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庆文化的起源与自然地理因素
从源头上看，重庆文化既具有中国文化圈的基本特色——封闭性大型农业社会特色，又具有自身独有的地域文化风格。而自身的特色和“多姿多彩”，主要是由重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所造就的。重庆先民创造的，适应地理环境的生存模式、思维定式、游戏规则，都是受到重庆核心价值观驱动的。这个核心价值观，使重庆先民：“一旦组成社会，就会产生集体意识和社会规律。集体意识不能还原为个人意识，它具有强制性，使个人服从于社会的力量。”反过来，重庆文化模式经过世世代代的遗传和发展，又形成了具有重庆区域特点的社会环境和独特氛围，加固和突出了重庆核心价值观。为此，我们首先从中国文化环境入手，考察形成和制约重庆地域文化的环境条件。
一、重庆文化的起源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开篇写道：“中国是一个文化发展很早的国家，他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在世界史上上古部分里，同应占到很重要的篇幅。但中国因其环境关系，他的文化，自始即是走上独自发展的路径”。因为“人类文化的最先开始，他们的居地，均赖有河水灌溉，好使农业易于产生。而此灌溉区域，又须不很广大，四围有天然的屏障，好让这区域里的居民，一则易于集中而到达相当的密度，一则易于安居乐业而不受外围敌人之侵扰。在此环境下，人类文化始易萌芽。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印度河流域，莫不如此”。
钱穆还指出：“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籍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丫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渭汭、泾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
按照钱穆的理论，黄河、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们对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孕育，实际上有赖于具体的支流与干流之间，支流与支流之间交汇的“水丫杈”地带。或者说无论哪一种文化的起源，都必须有水丫杈作为基本条件。
所以，重庆文化的发源地，在其中心部位的今渝中半岛的朝天门一带，是合理可信的。从这里到长江三峡的广大地区，与西方学者所谓“人类最初发源地”的东非大裂谷同属世界范围内造山运动活跃时期的产物，符合国外人类起源理论的人类发源条件，这里又是嘉陵江和长江两条大江的交汇处，实实在在地具备了钱穆先生提及的人类发源地其他条件。所以，有些资料说，科学家们早就希望在这里揭开人类诞生的秘密，有的学者则干脆认为：重庆地区不但很有可能是重庆文化的源头，而且还有资格成为中国乃至人类文化早期的摇篮之一。
上世纪下半页以来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支撑这一猜想的证据。从1985～1986年，考古人员在重庆巫山庙宇镇龙坪村发现了距今204万年的直立人化石。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巫山直立人”简称“巫山人”的珍贵化石。这一考古发现比以前历史教科书上提到的我国最早的人类化石——云南元谋猿人的年代，足足提前了30万年。这一发现至少说明，重庆地区很早就有早期人类在活动，是毋庸置疑的。重庆文化的发源时间，也应该是很早的。这一发现还为：“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的说法，提供了支持。
1994年以来，国务院组织的“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在三峡工程淹没区共发现了文物点1282处，其中有50多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明遗址。这一发现，已经说明了重庆这个“水丫杈”地带，孕育了早期的重庆人的祖先。“更令科研人员激动的是，已发现的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化遗址，南方与北方的石器制造工艺截然不同，而在三峡地区的石器制造工艺正好是介于南北之间的过渡形态。”
这些发现，除了证明重庆文化是“独立发生的”，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还说明重庆文化既然在南北文化过渡地带，所以完全可以兼有南北文化的特色。这些发现对于本课题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
二、“巴渝”的范围与重庆
前文说过，用“巴渝”的概念来特指重庆，还存在些必须解决的难题，需要加以界定和厘清。
首先，重庆简称“渝”，是因为嘉陵江古称渝水而得名。
但是，嘉陵江上游的四川南充，也是“渝水”流域的中游地段。重庆学者引用古籍所载“巴西阆中有渝水”，来说明“前人关注巴渝文化，至少比四川建制早千余年”，但我不得不指出，用这个证据支撑巴渝文化特指重庆的命题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个证据，要么证明巴渝文化属于四川和重庆共有；要么证明巴渝文化的所指是四川，而不是重庆。无论如何，那个出处里的“巴”和“渝”都指的是四川阆中，而非重庆的辖区。许多资料都记载有：阆中是“战国时秦慧文王所置，隋改为阆内县，唐复改为阆中县”的内容。所以，如果用这个证据来说明“巴渝”指代地名，支撑“巴渝”特指直辖重庆范围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如果把“渝”的内涵去掉，“巴”的范围所指就更加庞大和模糊。据四川大学童恩正考证：“巴”，最初指湖北清江流域的一个部族名称，后来又代指“国家”，再后来发展为一个指代区域的名词。而“巴”指代的区域，也不仅是重庆，而是一大片模糊的区域。除重庆直辖市的范围外，盆地北部的达川地区属于巴的范畴，称大巴山；汉水中游到长江中游一些地区也属于“巴”。如湖南的岳阳，古称巴陵；湖北（鄂西）
一带，古称巴东；江西也有叫“巴山”的地名。可见“巴”指代的区域也并非只有重庆。
关于“巴”的指称和范围，当然说法不少，但在湖北学者群中，有一点共识，即把“巴”的地域范围大体界定在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的地区。
这也与《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巴国疆域变迁的范围大体一致。相传在春秋以前，巴人居住于武落钟离山，首领是廪君。
春秋战国之际向西发展，最终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巴国，形成巴文化。在民族迁徙的过程中，巴族的文化得以沿途传播，也得以与其他族群进行文化交流。所以，如果不把重庆以外的“巴”地指出来，说明为什么要用“巴渝文化”指称重庆文化，至少不容易得到周边省区的认同。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在学术界澄清这一点以前，我还是用最简单和直接的“重庆文化”，来指代本文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我想，至少对于愚钝如我辈的大多数人来说，把研究对象主要限制在直辖重庆行政区，虽也有种种不足，但所指至少要具体一些，简单一些。
三、亿万年沧桑与重庆“江、山”
四川盆地的形成历经亿万年沧桑变化，这本身就是重庆文化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远古洪荒年代，四川是一片汪洋。川西海拔3099米高的峨眉山，曾经是一个孤岛。在包括广元、峨眉、马鞍山等景区的半山腰岩石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曾是水中物的遗痕。
大约四亿年前，志留末期的地壳运动，使四川脱离了海水，现出最早的陆地，形成盆地。到了中生代（约公元前23000万年～公元前6700年），四川盆地重新积水，形成“巴蜀湖”。中生代时期，也是盆地煤、气、油、盐等矿藏的形成时期。到了大约70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以后，“巴蜀湖”逐渐缩小为“蜀湖”。以后，岷江等河流的泥沙流入湖中逐渐堆积，淤积为今天的盆地西部平原——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界。
盆地东部重庆一带，地理变化比较复杂。由于地壳的挤压和褶皱运动，形成东西走向，平行排列的山脉。这些山脉，经过亿万年的河流冲击、切割而形成许多峡谷。长江在切穿巫山山脉后，两岸屏列着起伏不断的奇峰绝壁。所以，险峻的地形，磅礴的气势构成了大三峡地貌的主旋律。以长江三峡为代表的许多小三峡，诸如巫山小三峡，大宁河小小三峡等区域景观，也是地壳挤压和皱褶运动的产物。
据重庆旅游学院专家指证，重庆市大部分地区处于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带，由数条东北→西南走向大致平行的典型隔挡式背斜组成。东部的主要山脉有大巴山、巫山、七曜山和武陵山等，西部的山脉主要为华蓥山的南延部分。
市域北、东、南三面以中山为主，且大部分山地的海拔在1500米以上。中部及西部以海拔300～400米的低山、丘陵为主。
全市最高的山峰位于东部巫溪县与湖北神农架交界处的阴条岭（又称太平山），海拔2796.8米；最低处位于巫山县东部与湖北省交界的长江水平面，高程为73.1米；两者相对高差达2723.7米。大体上看，重庆辖区的主要城镇大多分布在长江沿线，具有山多河多的地貌特征，山脉连绵，河流纵横，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在重庆境内流程665公里，以长江干流为轴线，汇集了上百条大小支流。重庆地势从南北两面向长江河谷倾斜，起伏较大，构成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状态，平均海拔为400米，大多呈现出“一山一岭”、“一山一槽二岭”的形貌。
第二节 重庆地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生成
一、古代重庆恶劣的自然环境
和“同囿”而富饶的川西平原相比，目前属于重庆行政区的盆地东部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加上“西高东低”的中国地形特点和狭窄的峡江疏水通道，使地处下游的盆地东部的洪灾比西部更多；洪灾之后的瘟疫瘴气等自然灾害，又给重庆先民生活平添了更多的痛苦。杜甫在《梦李白》一诗中，说李白被流放到“江南瘴疠地”。而李白那次流放，恰好是到了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就遇赦返回，那地方就是今天重庆直辖市的辖区。与之相照映，李白也写了一首妇孺皆知的著名诗篇《朝辞白帝城》。其中的千古名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中流露的狂喜，也能从反面映衬出李白对白帝城——重庆市奉节县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由此，约摸可以看出盆地东部在一千多年前，生活条件是艰苦恶劣的。
除了唐代大诗人李、杜的诗句外，巴人祖先的流放历史，也证明在巴楚一带，自古环境条件就比较恶劣。在关于巴人首领廪君率领巴人部族东迁的一则神话中，多少反映了当时自然环境的恶劣情形。
传说巴人领袖廪君的故乡有五大姓，在争夺巴人领袖地位时，廪君脱颖而出。之后，他率领巴人从夷水走到了盐水。
据《水经注·夷水》载：廪君率部从夷水迁移。至盐水，盐水女神爱上了廪君。她想让廪君留下来与她成亲，廪君不允，女神便让当地的众多小精灵幻化成小虫，飞起在空中，虻虫遮天蔽日，廪君无法启程。廪君无奈，设计让人把一缕发丝带给盐水女神作为定情信物，要女神务必随时系在身上。盐水女神不知是计，高兴地系上了这缕发丝。次日，廪君率众启程，女神又飞起在空中时，廪君一眼认出，用箭将她射死。
又率部顺流而下，在夷城一带建起家园。
与这则神话类似的资料，在《世本》、《晋书》、《汉唐地理书钞》辑《盛弘之荆州记上》……等古籍里都有记载。从廪君迁夷的故事中盐水女神的“飞虫蔽日”阵，可以隐约推想当年的自然条件特色。这就是蚊蝇虻虫等小毒虫充斥的自然环境。早年巴地的先民受尽秽草、毒木之苦，也多少说明了那一带自然条件，比起平原地区的气候条件来，是很恶劣的。
宋玉在其《风赋》中，把楚地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称为“庶人雌风”，并作了活灵活现的描写：
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齰漱获，死生不卒。
宋玉把“风”神化的描写，和廪君东迁一样，虽是写楚地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但在与楚相连的巴地，气候条件也与之大同小异。所以，在这些描写中，古代巴人的生活条件。
马克思认为，远古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根据这个道理，关于“蚊蝇虻虫多得遮天蔽日”的神话，也应当是当时当地的先民以“自然界和社会形态”为原料，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
换言之，巴人神话和宋玉《风赋》展示的，正是古代巴、楚一带的某种恶劣的气候条件。
二、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内核的关系
那么重庆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内核，即重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什么关系呢？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善于思索的人们——哲学家、历史学家、智者，在考察了各民族之间的异同后认为，各民族之间的异同是地理环境作用的结果，或者认为是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所致。我国古代学者也注意到了环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华阳国志》作者常璩说古代巴郡：“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就直接反映了民俗民风和生存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好义、敦厚”的重庆先民群体性格无疑也是在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重庆群体的一种由自然条件所制约的集体无意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旅行家巴斯蒂安自1850年至1905年间，曾九次环球航行，并在美洲、非洲、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等地区进行考察。他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原始观念’即人类的原有天性，或具有统一性的人类共同心理，其表现在哲学、语言、宗教、法律、艺术及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而原始观念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观念’”。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创始人拉策尔则认为：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支流，是地理环境因素使然……可见，在人类学家看来，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形成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观点，也为我国20世纪以来的许多学者所接受了。例如胡适曾就地理环境与神话的关系指出：
中国是一个朴实而不善于想像的民族。他们生活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需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诗三百篇》中，竟没有神话的痕迹。
在胡适的这段话里，地理环境对于文化产生和特点之形成的意义，是无须怀疑的。同时，撇开黄河流域以“诗三百篇”写实文学为代表，和“南方民族”以神话文学为代表的旨趣不谈，单把这段话中有关南北文化差异的理由借来比较重庆自然气候条件和南方山清水秀的扬州、益州（成都）的情形，竟如量体裁衣一般，酷似对重庆古代先民恶劣的生存条件的写照。
正是由于气候炎热、瘴气浓重、毒虫肆虐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重庆地区先民的生存条件和“同囿”的盆地西部一马平川，气候温润的自然环境相比，平添了诸多艰苦和严酷。
加上盆地东部山高坡陡、交通不便，爬坡上坎、耕作困难以及缺乏水利工程的生存条件，重庆先民靠天吃饭，种“望天田”的无奈，与盆地西部的生存条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艰苦的生活环境，一方面铸就了重庆先民顽强、勤奋、吃苦耐劳的韧性和忠勇、豪爽的群体性格；另一方面，先民随时面临饥饿、疾病、伤痛的威胁毕竟情非所愿。在天赐匮乏，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里，邻居的互相扶助，是维持群体生存的重要内容；这些生活方式和特点，使这个社群推崇人际关系“互助互爱”的和睦氛围，这是群体生存的重要因素。
但是，要维持长久的互助关系，人际关系是来不得虚假和“应付”的。也就是说，生存条件决定了重庆先民不能不推崇、提倡、身体力行“耿直、抱团”和无私互助的社会公德，否则，人际关系链条出现裂痕以至断裂的几率便会大增，群体力量一旦弱化，生老病死的威胁，难免更严峻地横在重庆先民面前。可见，艰苦的农耕条件，本身就是重庆“耿直、豪爽”民风的根源之一。
除传统的农耕方式外，水上谋生是重庆先民的另一种重要生存方式。笔者也曾体验过木船水运的艰险。在水急滩陡的险境面前，纤夫时时要齐心协力，与惊涛骇浪、激流险滩搏斗。在浪急滩险的紧要关头，每个纤夫都必须竭尽全力，共度险滩。倘若有一人躲奸（松劲），纤绳一松，其余人吃不住劲，难免立马被纤绳扯下岸坎。一旦发生船毁人亡的悲剧，谁也不能幸免……
东西走向平行排列的山脉被切割成众多的峡谷，形成盆地东部众多的水道。而三峡水道又以高江急峡，滩多水险为显著特点。所以，在峡谷水道求生活的先民，随时被笼罩在生死难料的阴影下。川渝民间俗称船夫是“爬狗子”，是“死了没有埋”的活死人。这些从千百年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俗语，活脱脱地道出了水上营生的艰难。
水上谋生的活计，使得不管是拉纤的还是掌舵的，大家的生死祸福都是捆在一起的。日晒雨淋、狂风暴雨、洪波险滩、饥寒伤病大多只能在船上解决。谁敢说没个意外？谁敢说“万事不求人”？为了活命，大家必须抱团互助。生活方式的特点，使得水上求生活的先民必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耿直、粗豪的群体氛围便是这样形成的。
无论农民还是船夫，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由于时时挣扎在生死关头，群体内部的协作、互助的本能容易被充分激发出来，以利共同与天然奋斗，争取生存和繁衍。此外，由于求生的艰难，先民无疑格外珍视凝结着群体和个体血汗的每一分财物和每一寸地盘。决不允许任何外来强敌欺压抢夺。
这样，重庆先民在对付外侮时舍命相拼和宁死不背叛群体利益的生命精神，外化为重庆耿直、尚武、忠勇的地域群体性格，就是自然的了。
三、重庆地域文化的壮美基调
船工拉纤的营生，使这一部分先民总是以：“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的行为标准生存。这倒不是说重庆先民都有哲学头脑，而是因为不管是拉纤还是掌舵，大家的生死祸福都是捆在一起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川江船夫当中的一个老头，从家里带了几个玉米饼，编成一串挂在屁股上。被同伴发现，却没有让大家分享，于是全船船工都把他嗤之为“吃独食的崽儿”，把他给“孤立”起来。大家吃饭也不叫他……惩罚“吃独食”的习俗，无疑是世代流传下来的水上求生者的“老规矩”。我以为这个例子，比经典记载的论述，更容易看出川江船民抱团、互助的伦理标准。
天赐匮乏的环境因素，要求时时在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下生存繁衍的地域群体，必须推崇互助互利，同舟共济的价值观。长此以往，“社会规律”强制个人服从社会力量的作用，必然地使推崇互助利他的行为，转化为人人希望得到耿直仗义，肯帮忙的“好”名声的价值取向。这种崇尚互助的群体性格，其内核就是一种“质直好义”的群体价值取向。因为一个社会群体，由于时时挣扎在生死关头，群体内部的协作、互助的本能容易被激发和调动起来，以利共同对天然奋斗，争取生存和繁衍。因而性格粗豪，崇尚“抱团”、“好义”、“尚武”的“豪侠之气”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我们对十多个传统的重庆家庭作过考察。内容主要涉及人际交往，待客的原则，饮食习俗等方面，比较的参照主要是成都。获得的一些材料大致可以窥见一些重庆地域民间习俗的特色。
在川西平原，人际关系很讲究“艺术性”。在川西农村的许多地区，讲究“礼尚往来”，注重“技巧”。人们往往煞费苦心，尽量用较少的钱，换取礼物“看起来重”的效果。例如买同样价值的礼物看病人，有的农村人宁可扛一筐红橘，不愿提两公斤同样价格的奶粉；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多，显得这份礼“好看”。在待客的方式上，川西习俗也往往追求色、香、味、形方面的美感，追求“好看”和礼数的周全（有时难免忽视了客人是否饥肠辘辘的生理需要）。
和西部习俗相比，在盆地东部的重庆习俗中，人们似乎没有富余的精力去追求人际关系的巧妙、情趣和“效率”。有的重庆人把川西人处心积虑，追求请客送礼时的“好看”，称为“不耿直”。有个并不富裕的男子对笔者讲起这话的时候，颇有豪气地说：“我送得起就送，送不起就不送，不来那些花架子。”为此重庆民间还编派了不少“言子”挖苦成都人的“虚伪”习俗。比如：“花花绿绿的一大桌子，没得几片肉——净是凉拌萝卜丝。”下面这段重庆人编派和挖苦成都人的“言子”，相当有代表性：
重庆甲先生因为上次来成都乙先生家做客，先吃了饭才去拜访。结果甲被乙好一通怪罪：“到了成都不来我家吃饭，不耿直，看不起兄弟。”甲心想这次耿直点，准备到乙家用饭。
天擦黑到了乙先生家门。
果然乙先生满脸堆笑地迎上来，给了一个传统“国问”：
“吃晚饭没有”。甲实话实说：“还没有”。岂料乙先生话锋一转：“哎呀，还没吃呵，赶紧点，对面铺子还没关，去尝尝我们成都的钟水饺，红油清汤都有，只要二两就够了”……
类似重庆言子，有明显的地域褒贬立场，其中不乏偏激和夸张甚至恶意贬损（编派其他地区的笑话，显示地域自豪感，大概是各国民间文化的一个特点，实际上诸如陕西人编派河南人，南京人编派上海人；英国人编派法国人；
苏格兰人编派英格兰人之类的活故事，都是不难采集的）；
但透过这种“偏激”，我们也可以看到创作这种言子的地域群体讲究直来直去，讲究耿直豪爽的价值取向。说到这里，我还必须声明：任何地区——包括成渝两地的地域民俗，本无“优劣”可言，而且由于盆地东西部人口的迁徙、通婚，造成了文化的水乳交融。川渝文化早已互相渗透、交叉，今天在重庆人中看到小气鬼，在成都人中看到豪爽劲，早已不足为奇。
注意了重庆人群体价值取向对“耿直豪爽”的崇尚，不难发现就是在今天的重庆民间，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依然言必称“耿直”。许多人既赞赏交往对象“豪爽、耿直”的豪举；又乐于通过帮助友人，赢得“耿直、仗义”的赞誉和“行侠仗义、耿直朋友”的美誉。由此可见，重庆民俗忌虚假和“应付”，推崇“耿直、豪爽”的遗风，至今尚传。
《华阳国志》说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一首歌的歌词“火辣辣的妹子，铁铮铮的汉子”描写重庆青年的性格，也是对重庆地域文化特色的比较贴切的比喻。
此外，由于生活艰苦，时常处于体力消耗大和高湿度、高气温、高气压的生活环境，重庆先民比生活在物华天宝、气候温润地区的成都先民，更偏爱麻辣等刺激性大的口味。
尽管同属川菜一脉，但重庆特色突出地表现于麻辣味大的火锅，其余菜肴的特色也主要在于麻辣味大。这种饮食特色，既是地理环境使然，也与重庆人“耿直、粗豪”的文化习俗有内在的一致。
所以，重庆先民“时时与天然奋斗”的生命历程，齐心协力、奋发进取，才能有利于生存的价值取向不断得以凝固、积淀和延续。长期对耿直仗义之类行为的渴望和推崇，形成了以之为内核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彰扬和崇尚为他人（注意：传统文化的豪侠精神是为他人，而不仅是为群体。）两肋插刀的豪侠风范。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以十个字来概括重庆文化的根本特色：“耿直、粗豪、尚义、忠勇、抱团”。
在上面的讨论中，不难看出重庆文化特色主要是由地域生活环境所决定的。换言之，重庆社会群体“耿直、豪爽”的集体无意识，与先民“天赐匮乏”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而天赐匮乏本身，又是自然地理环境的结果。所以我们说，重庆群体价值观的形成，是由艰苦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铸就的，不是由“传播”来的。而重庆先民推崇顽强、勤奋和吃苦耐劳的韧性和崇拜忠勇、豪爽的群体性格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也不是偶然的。具体说来，由于饱尝了求生的艰难，重庆先民格外珍视凝结着群体和个体血汗的每一分财物和每一寸地盘。由此也孕生了珍惜财富，讲究在外敌威胁面前奋勇争先，舍命相拼的凶猛和宁死不放弃个人和群体利益的豪劲。在对外作战的时候，重庆军民历来具有奋不顾身的精神。后人说重庆先民“天性劲勇”。也是对重庆地域生命精神的赞誉。
从重庆自然地理环境和早期文化形态不难看出，“耿直、粗豪、尚义、忠勇、抱团”的重庆地域文化风格不是偶然的，其深刻的根源可以从环境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找到。这种群体价值观，一旦成为地域文化内核，就会像人体遗传基因一般，作为文化遗传基因，世代遗传。而且这个地域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在这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血液中，世世代代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