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角色发挥着大作用。土壤中的生命运动形式多样，展现着自然造化的无穷奥妙。有些微生物是死掉了的动植物的分解者，把动植物的残体还原为组成它们自身的无机质。“假如没有这些微小的生物，那么，像碳、氮这些化学元素要通过土壤、空气以及生物组织进行巨大的循环运动是不可能的。”有些微生物通过自身活动促成多种多样的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使铁、锰、硫等矿物质发生转移，并变成植物可以吸收的状态；“其他生物产生了二氧化碳，并形成碳酸而促进了岩石的分解”。
土壤里蚯蚓的作用更为重要。据《寂静的春天》：蚯蚓的苦役可以一英寸一英寸地加厚土壤层，能在十年期间使原来的土层加厚一半；它的洞穴使土壤充满空气，让土壤保持良好的排水条件，并促进植物根系发展；蚯蚓的存在增加了土壤细菌的硝化作用，减少了土壤的腐败，有机体通过蚯蚓的消化管道而分解，土壤借助其排泄变得更加肥沃。
土壤里丰富的生物群落及其旺盛的生命活动，不仅补充与沉淀着土壤层，而且改良与肥腴着土质，使土壤中充满了空气，促进了水分在整个植物生长层的疏松和渗透，优化着农业生态环境。对于农业生产而言，作物的产量源于土壤肥力，即土壤为植物提供营养物质的能力，土壤肥力源于土壤中生物多样性及其相互作用的合力。所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资源，根本措施在于维护土壤中生物的多样性和土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研究表明：杀虫剂对土壤的消极影响，一方面跟土壤类型有关，“轻质沙土就比腐殖土受损害远为严重”；另一方面，“化学剂的联合应用看来比单独使用危害更大”，因为有些化学药物之间存在着鲜为人知的内部相互作用及毒效的转换和叠加，在现实中不同类型或者不同品种的杀虫剂往往是被并用的。另外，有些农药不容易分解，残毒可能长期盘踞在土壤中，所以有毒的杀虫剂年复一年地施加于土壤里，那里残毒总量呈现着积聚趋势。
普通农民不知晓，当化学药物渗入土壤后，诸多生物，有益的和无益的，一同被杀戮。“在一场细雨过后，可以看到许多死去的蚯蚓”，它们抵挡不住毒剂而死去了，其他活下来的蚯蚓变成了毒物的“生物放大器”。“在洒药两个星期内，已经死去和将死去的各种类型的鸟儿是大量的”，在雨水坑里喝过水和洗过澡的鸟儿无可避免地死去了，更多的以蚯蚓和其他土壤生物为食的鸟儿是吃了中毒的蚯蚓而死的，约有四五成鸟儿是以蚯蚓为食的。“活下来的鸟儿都表现出不景气的样子。虽然在用药物处理过的地方发现了几个鸟窝，有几只鸟蛋，但是没有一只小鸟”，“发现在伏窝的鸟儿的****和卵巢中含有高浓度的滴滴涕”，鸟儿的生殖能力实际上被破坏了。“不孕的阴影笼罩着所有鸟儿，并且其潜在威胁已经延伸到了所有的生物”。同样，在喷施过农药的田间里，以蚯蚓为食的浣熊、负鼠、地鼠、鼹鼠等大幅度减少了，而这些农药中毒的田间哺乳动物，又会把残毒传递给以之为食物的鸣枭、仓房枭等空中飞行的猛禽。
如此一来，土壤中的生物关系平衡点被打破。一定区域内生物种类、数量及相互关系，是生物种群之间、生物种群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产物，反过来变成了特定区域内生物世界的秩序和法则。然而，“当土壤中一些种类的生物由于使用杀虫剂而减少时，土壤中另一些种类的生物就出现爆发性的增长，从而搅乱了摄食关系。这样的变化能够很容易地变更土壤的新陈代谢，进而影响到它的生产力。这些变化也意味着使从前受压抑的潜在有害生物从它们自然控制之下得以逃脱，并上升到有害的地步。”
科研证明，在各种情况下，鸟类对昆虫控制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在特定生态系统中，杀虫剂不仅杀死了害虫，而且杀死了其主要的天敌，即鸟类，此后在有害昆虫卷土重来时，就没有鸟类制止它们的增长了。这就是在使用过某种杀虫剂的农田里，曾经危害此处庄稼的害虫变本加厉的原因。
另外，与土壤生命世界休戚相关的一些化学转化过程受到干扰。某些杀虫剂施入土壤会减弱硝化作用，菌类和高级植物根系之间的奇妙而有益的关系遭受了破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虫剂无限量地使用，许多害虫却能安然无恙，因为它们产生了耐药性。有研究成果称：“对昆虫真正有效的控制是由自然界完成的，而不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昆虫超过了七十万种，地球上的动物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昆虫；这些昆虫基本上为自然力量所控制，可利用的食物数量、气候和天气情况、竞争生物或者捕食性生物，都成为限制它们过度繁衍的环境因子。在生物界的各种场所，捕食者和寄生者们，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昼夜，相互之间在为生存发展而永不停息地奋争着。一旦环境因子的限制作用遭到人为破坏，某些有害昆虫的繁殖能力就会得到充分施展。
于是，一方面昆虫的抗药性呈现着增强的趋势，另一方面控制昆虫仍然依赖着杀虫剂。新一代杀虫剂被研发出来，在第一时间内被推广使用，暂时会取得一定的杀虫效果，但是不久以后会因为被适应而失效；另一种杀虫剂就会应运而生，但是不久又会因为被适应而失效。“迅速发展的技术会为杀虫剂发明出新的用途和方法，但是人们总会发现昆虫仍然安然无恙。”昆虫对一代又一代的化学药物相继产生抗性，会给防治虫害工作不断提出新问题：下一步又该怎么办？
储存在人体脂肪组织中，损害人的机体 在滴滴涕时代来临之前，人体组织中不含有滴滴涕或者其他同类物质。“在 1954—1956 年从普通人群中所采集的人体脂肪样本中平均含有百万分之五点三到七点四的滴滴涕。证据说明，从那以后平均含量水平一直持续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数值。当然，对于那些由于职业和其他特殊原因而暴露于杀虫剂的个别人，其蓄积量就更高了。”
人体，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生态世界”。医学研究发现：“在一个小部位上的变化，甚至在一个分子上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系统，并在那些看来似乎无关的器官和组织中引起变化。”化学药物对人体健康的损伤，通常是从作用某个器官或者某个部位开始的，这一组分就成了化学药物全面侵入人体的突破口，尤其是核心器官一旦遭到侵害，对人体的影响是致命而迅速的。
化学药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呈现积累趋势，进程和程度取决于每人一生所摄取的化学药物总剂量。一个接触到化学药物的人，毫无疑问地会使毒素在他体内累积起来，虽然起初没有发生突然的和引人注目的症状。比如“氯化烃在人体的贮存是通过极小的摄入量而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毒性物质进入到人体的所有含脂肪的组织中。”“脂肪非常广泛地分布在全身的器官和组织中，甚至是细胞膜的组成部分”。脂肪组织不仅是贮存脂肪的地方，而且还有许多重要功能，所以“脂溶性的杀虫剂可以储存到个体细胞中，它们在那儿能扰乱产生氧化和能量的极为活跃的人体基本功能。”
氯化烃之类的杀虫剂损害肝脏，进而降低肝脏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肝脏是人体内部核心器官之一，具有多方面的人体功能和防御功能。肝脏受到伤害，不同程度地削弱了肝脏功能，诱发肝炎、肝硬化等肝脏疾病。“肝炎的上升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一直持续地波浪式上升。”这个现象与杀虫剂的推广使用进程联系在一起。
有机磷酸盐之类的杀虫剂，不仅毒性强，使与之接触的人急性中毒，而且专门破坏人体中具有保护作用的酶。********、甲氧氯、吩噻嗪、二硝基化合物等杀虫剂，具有阻止细胞氧化的作用，剥夺细胞中的可用氧。生物化学研究表明：人体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能量供应，不是由体内某个专门器官来完成的，而是由身体的所有细胞来共同完成的。“一个活的细胞就像火焰一样，通过燃烧燃料去产生生命所必需的能量。”生物氧化作用的大部分过程是由细胞内部被称为线粒体的极小颗粒来完成的，同时大量能量在这儿被释放出来。氧化作用的每一步，都是在一种特定酶的支配与促进下进行的，任何酶遭到破坏或者被削弱了，氧化作用就会停止，再也没有能量产生出来。如果人类胚胎出现缺氧情况，它就会发育成先天畸形；人体断绝氧供应，正常细胞就会转化为癌细胞。
氯化烃和有机磷酸盐，这两种杀虫剂都直接影响神经系统。“虽然作用方式有所区别，（但是）这一点已经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和对人类的观察搞清楚了。”这些杀虫剂与人类的精神疾病，诸如记忆衰退、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联系起来了，只是患者症状表现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不同人群对于同一种杀虫剂敏感性不同。“错乱、幻觉、健忘、狂躁”等精神疾病，成为使用杀虫剂所付出的又一个代价。
许多被用作杀虫剂（包括除草剂）的化学物质，具有放射性影响，会损伤生物活细胞，干扰正常的细胞分裂，可能改变染色体的结构，进而引起遗传基因的突变。新生命的诞生源于生物体的细胞分裂，细胞内部遗传物质的精确传递使每个物种保持其固有而永恒的性质。每种生物在实现自我发展过程中，内部既存在着自我更新的一面，又存在自我保持的一面。遗传物质的独特性，造就了地球上特定的生命形式；遗传物质的丰富性，让地球上的生物呈现出多样性。“细胞分裂的过程对于地球上所有生命来说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人还是变形虫，无论是巨大的水杉还是极小的酵母，如果没有了这种细胞分裂，便都不能存在了。”生物变化的内部机制，是生物经历了亿万年演化的结果。自从用作杀虫剂和除草剂的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以后，生物的演进规律受到挑战，因为它们能改变动物和植物的遗传物质。
实验表明：“被多种苯酚处理过的植物的染色体遭到了严重破坏，基因发生变化，出现大量的突变和‘不可逆转的遗传改变’。”用于制造杀虫剂的氨基甲酸酯，其中的两种被用于防止储藏中的马铃薯发芽，就是利用氨基甲酸酯来中断马铃薯细胞的分裂作用。这一点已经被证实，而其中一种马来酰肼被推测是一种强大的致变物质。
一些农药被定为致癌物，是引发癌症和白血病的元凶。癌，源于“细胞突变”。致癌物之所以能让人患上癌症，是因为它们“都通过破坏正常细胞的呼吸作用而剥夺了细胞的能量”，从而引起细胞突变，而突变在慢慢积累，突变的细胞不规则增生，这个增生物就是癌（癌瘤）。癌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正是癌细胞集中积累的过程。
癌症有时需要两种化学物质相互影响才能发生。一种化学物质先使细胞或者组织变得敏感，然后在另一种化学物质或者促进因素的作用下才发生真正癌变。比如某种化学药剂侵入人体组织，埋下癌变的种子，尔后另一种化学药物加入进来，两种化学药物共同作用于某个人体组织，癌变就会实际地在此发生。同时，癌症可能在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比如白血病的发生可能分为两个阶段：恶性病变的开始是由X射线引起的，此后摄入的化学物质则起到了促进作用。“与癌有关而最早使用的农药之一是砷，它以砷酸钠形式作为一种除草剂出现。在人体及动物中，癌与砷的关系由来已久。”
“在农药盛行的现代时期，白血病的发病率一直在稳步上升。”有医生认为：致癌物会引起人类白细胞增多症，这些化学物质与白血病以及其他血液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据众多白血病患者与某些农药接触的病例，有些血液科专家断言，这些病人毫无例外地曾经暴露于各种有毒化学物质，主要包括喷洒苯、氯丹、六氯化苯、硝基苯酚、石油蒸馏物等药剂。白血病源于化学药物或者放射性打击人体组织中的细胞，最重要的是骨髓、淋巴等造血组织中的细胞，导致这些组织中细胞发生突变，这个突变使得细胞摆脱了维护细胞正常分裂的机体的控制。单个或者多个这样的细胞就可能不规律地增殖起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积累起来而形成肿瘤。
白血病患者儿童所占比例较大，迅速生长的儿童身体组织能提供一种最适宜癌变细胞发展的条件。有关专家指出：“不仅白血病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增长，而且它已经在三到四岁年龄组中变得极为普遍了”，“这种在三到四岁年龄之间所出现的白血病发病峰值，除了这些儿童在出生前后暴露于致变的刺激物来解释外，很难再找到其他解释了。”
积储在成年妈妈身上，通过遗传物质而遗传给新生婴儿。新生婴儿，无论是吮吸母乳还是接受乳品喂养，都会源源不断地从母乳和牛乳中摄取一定剂量的农药残余，同样会在脆弱的身体里积累，伴随着身体长大而体内农药残余的剂量也在一并增加。当然，新生婴儿同成年人一样，不但每日每时从食物中摄入一定剂量的农药残余，而且必然通过饮水、呼吸等途径接纳剂量不等的农药残余。环境中农药残余水平越高，孕妇体内储积的数量就越大，相应地，婴儿体内的农药残余剂量也就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