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减少损失，为拨乱反正创造条件。如果党分裂了,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后果将不堪想像。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就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周恩来自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一直处在斗争前沿、政治漩涡的中心，历尽千难万险。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但是，身为党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他还担负着保障七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难以想像的重任。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共和国仍须保持她独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重担，周恩来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信念,挺身而出，拼死一搏。正是这种纯洁、坚定、明确的内心动力，驱使这位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无畏，为党为国，奋斗不息。
“叶剑英元帅讲：‘最艰难处显奇才。’周恩来置身‘文化大革命’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正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所说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甚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作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不仅对历史，对现实也有密切关系。历史都是相联系的。只有深刻了解昨天，才能懂得今天，把握明天。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离不开研究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加强。”
李琦：《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思考》，原载《周恩来百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57—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经受了特殊的考验，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逄先知·
“四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这是此次研讨会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十年‘文革’中，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犯了全局性的错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经受了特殊的考验，立下了特殊的功劳，因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更加提高。提交会议的文章，从多方面论述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贡献，包括：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使共和国大厦不致倾倒；坚持不懈地领导经济工作、科技工作，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内乱的条件下仍取得进展，科技工作有重大突破；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促成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复出；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果断而妥善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阻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开创外交新局面；代表党中央重申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为国家长远发展指明正确方向等。有的文章指出，‘文革’的十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讨论中，大家都非常赞成陈云的精辟论断：‘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逄先知：《把周恩来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在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原载《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15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金冲及·
“访问人：关于‘文化大革命’，人们对周恩来议论较多，有的说他是忍辱负重，有的说他是不倒翁，是愚忠，更有甚者，个别人说他是软骨头。对于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金冲及：‘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上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总理在内。
“访问人：现在在人们心里有个结，毛泽东很信任周恩来，也只有周恩来才能和毛泽东说上话。可周明明知道毛有很多作法是错误的，又为什么不向毛提意见呢?
“金冲及：这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举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主席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了没有效。一般来说，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只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和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他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现在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了多少不同意见。反过来也没有证据说，周恩来就没有向毛泽东提过不同意见。谁也没有根据，因为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历史上总有些后人再也无法弄清的事情。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个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子向我提问的。当时我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样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说来，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这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在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动冲杀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要他在那里硬撑着。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也只有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着图得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含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下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所以在这两个选择之外，找任何一个选择，都不会比这个好。既要明确地表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又能维持团结，这说起来固然痛快，事实上却根本不可能。
“访问人：其实还有另一面，林彪和江青一伙也是抓他的，在那么复杂的关系里，也就是周恩来能处理这些矛盾，维持这个大局面。
“金冲及：我对那个递条子的研究生讲，陈老总是硬骨头吧，假如周恩来是软骨头，那么陈毅为什么还对周恩来那么尊重。就是因为陈毅能理解他，清楚地知道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一个伟大的肩负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他在那里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用那种小市民市侩心理去猜测他的。一看他没有倒，就想他是在保自己的什么，是在怕什么等等。所以就有‘软骨头’之类的说法了。还是刚才引用过的那句话，一个人不怕别人批评他，就怕别人误解他。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当然可以说周恩来哪一点做对了，哪一点做错了。他也不可能什么都是做得正确的。这些，后人自然都可以评论，但首先总得如实地理解他，决不能轻率地不符合实际地凭着自己的猜测去议论。”
《访金冲及——毛泽东与周恩来》，原载《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第537—54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重大关节点上，不失时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变，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拨乱反正的过程。”
·金春明·
一、周恩来对‘红卫兵’造反的态度
“1966年8—12月，在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来势凶猛，如火如荼。周恩来为稳定全国局势，只能耐心说服青少年正确理解党的政策，采取多种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雍文涛的文章《在‘红卫兵运动’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了一些重要史实，如：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新市委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26日即召开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周总理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周总理说，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为此，从8月下旬总站成立到年底，周总理为教育引导青少年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无论是大型会议还是小型的个别会见，周总理都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作了大量工作，有些会议长达四五个小时，有些会见谈话则是通宵达旦进行的。
“8月底，面对破‘四旧’浪潮造成的大量抄家、驱赶市民、打死人的恶性事件，林彪阴阳怪气地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锻炼’，实际上鼓励打人；中央文革表面上未置可否，但实际上也是在煽动、怂恿红卫兵抛弃党的政策，把整个社会秩序搞乱。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总理于9月1日、10日、13日三次长时间听取红卫兵的意见，向他们反复耐心地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求把红卫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谈到武斗打人问题时周总理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我们手里，有政权，有武装，人有错误，可以批评，犯了法可以关起来，可以送去劳改。至于煞他们的威风问题，那也有人民的威力，有解放军的威力。所以我们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就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也应该是这样。这些苦口婆心的讲话在当时很有针对性。听了周总理报告的大、中学校的师生普遍反映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