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谈了他一贯关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修’的问题。萦绕在这个八十一岁老人心中的，仍然是这些解不开的重大理论情结。毕其一生的精力和实践，他一直探索和追寻着答案。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仍思考不辍。但是，最终，他找到答案了吗?他能够找到答案吗?这样锲而不舍终生执着追求，却最终陷于不能自我解脱的困惑境地，这是最为可叹的。在与周恩来，这个与他相处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促膝长谈中，毛泽东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位年事已高，并且均已时值迟暮岁月的老人，谈到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并最后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虽然在这件事上，周恩来的提醒并没有产生作用，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长沙的这次谈话，对于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邓小平复出工作一年多，就被毛泽东赋予了党政军大权，而且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如此大张旗鼓地开展整顿，这实在让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慌。他们深知由邓小平发起的这一场整顿，‘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威胁。从邓小平复出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在密切地注视着，并利用一切机会阻碍邓小平等对于极左错误的纠正。这次，他们抓住了一个由头，就是批判所谓的‘经验主义’。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阴险地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借批林彪进一步煽起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说什么‘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大肆鼓噪反对‘经验主义’。4月1日，张春桥发表一篇名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用心险恶地批判‘经验主义’。4月4日，江青对她手下干将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就这样，在江青一伙的亲手操纵下，一时之间，全国范围内，报纸、杂志上反‘经验主义’的鼓噪连篇累牍，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纵观政治形势，可以看到，一边，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对极左错误进行整顿；另一边，是‘文革’势力大造声势，肆意进行诬陷批判。双方的斗争日趋激烈。
“3月26日，由于癌症转移，医生对周恩来施行手术，摘除腹部肿瘤。术前，他清理了自住院以来没有批办完的积案，将未了事宜全部交付邓小平。在进行了这样大的手术以后，刚刚能够见人时，周恩来便于4月2日、11日和14日，三次找邓小平谈话，就近一段时间的工作和局势交换看法。周恩来以羸弱之躯，再次给予邓小平以支持和鼓励。”
“1975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件。这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无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容忽视的一年。
“这一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不能看文件，也不能看书。这种状况，等于把毛泽东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和乐趣，统统剥夺了。毛泽东这时所经历的无奈、焦虑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处于这种状况，为之操心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的同志们。毛泽东的眼疾，能不能进行治疗，怎样治疗，怎样确保安全地治疗，成为中央政治局关心的一个大问题。1975年7月6日，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痛，主持召开了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病治疗方案。7月20日，周恩来再次主持有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定给毛泽东的眼睛施行手术治疗，并具体研究了手术实施方案。
“要治白内障，惟一的办法就是做手术。毛泽东不爱看病，更不喜欢做手术，但只有做手术才能让他重见光明，他终于同意了政治局的意见，进行手术治疗。7月23日晚，由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主持，给年近八十二岁的毛泽东施行了白内障治疗手术。周恩来特地从他所住的医院出来，前往毛泽东的住处，一直守候到手术安全顺利施行完毕。手术后，毛泽东可以戴上眼镜重新看见东西，心中甚是高兴。重获光明，能够重新看书、看文件和批文件，毛泽东的心情自然而然地好了很多。”
“对于‘四人帮’发起这一场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非常明白。9月15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说：‘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他们面临的，又将是一场生死恶战。
“从1975年的8月份起，周恩来忍受着与癌症作斗争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乔冠华等谈话，还多次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甚至找江青等人进行谈话。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争，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与‘四人帮’作最后的斗争。
“在这个危难时刻，邓小平的心，与周恩来紧紧连在一起。8月7日，周恩来到手术室做治疗，他的忠诚的战友邓小平在医院守候着。9月17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9月19日上午，邓颖超到邓小平的住地，与邓小平谈周恩来的治疗情况。周恩来目前的病况，实在不容乐观。
“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他对客人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说，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他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他还特别有所寓意地说，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在其光辉的外交生涯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9月20日下午，医生准备给周恩来施行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他用很长的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最后，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四人帮’一伙曾经阴谋诬陷周恩来是‘叛徒’。周恩来自知已进入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知道，‘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即使在他死后，也不会放过他。他要白纸黑字地用铁的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他要使一直妄图置他于死地的‘四人帮’的诬陷阴谋破产。周恩来，这样一个把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战士，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要用这样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清白和忠诚，难道不是一件让人不忍回首的可悲可叹之事吗!
“在完成了这最后的心愿之后，躺在推向手术室的平车上，周恩来向旁边的人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听到呼唤，邓小平马上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手。他用力地大声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进入手术室前的一刻，周恩来用他生命的全部的力量，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听着这悲怆和愤怒的呐喊，所有在场的稍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次的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周恩来再一次用顽强的生命经受住了考验。但是，不幸的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周恩来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医生认定，已经无法医治了。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倍感伤心，他指示医疗组，要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这是邓小平此时能够为他的老战友、他的兄长所做的惟一的事了。十六年之后，1991年的9月29日，在观看电影《周恩来》时，邓小平仍然十分感触。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他清楚地回忆着当时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医院守候的情况，清楚地记得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对他大声说的话语。他说：‘总理讲的是心里话，也是讲给‘四人帮’听的。
“周恩来在生病的过程中，一共做过六次大手术，八次小手术。9月，他的病情急转直下，全身癌细胞继续扩散。面对难以忍受的癌病的痛苦折磨，他毫无惧色，意志坚强。面对近在眼前的死亡，他神情自若，心怀坦然。他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的襟怀，交待了他的后事。他说：‘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遗体解剖，他对医务人员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交待，对于他的后事，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他早就和他的终身伴侣邓颖超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惟一使周恩来感到担忧的，仍然是党的前途，是国家的命运，是‘四人帮’的横行猖獗，是真理还没有战胜谬误。看着‘四人帮’的猖狂，看着形势的恶化，看着他的战友们面对的险境，他实在是放不下心。10月11、12、17日，周恩来先后同前来看望的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谈话。11月2日，他同邓小平进行谈话。11月3日，他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谈话。没有人前来探望的时候，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眼睛向上望着，好像透过了天花板，望着那深不见底的太空。他时而陷入沉默，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起这场运动对他进行批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既然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既然下定决心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在忍受批判的同时，除了继续做好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外，邓小平最关心的，是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他经常去看望周恩来，他要尽其可能，安排好周恩来的治疗，以及他能为周恩来做的一切事情。10月16日下午，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大会堂听取医生汇报周恩来的病况。10月17日上午，他在住地与邓颖超谈周恩来的治疗等项事宜。11月4日上午，他再次在住地约邓颖超谈周恩来的病事。11月11日晚九时半，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医疗组汇报周恩来的病情。16日晚十时半，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听取医疗组请示关于周恩来病事有关问题。11月27日下午三时，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听取周总理医疗组的汇报。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做的惟一的事情。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周恩来，一个伟大人格的代名词，一个民族不朽精神的代名词。他生为国家、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而奋斗不息，死亦成为民心民气的代表。周恩来用他那悲壮的殉难般的死，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人民革命运动。”
“1976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追悼会。追悼会场里庄严肃穆，周恩来的巨幅遗像悬挂在会场的前方。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周恩来的骨灰盒。参加追悼会的人们，静默肃立，面容悲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周恩来光辉的一生，高度评价周恩来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做出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周恩来伟大的精神和品格。邓小平说：‘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邓小平为周恩来所作的悼词，代表了周恩来的忠诚战友们的心声，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这篇悼词，是邓小平在相识相知共同战斗半个世纪后，献给周恩来的最后一份心礼，也是他代表全国的人民群众，为伸张正义和真理所发表的庄严宣言。邓小平赞颂的，是周恩来光辉的人生，更是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追悼会的最后，全体与会者郑重地向周恩来遗像深深三鞠躬。会后，根据周恩来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向他深深热爱着的祖国的江河大地。
“周恩来，这个20世纪的中国伟人，与日月同辉，与祖国同在，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245—246、261、272—277、330—331、353、402— 403、406— 409、430— 431、440、444— 4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