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下午一时至四时四十五分，周总理亲自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使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放开手脚工作，突破工程技术难关，总理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我们拿着总理的‘令箭’办事，保证了钱学森同志和其他专家的安全。那时，我们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开始是几十人，后来上升到几百人，其中许多人并不是直接参与某工程的。我们把名单呈报总理，却又担心上面派不出那么多的卫兵而不能批准。没想到总理很快就表示同意，并表扬了我们的做法。他说：‘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当然不一定都要专门派卫兵，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同志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很快就出了大成果……
“九月十三日，天气还是那样晴朗。下午四时，第二批视察的同志坐着小汽车准时抵达。首先来的是王震同志，接着方毅、王观澜、李先念、粟裕、周恩来、姬鹏飞、余秋里等同志都来了。看上去，总理又比几个月前消瘦了，但眉宇间仍透着那种为人们熟悉的刚毅神采。他两眼布满了血丝，显然这些天又熬夜了。
“总理视察得很仔细。他能叫出许多仪器、装备的名字，不时地向其他领导同志介绍，还讲了一些技术难关是怎么攻克的。在场的专家向总理汇报，总理有的地方不懂，就寻根究底地问，甚至连装配时什么人在场都问到了。大家跟着总理参观，情绪很高。
“参观快结束，我按叶帅的妙计集合人员。因为事先都讲好了，所以一招手，大家都过来了，席地而坐，一片雪白。总理走过来，同志们热烈鼓掌。我说：‘请总理讲话！’掌声一停，总理推让其他领导同志讲，其他领导同志推总理讲。总理推卸不开，讲了话。他首先赞扬了在座的同志为研制国防尖端武器作出了贡献，最后说：
“‘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派性，把精力全部集中到科研生产上，争取这两枚运载火箭比上次打得更好，为党为国争光！’
“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夕阳西下，总理身披晚霞上了小汽车……
“在周总理和几位老帅的关怀下，东方‘巨龙’不久就成功地腾空而起。因为当时通讯社、报刊没有发表新闻消息，所以全国人民都不知道这件大事，只有周总理和几位老帅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深知战斗在国防尖端科研第一线的专家、知识分子——这些无名英雄，在国家遭到如此浩劫的年代里，默默无闻地干着本应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杨国宇：《为了东方“巨龙”早日腾空——回忆周总理和几位老帅关心运载火箭的研制》，原载《怀念周恩来》第125—12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
“十年动乱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刘杰·
“十年动乱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1967年春，全国夺权、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我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八个半月时间里，周总理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周总理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1969年，林彪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1969年8月12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周总理在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取得核能军用方面的巨大成就之后，紧接着便把注意力投向核能的和平利用上。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后三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1974年3月31日，他还主持专委会审查了在上海附近建设核电站问题。建设核电站已经成了核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总理多次指示以后，一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总理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革’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1974年8月，周总理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此后不久，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辛勤操劳的周总理便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刘杰：《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原载《不尽的思念》第327—3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如果不是周总理挺身而出，批判极左思潮”，“那么航空工业和航空产品质量将会陷入何等境地,真是不堪设想呵！”
·段子俊·
“‘文化大革命’中，航空工业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1967年‘一月风暴’之后，航空工业从部机关到企事业基层的领导班子普遍被‘夺权’。管理机构‘一刀砍’，管理制度‘一风吹’，生产、科研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前所未有的严重产品质量问题。周恩来总理对航空工业遭受的破坏异常重视，非常痛心。在那样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毅然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指引航空工业广大职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奋起抗争。1969年4月，在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开始爆发的时候，周总理接到了空军的有关报告。他在文件的空白地方列式计算由于航空发动机的质量问题造成飞机停飞的总架数。4月12日，周总理召集国防工业办公室、空军、航空工业部的领导人开会。他严肃指出：一个军事工厂搞成这样怎么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取消检验制度你们是否知道?工厂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当航空工业部军管会主任说，有的工厂正在逐步恢复检验制度时，周总理批驳道：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学的。砸烂一切，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总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是如此旗帜鲜明地指出质量问题的严重性。
“1971年底，航空工业全面暴露了产品质量问题，歼6飞机更为严重。周总理得悉后，十分焦急。当年12月连续六次对歼6飞机的质量问题作了指示或批示，严令对歼6飞机‘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合格方许出厂’。并要求国防工业办公室、航空工业部派人去工厂切实检查，看究竟有多少架已生产的歼6飞机符合援外要求。还指出：不合格的在国内使用也成问题，必须对此作出结论。他严厉告诫：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吗?!接着，周总理又委托叶剑英副主席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他还亲自到会听取汇报，作了重要讲话。会上，周总理再次指出：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产品质量。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大家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他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重视质量。周总理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在这次会议过程中，周总理不只一次地说，一架飞机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
“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航空工业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产品质量首当其冲。完全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周总理挺身而出，批判极左思潮，关注航空工业的产品质量尽可能地稳定企业正常生产秩序以减少损失，那么航空工业和航空产品质量将会陷入何等境地，真是不堪设想呵!”
段子俊：《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原载《不尽的思念》第219—2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依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
·刘柏罗·
“1970年初到1974年，特别是后两年，周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一方面，‘四人帮’对他的迫害越来越疯狂；另一方面，癌症对他的折磨也日益加重。然而，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国家的安全富强，周总理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忍着病痛，在全国动乱之中，主持着党和国家的要务，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仍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在这段时间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专委会议，对我国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性的指示。这些指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974年3月31日、4月12日，是周总理生前亲自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看得出，他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病痛，主持这次会议的。也许他已估计到参加专委会议的时间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做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3月31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审查批准了上海核电站工程(即现在的浙江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要求绝对安全可靠，并指示有关部门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他要求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并指派了专人抓这件事；他指示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三废’(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一一作了指示；他强调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指出尖端科研队伍已被林彪一伙搞乱了，要整顿，要从体制上抓。
“4月12日，他主持专委会议审查另一项工程时，再次谈到，要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要克服派性，和派性作斗争，要采取措施进行整顿。他详细听取了有关工程设计的汇报，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没有钻探，水文、地质不搞清楚就定点，是很危险的；他认为搞成‘洞内洞外连成一片’、‘门当户对’的设计，是严重的失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今后搞基本建设，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的问题。他说，水抽多了，地面要下沉，不懂这些就要出漏洞。他一再叮咛大家，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周总理病重住院前，留给我们尖端事业最后的、也是最宝贵的指示，他为我国的尖端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刘柏罗：《我国尖端科技事业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原载《不尽的思念》第355—35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这动乱的十年，我国粮食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靠着周总理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策划。”
·杨少桥、赵发生·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持续十年，国民经济又陷入混乱。这一时期的粮食工作，又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的周总理，站在战斗第一线，主管全面工作，力撑危局，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害。
“1966年6月上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值夏收、夏种、夏管季节，北京市各县领导已陷于瘫痪，没有人抓工作。总理和李先念、谭震林以及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的各部中，每部抽出1名副部长、30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分别派到北京市的各县去抓三夏工作。
“1967年1月，在席卷全国的‘夺权’动乱中，国内政治形势十分混乱。针对这一情况，总理每次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总要讲，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总理从2月起一直讲到4月，在总理的关怀和坚持下，我们虽然白天挨批斗，晚上回来还是抓业务，保持主要业务工作不中断。到8月，军代表进驻国务院各部，负责全面工作，老干部都靠边站了。总理指示，军代表抓运动，要指定一名部长抓业务；要抽出专人成立业务班子，保证工作正常运转，不停顿；同时各部还要成立值班室，昼夜值班，做到上情下达，不贻误工作。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还向我们传达了总理的意见，‘要赵发生同志抓业务。’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部门建立起抓业务的班子。粮食部也组织了20多人的小班子，处理日常业务工作，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