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承认道德指导的好处，也非常欣赏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是它只得到了如下的结果：它让人读书写字，作文赋诗，培养高超的记忆力。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高超的记忆力。
“念书做官”是每一位中国为人父母者常常挂在口头的每一句话。那是他们对孩子的殷殷希望，因而也是每个孩子所孜孜追求的目标。它的意思是“接受教育，然后做官”。这表明，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在中国，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要步入仕途。当每一名孩子由懵懂无知到渐谙人事而进入学堂时，他首先被灌输和想到的，便是读书做官，而所有父母在为孩子提供教育的机会时，他们念兹在兹的，也不过如此。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为中国人求学的动机作了很好的注解。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实际上往往掌握在那些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的人手中。那些人一般都是白手起家，通过接受教育之后，在权力与荣耀官阶上步步高升，一直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有许多出身贫寒的孩子成长为大人物的事例。比如林肯、格兰特、加费尔德（Garfield）以及其他的许多著名人物。而在中国，类似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因为他们国家的历史比我们的历史要长久得多。中国有无数的莘莘学子在这些榜样的激励和鼓舞下正埋头苦读。对他们来讲，要做出如同他们先人所做的辉煌业绩的大门是敞开的。正像在我们的国家一样，中国的政府对于表现优异的大臣也是宠爱有加，使之尊贵显荣。众所周知，刚刚在几年之前，当清朝一名执政大臣病死时，皇帝特别感伤，追封谱号，下诏褒扬。这位大臣本是一位贫寒低微的农家儿子，虽然身居显要，却仍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关于他的去世，皇帝在所下的诏书中宣称：“他的确是朕强有力的左臂右膀、股肱腹心。”同样人们也了解，皇帝不仅派遣了一位皇子，连同他的十几名贴身侍卫为这位去世的大臣在北京停柩期间一直守灵，而且还指示这位去世大臣所在家乡省份的督抚，要亲自主持其在家乡的葬礼。朝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位死者的敬重和褒奖。
有些人很模糊地认为，中国纯粹是一个拥有大量人口而不开化的国家，他的人民完全沉溺在那些野蛮残酷、原始低级的鬼神迷信观念之中。但是，如果这些人有机会认真阅读一番中国的文化典籍，那么他们的眼光和思路一定会变得开阔得多，他们的看法也会有某些改变。这些人会很吃惊地发现，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包含着大量精美的金玉良言、高尚的伦理道德，以及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价值规范评判体系。可以说，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拿来培养和教育西方的孩子们。而在中国，他们确实早已将那些内容选入了学堂的教科书。大约在775年之前，一名专门诠释评论孔子著作的杰出学者，将孔子的著述加以改编，使之适应于学童的启蒙教育。自从该书问世以来，就没有经过任何修订或者更换，至今它仍是那片土地上各所学堂通用的教科书。举个例子说，该书的突出内容之一，便是如何调教和培养孩子。当孩子刚刚咿呀学语时，作者指出应当教会“男孩子大胆而敏捷地回答问题，女孩子则要缓缓柔和地回答问题”。接下来的内容便是仅仅针对男孩子而言的：七岁时，就应当教会他们识教，但是不应当让他们与大人或者长辈同坐在一个座位上，也不应当让他们与大人或者长辈同桌共餐；在八岁时，他们应当学会侍奉自己的长辈，应当知道谦让，做到先人后己；在十岁时，他们应当出外就读于私塾，应当日夜都呆在学堂里，学习写作和算术。衣着要庄重朴素，还要表现出十分谦逊的样子，以做到动止有度，符合自己的年龄和身份；在十三岁时，他们应当学习诗歌和音乐；在十五岁时，要学习射箭和骑马；在二十岁时，他应当被接纳为成人，要举行某种仪式，还要使他们学会其他的一些礼节，要忠实地履行孝道和纲常伦理；他们这时虽然有了比较广泛的知识，但绝对不能让他们养成好为人师、卖弄学问的习惯；在三十岁时，他们可以结婚成家，开始做一些日常的事务；在四十岁时，他们可以开始为国家服务；在五十岁时，他们可以担任各部的尚书；而到了七十岁，他们就必须告老还家。
关于其他方面的内容，本书还给出了以下的谆谆教诲：教育儿童使他们永远讲真话，让他们呆在该呆的地方，坐正站直；听大人讲话或者先生讲课时，要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作为一名好学生，要毕恭毕敬，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将先生所讲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他要从善如流，见贤思齐，见不贤如探汤；他要衣冠整洁，不得粗心马虎；他要温故而知新，每天学东西，等等。几乎很难使人相信，在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新大陆的三个半世纪之前，中国的学堂里就已经有了这样一本包含如此精深智慧内容的教科书。
另外，还有一本具有同等重要内容和价值教科书，其名称是《家训全书》。其内容涉及了一名成功的学生所应当遵循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途径。它所提供的主要宗旨是，“少而精胜于多而杂”。初学者下定决心，订立一个高标准，理解进步过程中的每一件事。作者还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在案头摆两三本好书，随时翻阅。并且准备一个笔记本，记下有价值的话。中国有一句老话，广为引用：“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如果了解到中国的教育系统建立在如此高的水平之上，人们就不会对中国制度维持如此长久感到惊奇。
在任何其他国家和时代都找不到如此合理的建议和明智的箴言了。但是不能由此推测中国的学习课程，无论从整体上还是从部分上看，都像这些节选一样经过精心挑选。威廉姆斯博士在他的《中国》一书中就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古代中国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人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规范净化心灵。”这话也许有道理。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中国的教育目的也是这样，因为学习的课程几乎一千年来没有改变。但是了解到政府规定的学业是为了培养官员，对于道德训诫和明智忠告的敬意就会立刻变为惊讶。如上所述，它包含充分的道德规范。除了这些，还有大量迷信的教育，许多政治格言（它们是否有用令人怀疑），一些中国历史和传统，少量的地理，没有其他。这些历史（无论是精确的还是传统的）和地理都只是偶尔学习。它们不作为专门的学问来学习。它们的准确性和价值只是由它们是否出现在儒家经典中来衡量。这些经典写于耶稣诞生前几百年。
我完全承认道德指导的好处，也非常欣赏中国的教育体系，但是它只得到了如下的结果：它让人读书写字，作文赋诗，培养高超的记忆力。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高超的记忆力。
学业很容易描述。当男孩在五六岁进入学校以后，先开始读《三字经》。它是有韵律的一种打油诗，内容是道德格言和故事。这本书教导人要尊敬父母，敬拜祖先，害怕皇帝，避免结交坏朋友，上学读书，发扬类似的美德。作为学生，要把这本内容不是太多的小书倒背如流，所有的字都要会读会写，还要理解其正确的含义。完成以上任务之后，摆在学生面前的第二本书是《百家姓》。这本书的内容同样是以押韵的形式写成，但绝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价值。它只不过是中国通行的所有姓氏的一个目录而已。对于这本书的内容，学生仍然要将其全部牢记在心，而且要能读会写里面的每一个字。然后，是另一本的《家训全书》，对它的内容我们在前面已有论及。同上面的两本书一样，学生还是要将其内容熟记背诵，能写会读。掌握以上三本书还只是一个序幕，真正艰巨复杂的学习任务还在其后，也就是当那厚厚的九卷本的儒家经典摆上学生案头的时候，像对以上三本书的要求一样，学生必须将他们做到烂熟于心，学会读写其中的每一个字。
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学生还要练习写诗和作文。中国人素有吟诗作赋的传统，一些优美动人的诗歌早已广为流传。可以很有根据地说，中国的许多学者都是一些作文写诗的高手，因为中国的语言简洁明快，且富有变化，能够表达十分精微细腻的思想和感情，这就为学者们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前提条件。我曾将一位著名中国学者的书信翻译成英文，完成之后的英译本有近一百多页。这份通信集的原文写得异常精确简练，去掉或者改换其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会影响原作者的本意。
关于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我们已经作了较多的表述。实际上，他们包含着大量无关紧要、毫无价值的糟粕；同时，我们还应当承认，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内容无论对当代的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无法理解和诠释。当最初那些东西被写出来时，它们可能是最高的智慧或者最深刻的哲理；但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经过数百年千年之后，文字的意义可能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用法也可能早就不同以往，再加上许多不可探知的其他因素——从这些事实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今天要追根溯源地探寻那些古典作品中许多内容的真谛，谈何容易，不啻痴人说梦。那是一些解不开的谜团、摸不着头脑的怪题。在这里我们引用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它是我们随便从《易经》中摘取出来的：“大人见虎，往见神明。”从这句胡言乱语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出些什么呢？然而，《易经》中的这些东西比那九种被奉为神明的儒家某些内容可能还要更好一些，或者至少不相逊色。因为学生不仅要把那九种书中的每一个字都牢牢记住，而且还要时时能够对它们作出某种解释。以上便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
学校几乎遍布大清帝国的每座城市和每个乡村。教育受到公众广泛而普遍的重视。因此，如果做人父母者不能送孩子进学堂上学的话，那将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他会因此受到指责和非难。学校通常不是由政府拨款建造和维持，而大多都是由众人的捐资和学生的学费来兴建和维持。教书先生通常都是通过了某一级科举考试的人担任。他们的报酬很少。如果是在穷乡僻壤的小村子，教书先生每年的报酬可能只是75元。而在较大的镇和城市，每年的报酬可能在150元左右。另外还有一些私塾先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他们往往对年轻人采取很有特色的“填鸭式”教学手段，却也由于常常取得成功而享有盛名。因此，他们的酬金一般也较为丰厚。
学校教室内的设备相当原始和简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张八仙桌上供奉着孔子的牌位，桌子旁边放着一把供教书先生坐的椅子，这便是一间教室里最重要的物品。除此之外，还有学生使用的很小的课桌和凳子，那些凳子恰好像木匠用的木马。以上便是教室里所有的家当。每名学生除了自己使用的书籍之外，还有一些纸、一块砚台、一块黑墨，以及一支像用骆驼毛制成的毛笔。教书先生一般都备有一把戒尺或者一根竹棍，此外还有一幅大圆眼镜。前者是惩戒学生的苦口良药，好像世界各地的学生对此都不大陌生；而后者则是维护师道尊严的必不可少的得力助手。儿童一般在五岁或者六岁时入学堂授业，有的要入学时甚至还不到这个年龄。他们往往没有周末或者什么假日，每天在学校学习达九个小时，直到完成我们以上所述的学业课程。在这时，学生们一般都已经达到了十八岁的年龄。每当进入教室和离开时学生都要向孔子的牌位及教书先生鞠躬致敬。他们每天都要习字作文，还要背诵一部分课文。在背诵时，学生通常都是扯起嗓子高声大喊，一字一句，反反复复，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有谁沉默不语，那么先生的棍棒或者戒尺便有了用武之地。看来，如果一个刻意用功的中国孩子的肺活量全部发挥出来，可以几乎把教室的房顶掀翻。人们在大老远的地方一听到那震耳欲聋的读书声，便知道孩子们正在按部就班地上课。一家机器轰鸣的工厂或者热气沸腾的锅炉房同中国的教室相比，便立刻成了死气沉沉地教区墓地。
在学校里，先生对学生完全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每个学生都是根据个人情况而学习，循序渐进。因此对于学生们来讲，彼此都是相互独立的。如果有谁完成了先生布置的任务，就随时可以走到先生面前，把书递给先生，然后转身背对着他，双手交叉在后，把学过的内容背诵一遍。实际上，中国的“背书”，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的话，便是“背着书本”（to back the book）。“背书”便来源于这一独特的做法。它和英语中的“recitation”一词的意义基本相同。
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人从整体上作为一个民族来看，他们具有很高的智商。通过他们的创作能力便可看出这一点。最近有大量的考试和测验表明，中国的学生同西方学校里的青年男女直接进行角逐和争衡时，一点也不逊色于他们。有一位中国的男孩子，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教会学校接受了一些预备教育之后，都会的慈善机构又把他送到了美国，以便让他继续完成学业。刚刚在几年之前，这名学生在耶稣大学的英文写作比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数年前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人们在北京街头的水沟里发现了一名被父母遗弃的女婴，赶紧把她打捞上来，结果孩子大难不死。之后，她有幸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最终以最优异的成绩和最显耀的荣誉，毕业于我国一所最著名的女子学院。按照西方当代人的眼光来判断，仅从清朝政府选派到美国来接受教育的学童的表现上，便能令人吃惊地证明那个东方的大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民族。那批被选派到美国的学童共有一百二十名，年龄大多都是十一岁左右。他们的母语都掌握得很不错，能读会写，但没有人接触过洋字码。甚至他们当中能在我们以上所述的中国正规学校里念过几天书的人，也寥寥无几。许多的美国女士在想象中认为，那些孩子不是出身帝王贵胄，便是来自豪门世家，但在事实上，绝非如此。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那些学童全部来自中产家庭，其家庭的年收入不过大致在200 ～ 500 元左右。那些学童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既没有发现一丁点关于他们的行为不当的事例，也没有发现他们存在丝毫的智力缺陷。他们以异常惊人的速度，掌握了世界上第三难学的语言——英语；然后，他们又向那一系列完全陌生的学习课程发起挑战，并表现了杰出的顿悟和适应能力。在他们整个的学习过程中，无论从最基本的中小学内容，还是到大学的内容，也无论理科课程还是文科课程，那些学童在他们所处的班级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佼佼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一切行为和举止都非常得体，根本无懈可击。我曾与那些学生中的五十一名同乘一艘客船跨越太平洋，与他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二十五天。当时那些学生们包乘的客舱十分拥挤，条件很差。我相信，如果让同等数量的美国青年学生也处在与他们的中国同学相同的恶劣环境之下，他们绝对不可能坚持那样长时间的煎熬。然而中国学生不仅能够做到，同时还表现出相当的绅士风度。他们既没有指导的老师，也没有负责的官员，天涯孤旅中他们就像一群失去了妈妈的孩子，然而他们却都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表现出顽强的自理自立能力。最近，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的校长告知我说，有五名中国学生——三名中国男孩和两名女孩，已成功地通过了这所大学组织的入学考试，被批准进入他亲自负责的学院学习。他们五人中并没有任何人在美国接受过入学前的训练和学习，只是在中国的都会学校里上过一些为大学学习打基础的课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在与数百人同时竞争进入那所大学的资格考试中，三名中国男孩取得了拉丁文的最高分，两名中国女孩则取得了数学的最高分。关于中国的文盲状况，人们对此已经多有论述和种种估计判断。所有的那些判断和估计都只不过是臆测而已。因而毫无价值可言。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将判断估计建立在可靠基础之上的可以利用的有效资料。我们的估计只能是，大体上说来，能够说文解字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中国的各个不同地区差别极大。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教育在乡镇和城市的普及率和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农村和偏远地区。有一个事实对于中国的教育和文盲问题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这就是，在中国，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点恐怕没有任何人会否认。在整个大清帝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是向女子开放的。当然，那几所由外国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还是要排除在外的。因此，当我们对中国的文盲善进行任何判断和估计时，全部人口中的所有女性，或者说整个人口的50%，都必须归入全文盲的行列。
清朝政府对学校开设的课程不加限制，几乎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我们不能作出一个结论说，现在学校的课程都是由官方圈定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也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那样的遥远，似乎关于那一事实的官方记载早已被岁月消磨得无影无踪了。唯一确而有据的是，在距今大约九百多年之前，唐朝有一位皇帝开创了一直沿用至今的、牢笼天下豪杰的科举取士制度。[1]自那时起这一制度实际没有经历过什么本质的变化。正像在中国的其他事物一样，似乎刚一出现，它们就已经十全十美，至纯至真，根本不需要再进一步扩充和完善，便能够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在清朝帝国之内，某些阶层的人们虽然没有被剥夺求学的权利，却被严格禁止参加科举竞争。如果某人在禁止之列，那么他的子孙四代都要“分享”这一“特权”，即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这样实际上便断了他们登科入仕的一切可能。这些人包括各类罪犯、演员、娼妓、宦官、主持丧葬者、理发匠、跑堂的伙计，以及仆役等等。以上阶层中如果有人胆敢在四代被禁止的范围之内，凭一时之蛮勇加入了竞争科考者的行列，那么在被发现后，他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对于这些歧视政策，有的听起来似乎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它们无一是合理的。而对于有些说法，读者在看了之后，一定会认为非常荒唐和可笑，纯属无稽之谈。比如，一名厨子或者其后代都可以自由地参加科举求取功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朝廷的最高荣誉和奖赏对他们是可望又可及的东西；然而，将厨子做的饭菜端上桌子的伙计却是另外一种待遇，他本人，一直到他的第四代后人，都不准参加科考。那条道对于他们是紧紧关闭的，只能望洋兴叹；同样那些修理点缀和打扮人们脑袋的理发师也不幸得很，他，连同第一到第四代的子孙，也在被禁止参加科举的行列，操持修脚之业的绅士——脚医，就非常幸运，他和他的子孙后代们在科考的道路上只要有本事便能够畅通无阻。可得高官，又能享厚禄。这种种的差别歧视政策虽然古怪离奇，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中国人却不难找到令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正像他们在其他任何事情上表现的那样。至于西方人怎么看待，那真是无关紧要了。中国人坚持认为，仆役所从事的是一种下贱的职业。因为他们必须侍立在主人左右，还要腿脚不停地跑前跑后。而厨师便没有这么下贱。同样的道理，他们还认为，理发匠必须站在那里，手持剃刀和剪子为从头的顾客服务，所以，理发也是一种低级的、充满了奴性的职业，不适宜让操持此业的人谋取什么功名。“但是”，他们得意洋洋地补充说，“修脚指甲的艺术家在工作时却是必须坐着的；即使在皇帝本人面前服务时，他也不用站着。”
中国的科举考试分为不同的级别，而成功地通过考试的人一般分为三个等级。最低一级的称为“秀才”，即崭露头角、小有名气的人；第二等级的称为“举人”，即进一步被提高了身份的人；最高一级的称为“进士”，即很有资格的学者。有时人们把这些称号与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相比较，但那仅仅是比较而已，它们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若想取得秀才的学历资格，必须通过三次考试，这三次考试都在当地的县区城镇举行；举人的资格考试在各省的省城举行，每年一次；最高级别的“进士”资格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点只设在京城。凡是参加考试者都必须从最低的一级考起，任何人不得越级参考。只要本人愿意，任何有资格的人都可以一直考下去，甚至可以为之奋斗终生，事实上许多人便如此。他们在希望与失望、成功与痛苦之间苦苦挣扎，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只要他们不违犯那些难以计数的复杂严厉的考试规则，他们就不会被排斥在考场之外，他们就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考。
取得了最低一级学位资格“秀才”的人，也就拥有了担任某些公职的资格。但是，如果他不满足于某个从属的位置而还有更高的企望和追求，那么他就要或者继续孤身苦读，或者请来一位先生指点迷津。考取最高的学位资格后，再步入仕宦生涯。如上所述，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苦苦追求中耗尽了青春年华，直到白发苍苍却仍是考场上的失意者。每三年一次在北京举行的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我们都能发现有一些头发斑白的老学生稀稀落落地点缀在众考生之间，很是一道风景。有一次我在应试者的名单中看到，一名考生填写的年龄是八十六岁，另外还有六名的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还有一次，一位参考者由于过度紧张和兴奋，最后由于心力交瘁而毙命在考场里，这位考生的年龄是八十八岁。为了表彰此考生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朝廷最后给他追加了某个名誉称号。有许多人品行端正，贤良正直，获得了前两级的资格考试后，如果再继续考取最高的学历资格却屡试不第，不第屡次，直到九十岁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皇帝这时便格外开恩，赏赐这些人“进士”及第或者“进士”出身。当然我们无需说明，这种形式上的赏赐与加官晋爵毫无关系。
有关科举考试的规则章程和条条框框，我们可以写出一长篇文章。政府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形式的舞弊和共谋。每场考试中，官员被分成三组。第一组（登记组）负责检查学生的考试资格，并收取考生写有虚构名字的密封信封（这个名字是考生自己选取的，用来写在考卷上）。第二组（监考组）负责搜身。如果在他身上发现一片有字的纸，他就会被立刻赶出考场，永远不得参加考试。每个考生被关在一间小屋中，带着几张纸，写字的文具和最后一刻才发给他的文章题目。他在那里可以待二十小时，由卫兵监视，看他有没有和其他人交流。题目都来自儒家经典。考卷交到第三组（阅卷组），他们选出优胜的学生。然后查阅登记员中信封里的名字。没有考上的考生的名字就不知道了。
每个级别的考试都是这样选题，这样进行。每三年参加北京考试的人数平均有一万四千人，能通过的只有不到一千五百人。每一场考试只有最多百分之十的人得到学位。据说，评判的标准是书法、文体、正统的儒家思想。任何独立的见解都会受到谴责。前两项尤其严格。一笔错误会让一个人失去学位。文字工整、文章清楚就会受到欣赏和提升。
既然有这么多人失败，幸运的胜利者以及他的家庭就会受到特别的恭喜。这就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事了。他们将举办宴会，非常高兴。每场考试结束，都会在胜利者以及他们朋友居住地城镇，张榜公布。一张是这样写的：“好消息！王先生非常高兴地宣布，他的儿子蒙皇上圣恩，考中第一百六十九名进士。可喜！可贺！”王先生和家人的每一个朋友都要到那里念一念，相互恭喜。
关于中国的文学，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著作繁多，但是价值不高。除了错误的宗教思想和迷信的因素，比较好的中国的文章是建立在很高的道德基础之上的。那些东方作家也许聪明有天赋，但是选题太小，又把它归结到一个更小的点上，而不是选择一个大的题目，然后将它发展得更大。他们善于叙述细节。别忘了儒家著作是中国文学的中心、典范，任何对它的偏离对作者都是一种耻辱和危险，中国文学的这种情况也就不会令人惊奇了。中国也有一些优秀的小说，但是大部分都是垃圾，并且受到警察的压制。
中国人的头脑中充满了明智的绝好的格言、古代和现代作者的名言。有一些很像我们的格言。
我列举一些：
“穷人快乐，富人烦恼。”
“金钱会毁了孩子的聪明；会让傻孩子更邪恶。”
“忍一时怒气，享百日太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鉴往而知来，鉴古而知今。”
“财富来自积累，贫穷始于挥霍。”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十分之九必如此。”
“身正不怕影子斜。谣言不攻自破，是非由人评说。”
“与官员为友，你会越来越贫穷；与商人为伍，你会越来越富足；与僧道交好，你会得到一本关于募捐的小册子。”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沉默是金，静水流深，喋喋不休者非圣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土地撂荒，空虚谷仓；有书不读，子孙蠢愚。”
注 释
[1].此处有误，中国的科举制度应当是开始于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