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选择决定命运
能指明出路是最大的高明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占领遵义。
这样的一味西向有了结果，蒋介石丢了目标，只得命令军队整训待命，这样中央红军也能歇歇脚了。
能歇歇了，就该说说理了，开会吧，要不然底下人非炸了锅不可。参加革命的人们可不是奔着死亡而来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来，他们不要钱，不要利，没有直接的好处，图的就是有个光明的未来，如果是死路一条，没有人会跟着走了。时机成熟了，正反两方面的表演足够了，两条道需要选择了，毛泽东、王稼祥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也接受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
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是常委，王稼祥是候补委员，按照组织规则，他们的提议有效。
博古和周恩来需要解释这仗是怎么打的，为什么会有今天惨痛的失败。
博古自然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也不想坐以待毙，拱手让出权力，也想做点说服工作来寻求更多支持。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拒绝了。
这只能说明博古一拨人实在是没有人支持了，他们居然不知道聂荣臻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
接下来就是中共历史上最著名的遵义会议了。我们需要列出参加会议的所有人的名单，如果你对他们很陌生，那么对不起，你应该补历史课了，他们全是大人物。
我们先看下这之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名单，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共12位，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排名最后。
其中顾作霖已病逝，项英留在苏区负责，张国焘和任弼时各管一摊，王明、康生待在俄国，他们没有参加遵义会议。这样少了六个人，不过总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都在，所以会议合法。
参加遵义会议的第一阵容是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朱德、毛泽东，第二阵容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第三阵容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
遵义会议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关乎生死的大问题上做出错误选择，自然就消失了。
会议由博古主持，死了这么多人，作为总负责的他不得不认错，但强调失败原因是敌人太强大；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他承认失败是指挥错误；张闻天做了反报告，反报告就是说不。
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给博古扣上了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三顶大帽子。毛泽东可不是光扣帽子，他有事实，红军最弱的时候，敌人更强大，但红军赢了，最高的时候十比一照样赢，事实摆在那里，失败没有借口。
在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告诉同志们他自己的战略战术，指出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下一步怎么办，能不能活下去，而不是前头的坏账怎么算。
会议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对的观点，大家都不想再藏着掖着了。这时候王稼祥从担架上站了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王稼祥重伤之余，从担架上爬起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大贡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被迫地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助产、俄国人的引领和支持下，一路蹒跚走来，由于幼年，由于自己的领导人的书生气，由于没有找到成功的道路，使得革命者很受伤，无数先烈牺牲了。只有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不依靠别人靠着自己就能存活、能发展的正确的道路，他打下了一片地盘，使得他的同志能堂堂正正对敌，以军队对军队，以政府对政府，发展势头很好，但他的领导权被轻松剥夺，其原因我们今天依然不好理解，为什么俄国人指派的几个年轻人转眼间就成了最高领袖？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的产权归俄国人吗？王明指派的博古成了说一不二的首领，他们压根就不会打仗，根据地丢了，数百万人民陷入血海，红军战士一战就死了三分之二。
传说中的哪吒曾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今日红军以数以十万计人的性命为牺牲，摆脱了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人不再欠俄国人什么了。
我们可以认真看看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的支持力量的对比。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力量源泉在基层，那些跟着他从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人们，尚没有进入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中共的领导层多是有留学背景的，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等人有留苏背景；周恩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有留法背景；林彪的哥哥是留苏的，杨尚昆的哥哥是留法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土生土长的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前是明确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遵义会议上，留苏的王稼祥积极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张闻天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刘少奇是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本来支持博古的刘伯承，由于博古只听李德的意见被贬，所以也倾向毛泽东。
军头们即使不是绝对支持毛泽东，要求换人的呼声已是高涨了，朱德的态度已经明朗，他明确说了，要是再这么打下去，我们肯定是不再跟着走了。朱德在会上表态，他一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革命的，今后也只跟着毛泽东。朱德品德高尚，说到了也做到了，虽然有点晚，但毛泽东依然领情。
留法的李富春是蔡和森的妹夫，新民学会会员，态度也不用说。所以变数在周恩来这里，但周恩来显然有自知之明，他终于明白了一条，就是这条路是毛泽东走出来的，也只有毛泽东知道为什么这样走，下一步怎么走，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方法和方向在毛泽东心里。毛泽东的性格和做派再让人不愉快，在彻底失败和死亡的威胁下都可以被忽略，活下来并且胜利的欲望占据绝对上风，其他的都是支流末节，都已是不重要的了。
这样博古在政治局里面的支持者只剩下邓发、凯丰。
在多数人站到毛泽东一边的时候，凯丰依然倾向博古。他明确表态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并且讽刺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也不怎么高明，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的。
这时候的毛泽东的确有可能没有认真看过《孙子兵法》，但毛泽东抓住一点，他反问凯丰，《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答不上来，这就说明凯丰也没有看过，这样凯丰的指责就没有了力度。
其实大家关心的不是孙子兵法，是生死，是出路问题，博古的路子是错的，周恩来指不出新的出路，张闻天也不知道，三大常委没有指路人，其他人也没有这种能耐，虽然毛泽东在政治局排名最后，但只有他不断地告诉他的同志们应当怎么走，而且从来没有失误过。现在又是毛泽东站出来指明一条道路，没有人能和他竞争，他以他以前的正确来指明未来，这是人世间最好的证明方式，是一切希望有人追随的领袖的必修课。
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被选为常委，周恩来是军事上最高负责者。
遵义会议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个权力是从井冈山开始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有过断续，但大部分时候是在毛泽东手里的，朱德和周恩来曾经试图把握过，但他们俩不是独立地完成指挥作用，而是在毛泽东与其他的领袖们之间摇摆，一直到毛泽东彻底被剥夺军权，惨败导致军权再次回到周恩来手里，这时候周、朱选择了与毛泽东合作，从此后他们没有再动摇，一直到三个人同一年去世，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第一代领袖的核心。
遵义会议后不久，由张闻天替代博古成了总书记。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恩来有没有让出军权的意思不是绝对重要，因为他不反对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袖。
张闻天提议毛泽东当总书记，却被毛泽东劝阻，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一个可能是毛泽东不希望全党有政变夺权的感觉，较少的变动可以安定人心，会让大敌当前的红军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另外可能是一个策略，这一点随后将证明十分高明。
这样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接受毛泽东为舵手。遵义会议值得大加赞许和歌颂，它完全符合党内生活规则，共产党在最危急的关头也没有发生流血和胁迫，使得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获得是光明正大的，是获得多数领袖的赞许的。
一旦认可毛泽东为领头人，他性格中的锋利一面就成为光闪闪的优点，一旦成为领袖，毛泽东那种私下里怪话连篇、不服从上级的坏形象就消失了。
毛泽东渴望胜利，他无法忍受失败，只有最高的位置适合他，这一点是由于他的志向和见识决定的。一旦处于最高位置，他就变得更容易和任何人相处，从呼唤民众大联合，到1925年的革命方程式，他一直在寻求合作，只是他的这种合作与周恩来不同，他是要求别人认可他为领袖的合作，这样的诉求，在蔡和森、何叔衡这里不成问题，到了陈独秀、王明那里就绝对行不通，在邓小平、叶剑英这里是能以身相许，也获得聂荣臻、林彪的默认，但在周恩来和朱德这里曾被婉言回绝，因为在竞争中大家都有机会获胜，只有经历过血与火的考核，才会分出胜负。
这样我们就初步明了，中国革命的领袖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且只能是毛泽东。列宁主义如同一把锤子，砸掉了束缚俄国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的铁链，而束缚中国人民的不仅仅是铁链，更多的是牛皮绳索，中国也没有可用的锤子，毛泽东天才地发现革命的力量是农民，是镰刀，反革命力量盘根错节，而毛泽东把自己锻炼成一把开山巨斧，既厚重又锋利，才得以战胜各类敌人。
遵义会议以后的毛泽东，别人觉得他有很大的变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这是作为妻子的贺子珍的感觉。我们要说，毛泽东变得不多，真正的变化出自其他人的心理，是由于位置发生变化而产生的。就如同每个人都有好看的一面，有的人侧着看很美，有的人正着看很俊。毛泽东就属于需要仰视的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发言权了，受打击的支持毛泽东的干部得到“赦免”，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肖劲光恢复党籍、军籍。
合作的基础是以我为主
追丢了红军的蒋介石也歇了过来，又调集40万兵围追堵截。蒋介石有钱全花在打红军上了，他的口号是先灭了共产党再去打日本人，反过来，只要共产党灭不了他就不打日本人，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他杀不死，所以他就不去打日本人。这时的毛泽东又回到领导岗位上了，而且这一回再也不下去了，蒋介石彻底没戏唱了，中央红军又扩成了三万五千多人。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情况并不比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更糟糕，原因是蒋介石的包围圈是假的，他在东拼西凑，毛泽东的劣势在于他带领的是疲惫之师，尚处于被动之中。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掌军权，第一战叫土城之战，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似乎打破了用兵如神的赞誉，其实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直白的一笔。我们知道毛泽东是很少失败的，无数个胜利连着胜利，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一来就很难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赢的，只有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对待不利和小失败的，你才能知道他的胜利是怎么回子事情。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出路是北渡长江，寻求与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这大家都知道，问题在于实现不易。毛泽东在向土城行军途中，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能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一个师。
经过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六千多人，而是一万多人，川军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不经打，后续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毛泽东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注意这里的两点，撤离与西进，也就是路子不通就换条路，这才是关键，关键是不能硬拼，不能吃亏。这次战斗打得不好，博古就曾幸灾乐祸地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但我们知道这才是毛泽东最成功的地方，人最不可能做到的就是掌握敌人的情况，这样一旦实际情况与判断的不相符合，就要变动，这才是关键所在，博古显然没有弄明白。
蒋介石下了大本钱，雇川军部署在长江南岸，防止红军北渡，毛泽东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避实就虚，摆脱川军，接着向西进入云南。
中国地方大得很，这里不成走那里，只要我想走，总能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一旦有机会我还要咬你一口。这盘棋到了毛泽东手里，第一件事就是化被动为主动，这才是毛泽东高明之处。
毛泽东开会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今后力戒之！”毛泽东后来很少再犯这样的错误。
他要打圈了，“走为上”再次成为所有方法之首，为了向西，先回东边，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理由很简单：要让敌人犯错，要寻求战机，要集中兵力，要运动战，要主动，为此要整编，要轻装，要精简。这样毛泽东一领头大家伙儿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邓小平后来说了一句名言：跟着走。
敌人从南北方向进逼，红军为了往西而朝东，而且毛泽东告诉部下“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而唯一的目的是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再疲惫，遇到弱敌还是能干一下的，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就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毛泽东在娄山关吟成《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据后来的文人考证，此词已含有神异之句了。“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之句接近鬼斧神工的境界。
毛泽东又找回了久违的感觉。这样，在蒋介石指挥军队向东合围时，毛泽东又向西走了。
这时候遇到一件事情很有意义。从遵义一出发，就遇到敌人一个师，这可是一块带骨头的大肉棒，吃不吃？大家看到的是骨头上的肉，毛泽东看到的是肉下的骨头，大家开会都说要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牙口不好啃不动，一不小心会把牙崩了。身体没有恢复，吃不了消化不了都是原因，只有毛泽东知道现在不是占便宜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有灭顶之灾，领导人必须经得起诱惑。但别人一致要打，毛泽东也只好服从多数。为了团结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似乎反应过来，不能再这样了，于是半夜毛泽东找到周恩来，两个人合力说服了大家。这样才没有引火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