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的利益而战
自我证明，军权失而复得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向赣南进军，他们大张旗鼓，意在吸引蒋军，沿途张贴布告，宣传毛泽东制定的各项政策。这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宣传的真谛在于重复，不能指望着说一次就让人们接受。
布告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共同署名，“朱毛红军”的名声开始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党史中描述这一段的资料里出现了许多令人不解的东西，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甚至朱毛都曾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此时毛泽东依然不能直接指挥军队，指挥权在朱德和毛泽东之间轮换。政委有权的双首长制的有效性体现在上级的高明上，而不是两个人讨论，最高统帅不能是两个人，只能是一个人说了算。朱德人品高贵，在危急之中把权力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的高明立刻体现出来，他集中了兵力。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他们分路堵截追剿。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个分兵。战场选在大柏地。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是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
这是红军初期的最关键一仗，因为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仅仅是仗着人多和居高临下，拿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这也是最危险的一仗，朱老总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这几乎是毛泽东直接参加战斗的唯一一次。据说朱德的帽子曾被枪子打了个窟窿，可见运气的成分。
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光是俘虏就八百余人。这是红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心气立刻就变了，红军不再被动，变成了主动。
大胜连着小胜，毛泽东想着救援井冈山，可随即得知井冈山已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甘蔗没有两头甜，红军力量太小，这边赚了，那边就吃亏了，没有办法，万事开头难。
敌人围了上来，想和毛泽东干仗，毛泽东既不固守也不分兵，而是带着全班人马打圈子，就这么转着、转着，大机会又来了，显然走字已经融进他的血液。
这时，蒋介石要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开战，原来追着毛泽东跑的国军奉命北调，不再“追剿”红军，缓过一口气的毛泽东发现他面对的是一片没有强敌的广大空间，这可是天赐良机，守在闽西一带的敌人本来就是土匪，战斗力不强，这好事哪能错过。
红军叫国民党的正规军打得追着跑，打土匪则是一打一个准，朱毛红军进入闽西长汀县，歼敌两千余人，占领长汀。
长汀我们就不多说了，总之是毛泽东手下穷人没见过的繁华之地，毛泽东没有出过洋，可好歹也是长年待在广州上海，但他的部下没见过大世面，就出了新问题，毛泽东发现需要制定城市政策了。毛泽东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然规则此时已定，他依然是将矛头指向少数人。
更好的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掐在一起了，空间和时间之窗突然打开，毛泽东决定放手在赣南闽西大干一番。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方大，山多林密，穷人多，物产可不少，远离大城市，对国民党军来说就是交通不便，对红军而言是好处多多。
毛泽东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在井冈山那一颗种子发了芽，但要想长大也不易，没想到，挪了一个地方后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就像中国老话说的，树挪死、人挪活，这一回胜利挡都挡不住。
给大家带来胜利的毛泽东有资格对更愿意听从朱德统领的军队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高兴之余，毛泽东进行整编，设立政治部，党代表。党指挥枪是个规则，而规则的执行需要组织和系统。这些不是一天完成的，但依然普及着，成长着。
自然，政权也随之建立。
这时，从井冈山突围的彭德怀也转战到达赣南。得到消息的朱毛带着红军回师赣南。
最艰苦的时期朱毛挺过来了，就在这时候，中央来了个“二月来信”。
中央实在是太悲观了，觉得朱毛这样小打小闹成不了什么气候，居然指示朱毛将队伍分散，朱、毛离开队伍，到上海回中央工作。我们今天无法想象毛泽东和朱德要是到了上海能干些什么。其实在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他不愿留在城市的阁楼里，他更愿意下去组织暴动，最后上了山。现在的毛泽东已经进入成功通道，只是其他人尚未意识到这样肯定通向成功而已，毛泽东自然不会再跑到上海租界里面讨生活，毛泽东没有响应中央的召唤，虽然这是一种好意，但毛泽东仍然很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朋友们的召唤，事实是他已经走上了胜利之路，他上报中央，希望中央同意他们“抓住蒋桂战争机会”争取在江西、闽西、浙西三省来个大发展。
这是毛泽东成熟和独立的过程，也是毛泽东的自我证明的过程。
这年4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失地，袁、王悲剧就是这时候的事情，我们不多说了。
毛泽东和朱德在没有大股敌人的情况下，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干得是热火朝天。
毛泽东待在兴国县城期间，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土地法》，将中央的“没收一切土地”政策，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样他又减少了自己革命的阻力，与此同时，他手下的红军一口一口地吃掉国民党的地方力量，人枪一天天在增多。
不过，这样的好日子随着蒋桂战争结束而结束。蒋介石总是能赢了军阀，赣南方面的国军又回来了。但天无绝人之路，在闽西方面又有了空子，毛泽东避实就虚，再次入闽，奔袭灭敌一个营，敌人主力回援，红军转脸就跑，再找人少的地方去。这一胜利策略今天看上去太伟大了，但当时可不被人看好，因为这活儿太累太苦了。
胜利不断，艰苦依旧，就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按照人们知道的列宁的道路，革命的烈火是很容易烧的，如果是这样地当土匪，很多人尤其是军队中上层是不会干的。果然，红军部队的领导层中先出现了分歧。
毛泽东的独断作风也受到指责，一时间军内意见纷纷，毛泽东表现出强悍的一面，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的方式威胁那些反对他的人们，在这种近似不讲理的压迫中，毛泽东赢了一次。但这胜利并不牢靠，关键是大家伙儿没有意识到要靠毛泽东的路线才能胜利，毛泽东的圈子绕得太大，一般的军人反应不过来。另外，他们不认可毛泽东为领袖，因为他的性格容易给人压迫感，对照周恩来、朱德、陈毅的性格就能明了，一旦有了外来的头领，一些人就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领导，问题就来了。
有人就站对了队列，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明确支持毛泽东，破格提拔林彪有了收获，林彪的军事才能又使得这种提拔变得无可厚非，这样在后上山的军人中有了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
陈毅和朱德似乎在中央派来的“钦差”与毛泽东之间摇摆，要求他们各做一篇文章。
写文章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更何况他做试验已经证明自己是对的。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十四个问题上林林总总写了一大堆，这功夫没有白费，半年后成了古田会议决议。
到底怎么样指挥军队，谁说了算，毛泽东想请大家回想一下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经验教训。可能是教训还不够，所以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陈毅稀里糊涂地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后上山的人多势众，居然给了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被陈毅替代。
这就是毛泽东在军队推行民主的最初怪相，平等能提升战斗力，但指挥打仗靠民主决策可行不通，因为大部分人的决定并不一定是对的，尤其是在未来尚未明了的情况下，对于未来道路的选择，靠着民主决策，成功的概率不会高于百分之五十。这就是为什么自古到今绝大多数军队都不是双首长制，监军制多数情况下是要打败仗的。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后悔药，陈毅一定愿意买两万颗，在他以后的日子里天天吃。其实陈毅并没有像党内某些人物一样和毛泽东不对付，没法共事，或者说在思想上有不同的道路，只是因为他自己并没有明确的思路，所以才会稀里糊涂地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毛泽东被夺了军权，他只能去指导地方工作。由于毛泽东设计的中国革命路线关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主要的杠杆是枪杆子，但他不是纯粹的军头，他还规划了其他方面的支持，所以此时的毛泽东依然不会闲着，他继续搞土改新政策，规定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这样就将决死对抗的对立面减到了最少。
他的同志们不喜欢他的独断和性格，把他的军队指挥权剥夺了，祸不单行，他此时又患上了疟疾，病倒了，于是他到山区养病。
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三省国军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这个胜利，似乎证明离了毛泽东地球照样转。参加革命的人们并不全是农民，其中不乏英才，如果革命胜利的条件齐备，领袖不会必然是毛泽东。我们要有耐心多看看毛泽东在成为最高领袖之前遇到的尴尬，很多细节决定了革命的人们后来的命运。陈毅召集会议要毛泽东出席，毛泽东回信拒绝，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陈毅那性格里面也是有拍桌子的成分的，于是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来开会，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不是单单地闹情绪，就让他继续养病。
毛泽东在治病中度过重阳节，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奇特的是从诗词中依然看不出他有任何颓废。
毛泽东当时病得很重，国民党也希望他死，还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则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做出很高的评价：“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这个“讣告”是有意义的，至少表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他的追随者如蔡和森等所认可，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部分认可。
红四军的纷争交由中央裁决，这时候的中共中央的人事有了一些变化。自从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以后，斯大林直接指派一些真正的工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中共最高领导，向忠发担任政治局主席，还有项英、陈云等人。向忠发后来成了叛徒，这真叫人难受。不过大家知道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而周恩来支持了毛泽东。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汇报工作，这时陈毅已经意识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更能站住脚，毛泽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然代表党。中央不可能不支持他的党指挥枪的决策，因为这是中央绝对赞成但尚未意识到的一个原则，毛泽东走到了大家的前头。
李立三、周恩来代表中央肯定了毛泽东的做法和建军原则，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李立三对毛泽东是有帮助的，而且李立三在党内的地位上升得很快。
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这时候陈毅表现出他性格中最优秀的一面，他登门谢罪请毛泽东复职，毛泽东接受了陈毅的道歉，事实上他也不可能离开军队，他只是要表达自己的不愉快，在发作了一通后，他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陈毅原来担心与毛泽东无法共事，所以在完成任务后，曾想着回中央另找工作，毛泽东说，你哪里都不要去，就在我这里工作。这样陈毅在得罪了毛泽东之后，以自己的好品德和好性格修复了裂痕，终于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
朱德也很坦率地承认了错误。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确定毛泽东的指挥权后，红军产生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确立了建军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基本建立，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军事思想。
渴望胜利才能够胜利
毛泽东重掌军权，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他觉得林彪对前途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给林彪写了回信，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彪一定很郁闷，因为毛泽东没有为他写过什么诗词，毛选中收录的这一篇和他有关，是写给他的，还是带有批评意味的回信，反过来在他倒霉的时候，起到了证明他意志动摇的作用。其实林彪应当分开来看，搞军事的林彪和后来搞政治的林彪，不是一回子事情。
我们常常把一些人称之为风云人物，应当是来自汉高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之句，绝大多数的成功者就是风云人物，借助于某个潮流乘势而起，由于自己的天赋和运气，取得最后胜利。列宁取得政权，靠的是工人武装，但工人手里的枪可不是列宁发的，而是沙皇为了对外战争发下来的。俄国由于对外战争失败导致上层建筑的崩溃，社会激荡不已，列宁引导了这一浪潮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就知道了，列宁一路走来，失败的次数也很多，但机会到了，列宁巨手一挥，革命就成功了。
中国也经历了辛亥革命，算是第一次浪潮，但被袁世凯篡夺了胜利果实，袁世凯莫名其妙又想当皇帝，就又掀起了第二次浪潮。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使得多数人对动乱深恶痛绝，造就了蒋介石集团的崛起，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又使得中国社会回归到死水一潭，支持变革的人们没有力量，有力量的人群不支持变革，即便有波浪，也不是革命的波浪，而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狗咬狗。
枪和土改，是人为地制造浪潮的过程，光有枪只能是流寇，最终的命运要么被人收编，要么灭亡，这不是你会不会打仗的问题。
这一时期应该制造波浪而不是乘势而起，在中国当时没有过多的势头可以利用，一切要靠自己长期的努力和奋斗，这是毛泽东眼光远高于他的同志的地方。毛泽东形象地把这一过程表述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建立在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上的，也就是后来说的毛泽东思想，他的追随者贡献的是团队、能力和体力，灵魂的东西来自毛泽东的头脑。
国军的第二次“会剿”来了，毛泽东这一回还是用的“围魏救赵”老招数，就不信你不跟着我打圈。
这时候基层的同志还处于半信半疑状态，毛泽东叫他们放心，他满有把握地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的。相比起第一回下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更有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