944年下半年，“据点”成员已达百人左右。此时，抗战胜利的曙光就要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