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蒋介石已迁到重庆，在日本人打不着的地方坚持着，国民党历史上最丢脸的事件发生了，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当了汉奸，全国大哗，一时间群情激愤，国民党丢不起这人，把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傻到投降的份儿上，他的收缩战术和日本人的逐次添油战法使得他有了力量和日本人相持，这样不管他名声多糟，依然是一些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1938年年底，稳住阵脚的蒋介石，发现毛泽东的力量在急剧膨胀。共产党可没有占蒋介石的地盘，全都是到敌后发展，蒋介石见不得共产党发展，但又不好意思公开干，于是做法就很隐晦，方式就是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制造小的武装冲突。当时的说法叫搞摩擦。
毛泽东把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得很清楚，提出“拥蒋反汪”的口号。但此时共产党已经不用再求着蒋介石抗日了，这时候需要的是和蒋介石做一个切割，毛泽东把切割点选在抗战最终的目标上。蒋介石虽然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说“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蒋介石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下达指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方针看上去有点被动，但实际上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原因是毛泽东求得安宁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学生，掀起巨浪。
毛泽东一贯喜欢后发制人，他在做好防范准备的同时等着蒋介石先动手。蒋介石没有力量对付日本人，但对付共产党还是不含糊的。当时，蒋介石派了约40万人包围与封锁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对付这一部分国军，他事无巨细，亲自过问。又要斗争又要妥协，这火候别人很难把握。
恶性事件发生在河北，听命于国民党的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居然在八路军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背后捅刀子，杀害八路军官兵400多人。毛泽东大怒，下令灭了张荫梧。
在缴获张荫梧勾结日军的证据后，刘伯承一举歼灭顽敌4500人，张荫梧只身逃跑，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
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纳粹德国与英、法打作了一团，世界上真正的两个大块头，美国和俄国在向战争边沿迈进。
在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变中，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和日本人三方处于僵持之中，在僵持中，威胁反而来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试图以武力打击共产党。
但这一次没有人支持蒋介石了，全中国人都无法想象不去打日本人，却去打共产党是个什么意思。反对内战，这一立场之广泛甚至包括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在华北作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的呼声。蒋介石的道理都是建立在自己小集团利益上的，没有外寇，这本来没有错，但问题是日本人已经杀进家里了，其他集团和阶层谁也无法接受蒋介石的这一策略。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得太快，引发蒋介石疑虑，最先跳出来的是阎锡山，阎锡山想消灭新军。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军队，阎锡山也是支持的。在阎锡山看来，山西两大才子，“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可惜全是共产党的人；阎锡山知道共产党很有发动民众的能耐，也想借力，薄一波就是阎锡山请出来的，所以看到薄一波确实有本事，一开始还很高兴，没有想到的是，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薄一波在八路军的发展上很有功劳的，现在你就知道百团大战的百团是怎么来的吧，这使阎锡山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十分恐慌，决定用他原来的旧军来消灭这支新军。
毛泽东与阎锡山斗争中手段极其高明，阎锡山并没有公开反共，毛泽东紧紧抓住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提反对阎锡山，阎锡山打算自己解决这一难题，蒋介石则表示愿意帮忙，其实是准备乘隙而入，薄一波手下新军轻松击溃阎锡山的部队。几乎每个方向上阎锡山都没有占到便宜，吃了哑巴亏，何去何从，需要阎锡山做出选择。
摩擦起火了，党内外一些人不免担心，生怕统一战线破裂。对此，毛泽东对党内明确指示不用担心，当年迫蒋抗日到请蒋抗日都是为了民族进步，不是为了在蒋介石手下讨生活。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毛泽东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
毛泽东没有等着国民党上门掐架，而是告诉全国人民，现如今应当是集中力量讨伐汪精卫，这显然占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当上了日本人的傀儡。这一事件的坏处是，中国社会一批人投敌做了汉奸，好处是蒋介石就基本上没有了再去投降的机会和可能，他还不至于到日本人那里讨剩饭。
蒋介石也没有办法解释，不打击汪精卫而只跟共产党掐架是个什么意思，所以第一回合结束。
在山西，阎锡山已经认命，知道自己打不过新军了，靠着中央军，打下了地盘也不是自己的，阎锡山在蒋介石这个外人和薄一波这个山西人之间选择了山西人而不是党派，同样对待日本人阎锡山也没有太犯含糊。毛泽东派人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很高兴，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阎锡山可算是一个民族英雄，他在面对日本人侵略时，较为主动地选择和共产党合作，可能一开始他是想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但这一力量很快超过了他，他也认了，在共同对外的这一点上，他是无愧的，八路军力量的扩大，他是有功的。在对付外寇上，他比蒋介石做得要好许多。蒋介石只比慈禧要脸那么一点点，只是最后的胜利才给了蒋少许的荣光。
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八路军力量不断壮大，其标志是朱、彭两位老总同卫立煌达成协议，划分防区。
八路军在敌后能发展、能胜利，是民族大幸，给全中国人打了一支强心剂，划分势力范围就是明显标志，这样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了。
想象一下，毛泽东这时候该干什么。按照毛泽东的革命方程式，他开始争取中间势力。中间势力，就是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要把他们争取到共产党这一边，这可能吗？毛泽东的回答是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增大，一切皆有可能，关键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我们应该能看出，毛泽东已经在接近天平的中间了，他的阵营在欢迎中间势力加入，当然他知道这些人是摇摆派，需要外力的推动。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
为了能把中间势力加入他的框架，就需要对共产党的主张做一些说明和更改，共产党这个词早被蒋介石妖魔化了，他们宣传上就讲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某些宣传在实践中打破了，例如杀俘。但以前在俄国人指挥下乱烧乱杀等做法，例如不给地主活路，将“胡汉三”推到蒋介石那一边，依然给有产者带来恐惧。中间阶级对共产党是相当的疑虑，一听到共产两个字就觉得害怕，所以想争取中间阶级就需要将共产党的主张讲清楚。
毛泽东接连发表了许多文章，告诉全中国人民在未来的新中国里，所有的阶级都有空间。毛泽东要告诉全国各阶层他要大联合。
蒋介石指示手下的理论家鼓噪这样的观点：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
蒋介石则是紧紧抓住共产两个字做文章，告诉国人，毛泽东将来是要共产的，这样吓唬中间阶层还是站在自己这一边为好，国民党再不地道，也不会没收财主们的财产。
如果将中间阶级逼到反对共产党的那一边，革命无法取得胜利，这一点是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导人都没有搞清楚的。
只有毛泽东掌握了革命的航向，才有可能胜利，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要大联合的，不是单单地靠工人，工人在中国是很少的数量，不是靠着贫雇农，赤贫也不是绝大多数，为了实现彻底的革命，就要调动全中国的大多数人的力量，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也是毛泽东能够胜利的关键思想，这样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是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阶层共同参与建设的这样的观点。
这些内容显然超出他的党内同志接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为了胜利，必须对共产党的理论做出修正。
毛泽东要改革旧的中国，但人们普遍害怕俄式社会主义，所以他需要提出一个新的东西，于是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不愿意将主要精力花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重要的是告诉有产者，未来可以共同发展。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将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他把这场革命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不喜欢社会主义的人可以得到发展，热衷于社会主义的人也充满信心，估计是苏联人看了一定无法接受，但没有关系，这是为中国人写的，是叫中国人看的。
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如果有人说这一套不对，它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前面说了中国的实际国情摆在那里。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安排，中国的路子必然是在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不同比例之间选择，在某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因素的比例高一些有利于大众的基本保障，在另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因素多一些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竞争力，这样才能进步得快一些。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看上去政策变化很大，其实都是为了不断向前进的。
说它是伟大的理论也行，说它压根不是理论也成，最重要的它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它将接纳所有的合作者。
我们在这里应当学会对理论的认识，所谓的思想，一般是指极端的思维方式，例如基督佛陀的博爱，就是最高，没有更高，要不就是上帝死了这样的呼喊，其他人都不能再去跨越，但在人类社会的真实的生活中，是无法做到打你的左脸，就给他右脸的。所以，毛泽东作为一位世俗领域的成功者，他的理论一定是折中的，社会生活中很少有科学定理似的真理，所以在这个领域只有方法可学，而没有一定之规。
毛泽东的理论就是尽可能多的人来参与中国社会的变革，他清清楚楚知道中国社会的进步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大力参与。关键是有产者不必紧张恐惧，除了土地，他们的财产将受到保护。土地公有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存之必需。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就会发现，说后来的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就不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了。整天抱着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口号不放的人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俄国人走的路子实际上叫作斯大林主义，中国走的路子叫毛泽东思想。
文章真正的作用不是证明毛泽东有理论水平，而是使中国社会更多的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在延安的作为给我们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他已经成熟了，按照陈毅的说法叫作毛泽东的进步太大了，我是望尘莫及。当年曾和毛泽东并肩的陈毅有这种感觉应当不是谀辞，按照佛家的说法就是毛泽东觉悟了，成佛了。这个标志是毛泽东亮出了他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他的导师杨昌济的教导，完全印在他的脑海中了。
从最坏处着想，从最底层着手
1940年年底，毛泽东为全党制定了一个总原则：“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绝不会变更的”。叫全党同志放手去做，只要是中国人愿意抗日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就可以合作，不用犯含糊，全力对付日本人。毛泽东就方方面面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最后要求：“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有了这样的领袖，有了这样的线路图，有了全套的做法，共产党人各显其能，活下来，发展壮大，目标只有一个——消灭日本侵略者。
一如毛泽东一再证明的他具有预测危险的本事，这盘大棋是他下的，走到哪一步对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毛泽东还真是知道，向敌后发展在开始的时候与蒋介石没有冲突，蒋介石也是欢迎和赞赏的，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蒋介石产生交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1940年下半年，交集产生冲突，这就是黄桥之战和随后发生的“皖南事变”。冲突的背后是国共两党的华中之争。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共产党看来是连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枢纽，在蒋介石看来那是他的老地盘，现在被日本人给占了，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有了眉目后，就开始向华中发展。主力是新四军，为了加强新四军的领导，毛泽东派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
蒋介石先是丢了华中。一开始，在日本人的进攻面前，国民党惊慌失措，跑了个光，国民党最初没人敢到敌后去，于是指令新四军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等看到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在叶剑英的培训下学习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国民党也开始向敌后伸展，一面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一面严格限制与排挤新四军，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是项英，他在苏区的时候就和毛泽东并肩，但项英是被斯大林直接提拔到了高位，他积极排斥叶挺自己却没有什么主张，叶挺当时脱党，只是名义上的总指挥，项英大权在握，不过项英手下直接指挥的人马倒不是最多，大约少于四分之一的样子，主力在陈毅手里。
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刘少奇的建议是新四军北上，在八路军接应下，大力发展苏北，项英不同意，说是南边也能发展。毛泽东支持刘少奇的意见，陈毅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取得进展。
蒋介石把华中视作自己的地盘，宁可日本人占着，也不许共产党插手，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毛泽东不干，认为不入华中不能生存。谈不到一起只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