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勋教授是我国土木工程界的先驱之一。他于本世纪20年代后期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担任研究员，工作条件优厚。但当他在国外听到国内“九·一八”事变后，非常震惊和悲愤，毅然和在美国的许多中国人一道，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回国加人抗日救国的行列。
抗战期间，他在我校—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去东北大学筹建工学院并担任了校长，这是由于他热爱东北家乡，热爱母校东北大学。当时由于无人愿就任东北大学校长因此才委派他。而刘老当时则想到，为了使多年深受日寇压迫的学生少受反动政府再派一个坏校长迫害之苦，明知担任此职要吃苦受罪，他还是带着严重的胆石症前往就任。当时正值国民党挑起内战节节败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际。
刘老在工作中还时时受到反动特务监视。但是他仍为师生的米煤供应、员工的薪金发放日夜奔忙，费尽心血。
刘树勋一生献身工程教育事业，为振兴中华奋斗的雄心壮志，终于在解放后得有实践的机会。因此解放初他就回到中央大学，一直到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工学院。他常对青年人说:“解放后精神畅快，得为人民服务，个人生死非所计矣。”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历届学生对他的深刻印象是他的课讲得很有水平，不仅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密切结合工程实际，而且自成体系，容易理解并掌握，这反映了刘树勋教授对结构工程的深刻认识和融汇贯通。他讲的内容既多又快，学生往往听记不及。因此有时要求刘老保留板书的内容，利用课堂另一面的黑板继续讲课，学生则全体转过身来听课。此事成为系里一时的趣谈。
他只要有机会，总是鼓励和带领青年人到工地去，面对实际工程要求青年教师先发表意见，然后他再作总结，使大家得到分析间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训练。他对青年教师成长的关心做到了无微不至，每当向他请教问题时，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从不嫌烦。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时，还可同他辩论。他虽对青年教师很严，但大家并不怕他，敢于也愿意在他面前暴露想法，以求改正自己的缺点或得到充实。
解放后，刘老十分关心政治。早在1951年底就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并且亲自发展了不少教授和讲师，组建了农工党南京工学院支部。农工党的一些老党员都还记得他多次说过的一句话:“参加农工党只能是多作贡献。”他自己正是身体力行这个认识的典范。他的组织观念很强，即使在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之际，仍以普通成员身份认真参加农工党基层组织生活，带头发言，暴露思想，使同志们都感到组织的亲切温暖，思想上颇有收获。
刘老一生为人正直，生活检朴，严于律己。解放初回到中央大学时，他还不到50岁，但由于在东北大学为爱护和保护师生操劳费心过度，头发已经全白，健康状况也很不好。对于他所经历的艰辛和苦心，却不全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他始终未在人前为自己表白或解说。50年代初国家决定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凭布票按配给供应居民棉织品，当时在职工家属中传开这消息时，许多家属都在配给供应前买布。刘老得知他的家属也去买了，立即责令家属退还，自己则在组织生活中作了检讨。
十年动乱期间，许多人都时时事事谨小慎微，刘老还是怎样想就怎样说，不怕“批判”，从不说半句假话，不用违心话来迎合当时的潮流，深刻反映出刘老高尚的政治品质。
刘老的家里，除了书籍外，家具陈设简陋，衣着极其朴素，他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晚年的刘树勋教授经常关心台湾回归祖国，怀念着昔日去台湾的一些中央大学校友和老朋友。我们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教师总是尽量设法请与会的台湾同行带去刘老的怀念心意。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刘老多年担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直到1986年以高龄辞世。不久以后，与刘老同在一系的唐念慈教授接替了这一职务，唐教授担任省人大副主任的工作，一直到1998年离任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