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认错，实际上依然与毛泽东争夺思想上的领导权，王明把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
毛泽东准备反击，他搞了个《六大以来》。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权力看的材料，他才知道这帮子书生是多么可笑可恨。
毛泽东指出：王明一派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大得多。陈独秀、李立三等人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但更大的错误尚没有人负责。
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面对毛泽东这种准备算账的做派，抵制是明显存在的，第一回合毛泽东没有获胜。毛泽东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应。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又一次证明不听毛泽东的就会吃亏，甚至是吃大亏，这一回毛泽东要求高干转变思想，希望大家表态。
毛泽东指明了有两条路线在斗争，需要大家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做出选择。历史摆在那里，张闻天反省了自己，博古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
王稼祥由于较早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所以要轻松好多，他只是很服气地说，留学生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能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人能和毛泽东并肩，大家或多或少都有问题，身处高位的领导人中没有人能像毛泽东一样找到正确的道路，这就是错，不能指明方向就是占据高位的错，低位的人则有执行之错和选择之错，多数人做了自我批评。
只有王明拒绝自我批评，把错算到博古、张闻天头上，和他没有关系。在以后的日子里王明长期称病，拒绝参加整风。
对于大家很容易接受大部头，毛泽东则贴上党八股的标签。这里我们要重点说说读书人热衷的大部头。
读书人似乎有一种受虐待的倾向，那就是试图从书本里找到解析和改变世界的途径和力量，如果简单的几句话，即便说出了真理，也会被读书人扔到一边不予理睬。我们在前面说了，真理的内涵在于成长过程中的否定，而不是表述它的几个文字，科学的定理可以用公式表述，但科学的力量则是以有规律的改造世界的劳动实现的。可惜我们中国人没有走向科学，上千年来，最优秀的人才在热衷于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玩弄文字游戏，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读书人热衷于钻书堆，如果遇到了自己不懂的，就会产生兴奋的感觉，既然自己不懂，就意味着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读书人还是想找到真理的。其实读书人也不是傻子，在潜意识中也知道世界上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但由于路径错了而不自知，导致一错再错，于是和自己较劲，非要整出点自己也不是很明白的东西来，写大部头的人是这么做的，读大部头的人是这么想的，最后的觉悟是，写的人说自己：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读的人说自己皓首穷经，虚度青春。毛泽东是读书人的真正的解放者，他读过大量的书，他最有资格说读书无用，他推广普及普通教育，目标是让中国人成为真正的合格的现代劳动者，而不是一帮子莫名其妙的废物。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显然毛泽东不想减员。
整风是毛泽东引领的，但也有水到渠成的味道，毛泽东要求全党在思想上接受他的领导，这一点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阻力，历史和鲜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毛泽东自从井冈山之后没有犯过任何致命的错误，而是在不断胜利中走向最高的位置，而其他的领袖则是相反，过大的错误意味着彻底的消失，如陈独秀、张国焘，其他的则是落马，如李立三、王明、博古。
毛泽东要求的是思想上的一致和服从，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引领人民夺取胜利，参加革命的人则是越多越好。
但是有一些人会错了意，主要是后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
这显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和需要的。一天晚上，在看过墙报后，毛泽东决定给这些玩意儿贴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要求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读书人最常见的人生错误就是批评别人，却不知道这是最伤害自己的事情。有人会觉得奇怪，批评别人怎么会伤害自己？没错，就是伤害自己，蚊子咬人是为了吸血，如果只是嗡嗡叫着，会被人一巴掌拍死。批评别人需要资格，这一点大多数书生不明白，例如领导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不可以批评上级，听着叫人不舒服吧？可是这是人生智慧，下级不同意上级的意见，觉得无法忍受或者无法执行，这时候要选择是否离开，如果不离开就要提建议，是的，应该是提建议而不是批评，平级之间的批评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斗争，这种斗争更要准备好了才下手，绝不是逞口舌之利的游戏。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能见到一些很不错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好人，但他们一辈子都成不了事，就是他们莫名其妙地守着对别人的批评态度，最后的结论是如果看不上别人，就要自立，自己干。这真的是叫人难以接受的结论，但这结论的背后却是菩萨心，他表达的是正确的人生态度——老实。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最多。毛泽东发现必须解决这部分人的思想问题。
文艺界不同于战士，士兵自穿上军装起，就有服从的天职。立正、稍息，看上去简单，却是表示命令与服从的关键。文艺界人士则是正好相反，支撑他们的信念恰恰是与众不同，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不客气地说，他们大多数不知道自己到延安干什么来了，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到处指手画脚，对于革命来讲，没有好处，还有害处。毛泽东热情地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不自觉，就会伤害另外一些他们看不起的人，而这些他们看不起的人，这些军人和农民，才是毛泽东真正的力量所在，所以毛泽东需要约束这些文化人，需要引导他们。
毛泽东曾经向往过名士风度，头发中分，一袭长衫，这种打扮好多年，但毛泽东上山之前就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在北大他已经不再自卑，到了山上，他的打扮已经完全像个农民了，而且他也乐意打扮成土包子，以表明他是农民和低阶层的代表，除了一头长发。
他早就是湖南名人和全中国的知名人士，所以他不惧这些文化人，他知道文化人的方方面面，因为他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他选择了走实力派的道路，现在他有了实力，他就有了征服的欲望，他希望这些人里的大部分加入到他的行列里来。
毛泽东花很多时间同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的各种观念，毛泽东同时具备才华和实力，加上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
我们特别关注毛泽东与萧军的交往，它反映了毛泽东成为巨人与以知识分子自居的文人在心理上到底有哪些不同。萧军的性情比较孤傲，不善于与他人相处，想离开延安，毛泽东热情挽留，给他讲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延安也会有缺点，甚至和萧军谈了自己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希望他能及时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帮助改正，更希望他能留下来。毛泽东关切地提醒萧军：“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其实对许多读书人都会有启发，上天对有才华的人是很慷慨的，赋予他们超越平凡的天赋，但也同时附带了苛刻的限制条件，来隔离天才和世俗力量结合，才华横溢很可能变成与其他人交往的阻力，这一点要引起天赋较高还想获得世俗权力的人们注意。萧军的个性就很突出，毛泽东邀请他入党他就拒绝了，很各色吧。不过毛泽东的热情得到萧军的积极回应，他向毛泽东提出应当搞一个党的文艺政策，然后大家有所遵循，毛泽东很感谢，接受了这一建议。
女作家丁玲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三八节有感》，主要也是批评意见，叫有的人不高兴。毛泽东对丁玲是欢迎的，曾经为她写诗一首。
毛泽东诚恳地对丁玲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这就是毛泽东，他从知识分子的圈子中走出来，所以对知识分子的缺点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真诚地期望这些才华出众的人们随着他一起来为中国的彻底进步而努力。对他们毛泽东不是简单地要求他们像士兵一样听指挥就够了，那么毛泽东为他们指出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他让大家讨论，但显然结论在他心中。他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毛泽东就为愿意站在他的旗帜下革命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愿意参加革命吗？我们欢迎；如何参加革命呢？为下层民众服务；自觉高人一等吗？就请更为高尚。自古以来，支撑中国杰出人物与众不同的，就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从孔夫子到屈原，从李白到曹雪芹，无论怎么优秀和杰出，骨子里面都没有摆脱为帝王服务这一条，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两种命运，成功者就是成为奴才，不成功者就是欲做奴才而不能。在毛泽东时代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面向底层人民的名著，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毛泽东为读书人指出了通往神圣的阶梯。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豁然开朗，愿意革命的文艺界创作了《白毛女》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指针已经完全偏向底层的劳动者，毛泽东立意要颠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的历史舞台。这样就不难理解后来毛泽东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在物质享受极为贫乏的奋斗中，为多数人开出的精神盛宴，那些上层社会眼里十分荒唐的热闹，其实隐含着更为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后世某些人以艺术的名义指责这些作品，只能暴露自己灵魂的苍白。
毛泽东很会工作，他对这些正面的作品及时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为愿意革命的知识分子指出方向的同时赞许着先进分子，使得这些人成了革命的积极力量。
略带遗憾的是反对王实味的斗争。王实味是个才子，整风开始后，王实味尖刻地说延安衣分三色，人分五等，一些人把骑马这样的节省时间和体力的领导待遇也看作是不平等。毛泽东在热情地推行平等，除了多吃一口辣椒，他的衣食与同志们一样。但如果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就这么容易消除，那就太过于天真了，我们说过平等更多的时候是作为理想而存在的，而不平等才是常态。中国的传统恰是不平等，代表人物就是孔夫子：他的理想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在中国推行平等这是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和作为。必须注意，这个过程是毛泽东强烈的意愿起着重要作用，但不是意味着平等就要超越一切，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任务。有的人不认同，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
批评是为了改正缺点，而不是浇灭革命的热情，王实味就走过了头，毛泽东不喜欢这种阴冷暗箭。他表态后，中央研究院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
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此事，康生可能自己才华横溢，所以不把文人才子当回事情。在1947年，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时，王实味被处决。毛泽东对此事非常懊丧，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毛泽东不喜欢杀人，他更热衷于通过劳动改造人的思想，当然对有的很有些骨气的人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委屈可能导致有人自杀。由于有王实味的事件，毛泽东限制康生的权力，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康生作为一股冷锋从来没有占据过上风。这是因为毛泽东具有太阳般的热忱，他只是希望思想上一致。
思想变化悄然出现，整风已开始结出硕果。此后，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来。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奇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共产党却在完成脱胎换骨式的思想转变。后来的解放战争摧枯拉朽，抗美援朝众志成城，解放后改天换地都有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主抓的是最上层的思想统一，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重点检讨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我们能看出来毛泽东对思想的统治是彻底的。与此同时对中央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形势的变化，战争的进程，党和军队的壮大等等使得革命者心悦诚服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主席，这是共产党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职位，连列宁也没有担当过的新职位，党的主席。我们后来习惯的毛主席实际上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才是真正的主席的开始。
有的人认为毛泽东获得了最后的决定权是一个全面的决定权，但从党的文件的文字表述中不是全面的决定权。不过差异不是局外人能体会到的。
这虽然不是蒋总裁的总裁，但比原先的总书记制中的总书记权力要大许多，它有利于战争状态下的中共和军队的指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要做大事，就得有集权。世界上只有美国不用集全国之力就能成事，因为美国大地出产的物质太多了，其他的，尤其是弱小的力量要想有所作为就得集中。集权有可能带来灾难，但不集中权力，也做不成大事，这本身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庆幸的是权力集中在毛泽东这样的人的手中，他将给中国带来进步，就是在这时候起，毛泽东在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领袖地位。
整风在继续开展，任务成了两项：一是统一思想，二是组织肃清。后一项任务，又叫审查干部，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现在你应当知道康生为什么没有人缘了吧，他干的就不是讨好人的事情。而且康生是很特殊的一个人，他压根就不准备讨好任何人，除了他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