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一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10月5日，文素勤病逝，终年52岁，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意深长的《祭母文》，这是一篇495言的骈体祭文，他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毛泽东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是我们中国人绝大的福分，一个善良的母亲养育出来的娇儿，成了中国人的最高领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母亲，你会惊讶地发现，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在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始终带有某种佛家的慈悲色彩，而人类在大的变革和激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是和平时代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不要说成吉思汗鞭挞欧亚大陆和中国历史上十室九空和人民相食，看看法国大革命、希特勒的纳粹、斯大林的集体化就知道了。
毛泽东为什么不留学？这是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最重要课题。惦记着叫孩子出国的人更是一定要查阅毛泽东对留学的论述。
作为湖南青年赴法的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许多赴法会友都曾力邀他同行，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还来信劝他出洋，他仍然留了下来。这是一个伟大的跃进，这是毛泽东拒绝虚名，不再走世俗认可的上进之路的标志。这个信号明确显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他要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走出乡关求学到长沙投笔从戎，再到退学自学，他一直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甚至在一师他依然徘徊在校长门外准备再次退学，他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留在了一师，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安分的，他终究要走自己的路。
没有钱是毛泽东给关心他的朋友们的一个简洁理由，但在毛泽东与周世钊的通信中，表述得是相当清楚的，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
留学的关键在于留学的目的是什么，要是为了出国，到白人的国度里生活，那是人各有志，没什么好说的。一个人如果不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事，就相当于家里面没有生过这个孩子一样。如果是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回国应用，则是最正确的，例如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以及两弹一星的许多元勋都是榜样。其他的出国留学实在是不敢恭维，因为效果实在一般般。八十年过去了，毛泽东说的依然有效。
毛泽东热情支持他的同伴们留学，自己却没有出去，一师毕业的毛泽东，拒上北大预科，最后不去留法，这是因为他一路走来始终没有忘记读书是为了应用。留学这把戏骗不了他。他不是为了虚名读书的，其他人视作理想与归宿的某种好职业对他来讲没有吸引力，他显然没有准备从事某种终身的职业。他是一个行动者，在学问大家的虚名与世俗领袖的实力之间，他选择后者。
但是中国长时间存在两种极端：在许多人全面地倒向西方，精神上臣服于西方文明的时候，有些偏执者紧抱着中国的传统拒绝接受西方文明，只有毛泽东意识到了中西将各占半壁世界，这才是最正确最高明的观点，在今日看来依然是高屋建瓴。西方比我们先进是事实，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科学和技术上，但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比我们高明，思想、哲学、社会学、历史这类知识不需要出国。
知识、金钱、武力：最世俗也最有力量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北大之行带来的新鲜感被现实生活的紧迫感代替，毛泽东在思想上的进步不能直接改变他的社会地位，既然他拒绝出国，拒绝上北大，那他在世俗中就依然只是一个中专生，最先的落脚点就是在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推荐下，当了个小学教员，工资不多，刚刚够吃饭。
中国社会已经不是那么从容和平稳，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期，历史已经给毛泽东留出了学习的时间，再也没有耐心了，中国社会已经是火山爆发的前夜，炙热的岩浆已在翻腾，酝酿着最后的爆发。
我们先看看自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辛亥革命是个好事情，清朝贵族自从1840年后，堕落成洋人的走狗后就已经注定了它彻底消亡的命运，中国人不再需要跪下了，改成握手了，中国人不再被强迫地称呼别人老爷了，改称先生了，中国没有政府了，今天是南方人说了算，明天是北方人说了算，但要是以为中国没有了皇帝就会自动进步，那就大错了。大英帝国至今日尚保有皇室，法国人把路易十六砍了，却又欢呼拿破仑来当皇帝。对一个国家来讲，有没有皇帝不重要，关键是握有权力的人做些什么，清廷贵族已经证明他们失去了当政的资格，孙中山先生试图说明他当领袖是合适的，但他没有力量，手握军权的袁世凯说他是领袖，于是老百姓就得认他当大总统，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不是想着考虑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利益、人民的生活，而是想着当皇帝，于是乎拥护他的力量也分裂了。中国内部四分五裂，外侮扑面而来。
20世纪初的世界最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发生在欧洲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的战争，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战争的结果导致以德国为首的几大帝国的覆灭，导致大英帝国的衰落，导致俄国十月革命，导致美国的崛起，以及日本的兴起，给中国带来的不是荣誉和利益，而是侮辱和伤害。
世界历史将会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就是欧洲人为什么在科学的助力下，没有向外征服全球，而是自己互相掐？不管怎么说，这使得我们中国在最弱的时候，没有面临欧洲最强大的强盗的直接殖民进攻。
当时代表中国的是北洋政府，它的总理段祺瑞借了日本人的钱，提出对德国宣战，加入对德战争。我们不用讨论段祺瑞的目的了，因为这一政策根本没有机会实施，国内各派纷纷反对，结果就是中国死的人（主要是劳工）比日本还多，可是没有获得任何利益，反而面临进一步的屈辱和伤害。
1919年4月30日，世界强盗们的分赃大会在巴黎召开，中国成了强盗们的牺牲品，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益转送给日本。消息传来，北京学生在5月4日首先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立刻震动了全国，活不了了！活着没有意思了！对洋人、对上层长年累月郁积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为了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毛泽东、何叔衡等改组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一个多月内，毛泽东就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得亲自上街叫卖，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毛泽东撰写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这个时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热情欢呼：“时机到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绝不是一篇空洞的文章，虽然还有点泛泛而谈，但毛泽东开始关注统治者的力量，无非就是“知识”、“金钱”、“武力”。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接近这些世俗的力量了，至少在概念上他知道是这些东西起着作用，唯一的问题是他尚没有意识到这些是他也能并且应该完全把握的力量，而且是唯一的力量。在把握力量之前，他还需要探索。
“五四运动”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具有先进性，真正具有先进性的力量是一种矢量，是一种同时包含正确的方向、积极的力量，是一种需要酝酿发展、持续作用的恒定力量，就如同牛顿定理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想改变某个物体的运动状态，就需要将恒定的力量或者增加的力量施加其上方能完成，而不是火药式的爆发。“五四运动”更像是一种绝望情绪的大爆发，它是大学生产生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感觉后的应激反应，强权人物已经不再代表国家民族，而是只管自己的利益，为此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换取自己小集团的苟延残喘，在损害大众利益的同时，将想依附于他的知识界也扔到了一边，民众麻木地忍受着，知识界忍不住叫了起来，当然在失落中奋起，得到的是跌落和进一步的绝望，于是有的人迈出了决绝的一步——走革命之路。所以说“五四运动”起到了为共产党准备干部的作用，是一个相当积极的评价。
“五四运动”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
“五四”是一个岔路口，一条道是继续修修补补，一条道是彻底革命。
“五四”捅破了最后的一层窗户纸，它撕破了所有人的面纱，逼迫所有人做出选择。
“五四”意味着屈辱和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没有科学技术，没有工业化，没有组织力的中国面对的屈辱并没有完结，而是会再一次降临。
“五四”是毛泽东在社会大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面，他的第一声不同凡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自小向往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与地位，在一师的岁月这一理想放大成了向往中外圣贤，此时他最崇敬教育的力量，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一出世，人们的思想和世界就会得以改造。北大之行和“五四运动”的现实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认识，他感到需要有一个“透底的变化”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我们”作为主语使用，这种用语上的差别，预示着他的心理、思想情感都在发生某种变化。
从这以后，他逐渐将自己化身为人民的代表，总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内，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孙中山先生拒绝万岁，因为他认为万岁是帝王的称呼，而他的使命是推翻帝制，看上去很高尚，但他显然忽略了领导者的力量来自人民的跟随和拥护，当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回应人民的渴求呢，他在拒绝万岁的同时，也拒绝了依附，其实也意味着拒绝了民众。毛泽东则是真正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最终当人民发自真诚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回呼“人民万岁”，把他和人民化为一体。
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军阀一棒子打翻了他的小小地盘。《湘江评论》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
《湘江评论》这本杂志只存在一个多月，但给毛泽东带来了追随者，不少进步青年，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觉悟的，这本杂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胡适说了一声好。
胡适还是有点眼光的，但没有太多的人意识到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观点的萌芽。只是此时的毛泽东尚未将他的观点整理成定理公式，没有归纳成我们所说的革命的方程式。
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观点，毛泽东也在比较和试验之中，但毛泽东对过多的争论兴趣并不大，这些在他心目中依然是细枝末节，即使是李大钊和胡适这样的名流大家的“问题与主义”争论也不例外，显然李大钊鼓吹彻底变革，胡适则倾向于修修补补。毛泽东希望找到的是更基本的概念。
毛泽东没有太多的时间试验温和的路子，因为军阀张敬尧毫不温和地扫了他的摊子。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一部，主政湖湘期间，作恶多端。毛泽东的《湘江评论》被张军阀封禁，学联被迫解散，这使得毛泽东忍无可忍，毛泽东领导学生和教育界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这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独当一面，它不像在学联时，毛泽东尚在幕后，现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毛泽东是怎么干的呢？他成立联合会，发表大量驱张文章，七次请愿。
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他的好友、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把国家命运与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第一人就是杨昌济这位导师兼岳父。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位北大教授的远见卓识。
可惜，毛泽东的这位恩师不久就病逝了，据推测早逝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北方不适合持续的冷水澡。毛泽东与杨家兄妹一起守灵，操办后事。
杨昌济只是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但他慧眼识英雄，将女儿嫁与毛泽东，不过这不是杨昌济在中国历史上获得较高地位的主因，他的至高位置来自于他是所有导师的至尊。
要论导师的地位，孔夫子影响时间最长，长达两千年，许多人都自称是他的弟子和门徒。毛泽东门下弟子堪称最多，数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人们都是他的学生。但要论教出的学生最有出息，那要数杨昌济了，谁又能像他一样教出毛泽东这样的弟子呢？
毛泽东大声呼喊并为之积极行动的驱张运动终于有了结果，军阀张敬尧溜出湖南，当然，原因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号下率湘军再入长沙，时间是1920年6月。
毛泽东曾在一封信里，对自己倾全力投入的驱张运动作了反思，最终他承认这最主要是一种姿态。他意识到驱张靠的是武力，不是他的呼喊。
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着驱张而来，但对毛泽东来讲个人问题似乎也成了一大收获，他与杨开慧确定了姻缘，为岳父办理丧事。但其他的盘旋在他脑际的大问题还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关键点尚未展现，没有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