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竭尽全力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限制在城市范围之内，限制在城市的大、中学校之内。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混乱已广泛地波及到工厂和公社，他对此深感沮丧。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经济。林彪和江青不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使局势更加恶化。林彪宣称，除了毛和他本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大民主的对象，大民主指的是红卫兵的行动。这样国务院、政府机构以及周恩来都无法幸免。
“考虑到要与之搏斗的恶魔中江青也许是可以对付的，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像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当日本来访者困惑不解向他问及对时局的看法时，他苦笑地说：‘个人的看法应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变化。’
“周也与陈伯达合作，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以前的秘书和‘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周对他表示尊重。访问阿尔巴尼亚归来的一个红卫兵代表团将在机场受到周和陈伯达的迎接。然而，负责具体安排的礼宾官员李连庆没有通知陈伯达飞机改在另一机场降落，只通知了周。周抵达机场后问：‘伯达同志在哪儿?’李回答说，他忘记把更换机场的事告诉陈伯达了。20年后的1987年9月，李连庆对我讲述了这件事，他说：‘周总理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摇了摇头说，‘同志呵，同志，你不知道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我当时真是垂头丧气。这一疏忽肯定会让文革小组的人用来反对周总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找周总理的岔子，这回他们会指控他蓄意破坏，总理将不得不一连几小时，甚至几天做自我批评……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然而，足智多谋的周总理脸上的愁云突然消失了。‘他替自己、也替我想出了一个解救的办法。’‘连庆同志，为了节省领导人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只有出访代表团受到官方的送行。归国代表团(包括这一次)的迎接规格降低一些。请将此情况通知伯达同志。’这样就把一次失礼的行为变成了美妙的恭维。”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周的一名助手、后来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钱嘉东对我说：‘否则整个棋局将由林彪来控制，由以毛的妻子为核心的‘四人帮’来控制。’这一看法黄华以及许多曾经和周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和我谈过。‘到1968年，总理又逐渐恢复权力。他削弱了极左分子的势力，甚至停止他们中间一些人的工作，有的还抓了起来。他谴责刘少奇是不得已的。’
“显然，下决心谴责刘对周来说是很痛苦的。1970年10月的一天晚上，他向埃德加·斯诺诉说了他内疚的心情。
“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是和中美关系发生变化有关的。我在他来中国这件事上也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1970年10月那天晚上，周对1936年以来就相识的斯诺讲了他困难的处境。周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他详细地谈论了这段像洪水泛滥一样危险的历史，感情上的创伤，每次巨大的政治斗争带来的苦难。在谈论过程中，他提起了‘刘少奇同志’。
“斯诺对我说：‘同志’!刘已经不是同志，他两年前就开除出党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斯诺又对我说：‘周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由于悲伤，也许由于内疚。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所说的话统统写下来。我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信任。’在周恩来生前，我也没有辜负周对我的信任。”
“在这动乱频仍、人的价值观念混淆不清、贪婪横行而道德沦丧的世界里，中国成为发展的楷模，富于谋略和想象力，保持稳定，而又处事灵活。
“我深信，这一切就是周恩来所希望看到的。他的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他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有分量的重要国家的想法，看来已经快要成为现实了，尽管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继承者和接班人，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非常高兴地注意到，1991年中国报刊发表了许多关于周恩来的文章，研究他的思想与生平的空气越来越浓。对于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他将永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们从他的讲话、著作、特别是从他的性格和所作所为中能学点什么呢?我深信，我们的后代会发现，周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忠诚，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将成为所有关心中国繁荣幸福的人的楷模。”
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序言第1、2— 4页，正文第424、430— 431、439— 441、452— 453、471— 472、544—5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版。
“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革’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文革’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一页。”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类似的情况以后又屡次出现。很明显，这个运动已超过了此前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才使得这场运动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立的。它只会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而在中国人以及外国人的眼里，社会主义理想是他毕生为之而奋斗的东西。毛泽东的圈子里那狂热分子，他们的思想深受过去中国封建时代的影响。当他们现在手中握有大权时，便任意痛斥无辜的男男女女，殴打、关押、折磨、杀害他们所讨厌的人。他们进行这些反公民的活动时毫不考虑法律程序，有时甚至把道德准则也抛在一边。
“周恩来有两种选择，不过他的两种选择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他既缺少一群有组织的追随者，又未控制军队。他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要求毛泽东放弃这场运动或是使红卫兵就范。但这将使周恩来变得对毛泽东毫无用处。而且使他毫无疑义地被划到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阵营里。毛泽东的追随者里已经有人把周恩来划入反对派阵营，周恩来这么干的话将会被从他有影响的位置上赶下去，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很可能还会被红卫兵关押起来，送进监狱，受到虐待，甚至死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周恩来在西方人中享有更高的声望。他将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而结束他的一生。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来更为现实，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以周恩来那样的身份做出那样的姿态，这在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的人民看来只能是无能为力或哗众取宠。
“另一种可能继续假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努力控制它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
“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官员，他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满意地看到事实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们以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周恩来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大家都极其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
“因为周恩来原来曾支持社教运动，因此激进派把他看作一个不可信任的机会主义者。在‘文革’问题上，当形势变得严峻而关键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文革’的背叛者。相形之下，开明派把他尊为这个政权所信奉的哲学中一切好的、具有建设性的东西的救星，而芸芸众生则会对他摇摆不定感到迷惑不解。”
“要想在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则要困难得多。江青越来越公开坚持她在激进事业中的权威，使周恩来不可避免地要与她发生冲突。例如，在12月的某一天，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市长，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做这类事情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左’派分子抓人的决心的大小。他也曾不得不违心地同意红卫兵讯问和折磨他的五个同僚，这五个人都是他领导下的高效率政府机构的中坚。周恩来曾坦率地对来访的日本人承认，在那种时候，个人将不得不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进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许多种不同的角色。假如能对这一最为野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以正确的操纵，并使中国人将来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科学不受冲击的话，他就会完全赞成这场使大批中共党员经受极为严酷的、触及灵魂的考验和改革。
“但周恩来又是一个超级的保护者。他保护同志，保护机构，甚至保护文物财产，使之免受政治运动发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害。他为他的同志提供庇护，但又不是不加区别，而是在自己的政治处境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他的警卫把他比作一棵保护了许多优秀干部的‘参天大树’。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革’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文革’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一页。”
“周恩来能够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位置没有任何野心。他不拉帮结派，也不出版‘选集’之类的东西。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埃德加·斯诺把他们俩的关系描绘成一种共生的关系。”
“周恩来对他的信仰是真诚的，正如他对中国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这使得他在本世纪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中显得十分突出。不可否认，他没能理解尼赫鲁，正如他没能理解赫鲁晓夫或柯西金一样。但西方也有人犯过同样的错误，人们对此不应苛求。在周恩来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人们偶尔看到他那深埋在心里的沙文主义与他那些中国同僚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与那些人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西方人可能会把他看作是我们最热切希望的未来的合作者，尽管他来自一个仍带有民族主义、文化优越感的国家。只要与周恩来会过面，人们会对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秩序之下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潜力感到充满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留下了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来实现他的两个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和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的角色。对他选择的生活道路我们从内心感到欣慰，对他身后的中国，我们充满了希望。”
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第259—261、280、320—321、3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他有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他也没想到他会过早地故去。”
·加拿大记者奥德丽·托平·
“1972年我又回到中国，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拍一电影。周总理宴请了NBC的全体工作人员，他帮助了我们的工作。他是那样和善和友好，使我们与中国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1973年我父亲、我和我女儿三人又来中国，要到内蒙去拍电影。在离开北京之前，周总理请我们吃饭，谈了很多。《纽约时报》要在北京设分社，周总理表示同意并给予帮助。
“我们在内蒙时在火车上收到周总理的信，信上说：‘快回来，你们的总理特鲁多现在北京，还要去洛阳。’
“我们赶回北京时，在火车站见到周总理。他和特鲁多总理正要去洛阳。那时我们刚从内蒙回来，穿的羊皮袄，满身是羊毛。周总理与我们握手时，看见我们满身羊毛，就说：‘你们不能这个样子去见你们的总理。’周总理很有思想性地为我们安排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中国见到自己的总理特鲁多，并且让我父亲站在中间，他的一侧是特鲁多，另一侧是周总理，这样我父亲就站在加拿大和中国两国的总理之间，象征着他长期为加中建交而努力的成果(当时加拿大承认中国不久)。周总理还对我父亲说：‘感谢你，我知道你为中国做了很多工作。’
“另一有趣的事是，1973年周总理还让我们有机会见到邓小平副总理。他对我父亲说：‘我要你们见一位将成为很重要的人物的人——邓小平副总理。’还让我们一起照了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周总理。
“1975年我们又去中国，遇见一件不愉快的事：我父亲一到中国就写信给住在医院的周总理，要求见他。很快我们就收到回音，周总理让我们到医院去见他。我父亲立即离开旅馆要到医院去见周总理。但有关部门不让去，说周总理病太重，不能见。我父亲三次要求见周总理都被拒绝。没办法，我们不愿给周总理带来更多的麻烦，只能写信给他，表示我们对他的亲切的慰问。周总理愿意见我们是肯定的，但有人就是不让我们见到他。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不知什么不祥的事发生了!可能是有了‘四人帮’的因素。
“1973年我们要去西藏。周总理说：‘我很愿陪你们去，可是我的心脏不好，让别人陪你们去吧。’他那时已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他有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他也没想到他会过早地故去。”
奥德丽·托平：《我所见到的周恩来》，原载《话说周恩来》第363—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当背离党的路线的极左分子在一段短暂时间里当权时，周恩来像狮子一般地战斗。”
·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