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此前后，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9月15日深夜，总理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我。我当时刚刚入睡。电话铃声一响，我即醒来，马上披衣去接，一听是他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他说：‘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他谈了大致情况，要我抓紧处理好这件事。我当时考虑，现已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便回答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他说：‘好!’通完电话后，我就睡下了。出乎我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他的批示：‘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张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你汇报。周恩来九·十六，二时。’看罢批示，我深深为总理对人民的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总理生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我又十分愧疚：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深感不安。”
“如果说，1966年8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发出)，那么，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在这次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少奇、小平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常委的实际权力。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此时攫取了实际领导权。‘文革’运动的底牌到此揭开了，周总理的处境益发困难了。
“记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他汇报过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并请示了一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他双眉紧蹙，严肃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都认真听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来!’一听此话，我们就明白了形势的严峻。令人钦佩的是，就是在这种困难境地中，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努力发挥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种‘中和作用’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在这一段时日里，哪里发生了武斗、打砸抢事件，总理就派联络员去调查，进行干预处理。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就指示有关同志和我采取措施加以保护。10月29日，国家经委副主任陶鲁笳同志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抢走了一部分文件。我们于夜里12点报告总理。他当即明确地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擅动。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不致遭到更大挫折，总理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讲话和他组织起草的文件中，总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反对的。我记得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
“那时，林、江一伙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污蔑我们这些人是‘救火队员’。王力在一次会上攻击说，工人闹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和其他有关文件压制下去了。稍后一些时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面对这些污蔑和攻击，总理岿然屹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本色。
“当时，总理是抱着什么心情对待那场动乱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我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是总理的伟大心声，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崇高实践。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里仍然时刻惦记着同入‘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
“周总理在‘文革’动乱中的另一个卓越贡献，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内外老干部，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改朝换代’的阴谋难以得逞。这方面的事太多了。可以说，幸存的或逝世的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批老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他的关怀和保护。在‘文革’初期，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一份党内老干部和民主人士的重点保护名单；是周总理亲自拟定了不准随意改变被批斗干部工资的电报稿；在揪斗部长风潮最甚之时，又是周总理制定了让被斗部长轮流进中南海休息的制度；执行中遇到造反派阻挠时，他总是亲自派联络员前去交涉，使得部长们在紧张的工作和频繁的被揪斗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70年代初期，又是周总理借着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同志突发心脏病、未能得到及时治疗而不幸逝世的事件，商请毛主席同意，恢复了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制度；‘李震事件’出来后，周总理又做工作，实行了部长级以上干部的警卫制度……这些，党内外许多老同志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我在这里只讲两件我亲身经历的、迄今人们不大知晓的事情。
“一件是1966年9月22日，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同志听传达说‘炮打司令部’到10月中旬告一段落，十分高兴，由于过度兴奋，当晚突发脑血栓，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我于9月23日上午去看过他，并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9月25日晚上又去看他，总理也来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刘澜波、吕正操、段君毅等八位部长。望着奄奄一息的志远同志，总理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八大尚书’都在这里，能不能从外地再请位专家来会诊呢?’我们说，上海、四川都有治疗这种病的高手，但眼下这个时刻，谁能有办法啊!总理说：‘派专机也要接来嘛!’我们说，那只有您能下这个决心了。总理真的做到了，连夜从上海调来了两位医生，第二天四川的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进行了精心抢救，可是由于为时已晚，志远同志还是逝世了。但这件事给了家属和我们这些人以极大的温暖，大家的心与总理贴得更紧了。
“另一件事是，1966年底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被造反派武斗和逼供致死。周总理有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地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
“至于我自己，在那些岁月里如果不是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967年春节以后，造反派对我的批斗升级。我每次被拉出去，总理都要派个联络员跟着，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让别派抢走。有了这些‘约法’，我挨斗时的处境要稍好一些，但又有哪个造反派是真听话的?!说是批两个钟头，往往是四五个钟头，挨骂不说，有时还要被揪头发，扭臂膀，水当然更是喝不上一口了。等回到中南海，浑身就像散了架，喉咙干得冒火，连饭也咽不下。富春同志看在眼里，在一次国务院会上提出：‘谷牧一星期出去几次，身体受不了，而且也贻误工作，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成不成?’总理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今后出去，必须经我批准。’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出去挨斗的次数确实少了很多。
“在那阴霾蔽日的年代里，周总理是云层中透出来的亮光，是维护花草树木少受风暴摧折的大树，是全国人民寄托希望和寻求慰藉之所在。正如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原载《我们的周总理》第16—20、22、24—25、31—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周总理像中流砥柱，同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大众一起，挽救中国于危亡。”
·陆定一·
“三年前的一月九日，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真像晴天霹雳。林彪、‘四人帮’披着‘文化大革命’的虎皮，实际上搞了十一年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他们像第一次王明路线那样，喊着极左的口号，残杀革命干部，打击革命群众，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军事方面，都做出了帝国主义、法西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竟使大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崩溃、灭亡的境地。在这乌烟瘴气的时候，周总理像中流砥柱，同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大众一起，挽救中国于危亡。他与人民息息相通，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他的死，重于泰山!当时我被反革命所迫害，失去自由已经十年，在监狱里，想戴块黑纱表示悼念，都不可能。去年十二月初，党中央举行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我获得了自由。现在，我可以借报纸的篇幅，来表示我对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的哀思了。”
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原载1979年3月8日《人民日报》。
“许多遭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的同志，从老干部到普通群众，都曾亲身感受到总理这种正义的温暖的关怀。”
·罗瑞卿·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正从福州乘飞机去上海治病。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我们夫妇俩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噩耗!顿时陷入万分悲恸之中。
“在此半年多前，我自外地回北京过建军节时，总参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总理曾向他问起把我接回来没有?并要他转告我注意身体。我随即给总理写了封信，要求去看望他。不久，邓大姐来了电话，说总理刚动手术，暂时不宜会客。她受总理的委托，详细询问了我和我们一家的情况，并传达总理的话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还说：来日方长，要我只争朝夕，把病治好。在长期处于逆境之后，听到总理这些充满着党的温暖的话，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总理要邓大姐向我转达这些话，当然也决不仅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关注，而是出于革命大义，是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时期被剥夺了为党工作机会的老干部的关怀。许多遭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的同志，从老干部到普通群众，都曾亲身感受到总理这种正义的温暖的关怀。老干部如贺龙同志，在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时，总理曾经多方保护，让他住进中南海，以防人身安全受到坏人的威胁。贺龙同志的亲属曾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向我谈起这些情形。贺龙同志恢复名誉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带重病到会，致悼词时是很动感情的，在场的同志无不深受感动。杨勇同志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下放期间，摔断了腿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使腿伤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总理总是处处照顾别人，而从不考虑自己。许多和总理有过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都知道：总理几乎每天都要办公到深夜，但当他为某件事情需要找人询问或商量的时候，如非特殊紧急情况，总要秘书先问一下：要找的人睡了没有?如果睡了就不要叫醒。总理关心干部就是这样无微不至!我们的毛主席也是这样。他老人家健在时，也往往是彻夜工作的。所以，我们这些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上述习惯和不成文的规矩的同志，都交代自己的秘书：只要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那里来了电话，不论夜已多深，都要叫醒自己。我们是多么希望能够经常被毛主席和周总理从电话上叫醒啊!但这已经成为永不可复得的幸福了!总理生病以后，许多同志都和我一样，希望能够去看望他。一九七五年国庆节前，邓大姐又来了电话，告诉我，准备安排我和总理见面。邓大姐还要我的老伴做我的工作，她自己做总理的工作，以免见面时过分激动，影响健康。结果那一次，又因为总理手术后刚刚拆线，伤口愈合情况不好，医生不同意，没有见成。但是，我们一直期待着总理康复后能够见面的日子。就在我去上海治病的时候，我们还在盼着这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哪里想到，我们这个热切的愿望，一夜之间竟成了终生的遗憾!为了瞻仰总理的遗容和参加追悼周总理的活动，我匆匆中断了治疗，赶回北京。总理遗体火化那天，我们住的京西宾馆，从住所的同志到服务员，几乎全部在守候灵车。我们这些老同志也是一样，身体不好的就倚在窗边等着。大街两旁守候灵车的群众，排成了望不到尽头的长龙。当灵车经过时，群众的哭声随着凛冽的寒风，一直传到我们住的十二层楼上。在追悼总理的大会上，当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时，那弥漫全场的由于强制压抑而显得格外沉痛的悲泣之声，更加使人肝肠欲裂!这种从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心底迸发出来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也使我在深沉的哀痛中更加怀念总理的许多高尚品德。”
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原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11、12—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版。
“岁月并没有把人民给恩来同志的殊荣厚爱冲淡，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张爱萍·
“‘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都拖进了沉重的灾祸里，当时我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受冲击，挨批斗，遭绑架，继而又被投入监狱，在四壁漆黑的囚室里抗争五度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