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速高级教练机在1987年法国巴黎第37届国际航空博览会上被誉为“亚洲明星”，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89年， 工厂还为法国空客A320、A330、A340 生产制造飞机维护设备、随机工具。在发动机方面， 工厂为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多种型号发动机制造相应配套的发动机随机工具。在航空机电产品方面， 工厂为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制造了大型发动机试车台。在航空非标设备方面， 工厂先后生产制造了立式多用途真空淬火炉 （此炉用于处理干线飞机起落架和导弹外壳）、钛合金真空退火炉、铝箔真空退火炉、真空铸钛炉、真空烧结炉、立式真空除气炉等。1986年， 我厂同美国林伯格公司联合生产制造空气循环电炉， 此炉已在国内配套使用， 性能达到国际标准。飞机零件材料多数为合金钢、耐热钢、不锈钢。用这些材料制成的零件在我厂制造的真空淬火炉中进行油 （汽） 淬火， 淬火后零件表面无氧化、无脱碳、无污染、变形小， 从而大大提高飞机零件的疲劳强度和使用寿命， 为保证飞机、发动机零件质量做出了贡献。又如我厂生产的真空钎焊炉， 由于零件是在真空状态下钎焊， 所焊合金接合强度可与母体相比， 这给发动机燃气透平叶片以及飞机机体、导弹上有关金属零件的焊接提供了强有力的质量保证。真空热处理设备制造在我厂已形成系列， 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多项产品获得航空工业部、国家经委、国家科学技术局颁发的《优质证书》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这些年来我厂还为有关企业制造安装各类大中型设备、生产线和多类型压力容器。如为贵州电视机厂制造安装电视机装配流水线； 为贵州茅台酒厂制造大型压力容器———高压釜和废水处理成套设备； 为原贵州柴油机厂制造安装柴油机生产线； 为原贵州肉联厂生产制造生猪刮毛机和畜禽废弃物处理成套设备等。这些设备的生产制造安装， 为上述企业提高生产率、改善操作条件、保证产品质量做出了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军工企业， 曾一度造成三线军工企业的军品陡降， 我厂军工生产任务也受到影响。根据中央军委“军民结合， 平战结合， 以军为主， 以民养军”方针， 工厂结合实际， 决定大力开发民用产品。工厂有非标设备制造的工艺优势， 通过市场调查， 先后开发出以下民用产品： 用于杀灭啤酒细菌的啤酒杀菌机， 用于加工盐水火腿、中西式香肠等熟食制品的四车通用烟熏炉， 用于肉类联合加工企业对肉制品腌渍、滚揉用的真空滚揉机， 用于企业食堂的蒸饭柜、蒸饭车， 供食品加工企业用的卧式 （立式） 远红外烘烤食品炉、电动和面机和不锈钢电热油炸锅以及用于制作面包发酵的电 （汽） 热醒发箱， 等等。我厂生产上述民用产品曾一度在市场上形成热销。来到三线后， 这些年， 我同全厂职工一道， 在军民品生产中贡献出自己微薄力量， 起到了一颗螺丝钉作用。在老厂我从工人提拔为技术员， 来到三线后又从技术员于1989年11月提为副总师， 后因工作需要， 厂党委又将我调到厂宣传部任部长 （正处） 直到1996年退休。我从1954年进沈阳112厂到退休， 在航空工业战线上整整工作了42年。
儿子接班继续从事航空事业
我有3个儿子， 除小儿子在银行工作外， 二儿子、大儿子都在本系统上班。二儿子在本厂， 大儿子在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 开始进厂时当钳工， 后工厂根据他业余爱好特长（绘画、歌咏、摄影） 调到厂工会从事宣教文体工作， 现在他是航空艺术团的独唱演员 （业余）、航空摄影家协会会员， 由他担任指挥的“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合唱团”在北京参加中航工业职工合唱比赛中获得银奖， 大儿媳妇是同厂热表处理车间工人。我家现在是3个儿子、3个儿媳、2个孙女、1个孙子加老俩口共11人的大家庭， 儿孙满堂， 其乐融融。航空工业从1951年开始艰辛创业到2010年取得巨大成绩， 走过辉煌60年， 我本人也经历了从1950年到2010年， 从悲惨的学徒生活到今天过上天堂般幸福生活的难忘60年。我深深感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辉煌的航空工业， 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赵樟星的今天。退休后我参加贵阳小河开发区国画、书法班学习， 参加社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工作， 暑假期间义务教小学生画国画、学书法， 发挥余热。当今适逢盛世， 国泰民安， 家中生活安定， 食品营养丰富， 我虽然75岁了， 身体仍十分健康。周围一些老航空、老伙计们有时碰到一起说， 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航空工业辉煌60年， 我们还要活到85岁、95岁， 见证祖国伟大航空工业辉煌70年， 辉煌80年……
1962年的金秋
王举千
20世纪60年代初， 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 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犹如雪上加霜。当时我国空军和民航使用的飞机主要是苏制飞机， 如伊尔-12、伊尔-14、图-2等机型。由于苏联停止对我出售航空发动机， 这些飞机面临即将停飞的状态。在此背景下， 三机部与空军决定， 由我国自行制造可替代的航空发动机， 以解燃眉之急。东安厂在制造直5用发动机的基础上， 于1962年研制成功用于上述几种飞机的发动机， 代号为651发动机 （后命名为活塞发动机）。
该发动机的鉴定试飞由试飞所承担。开始在哈尔滨空军某部一架图 -2 飞机上试飞， 1962年秋天， 上级决定用一架伊尔-14飞机改装， 一侧保留原发动机， 一侧装被试的651发动机继续试飞。这一阶段的试飞由北京空军某部承担飞行任务， 民航承担飞机改装任务。试飞领导小组的组长由试飞所的所长熊焰担任。熊焰是航空工业界的元老， 歼5飞机研制的总工程师。由一位所长亲自领导一个产品的鉴定试飞是前所未有的， 可见任务的艰巨和上级领导的重视程度。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 试飞所派出了精兵强将， 由飞机室戈平 （留苏生， 后为试飞院院长） 负责飞机性能， 赵振江负责飞机参数测量， 动力室徐素君、许俊、孟宪孔负责发动机试飞， 我负责发动机参数测量工作。这是我首次独立执行任务， 之前虽参加过初教6飞机的一些测试工作， 但仍感经验不足， 心里没底， 所以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 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当时的测试手段现在看来似乎简单， 但在那时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就是照相记录法。测试使用的照相机是歼5飞机使用的照相枪， 将待测发动机的参数用线管引到机舱专为测试用的仪表板上， 由仪表显示发动机在飞行中的工作参数， 然后用安装在仪表板相对方向的照相枪将仪表数据一一拍摄下来。照相枪的一个暗盒能装5 m长的135胶片。照相枪由飞行员在座舱控制， 可根据飞行任务实行点拍或连拍。飞行后从机上取下暗盒， 将胶片冲洗后用投影阅读仪读出发动机的参数。有了在各种状态下的发动机工作参数才能对发动机的性能做出判断， 最终得出试飞结论。
那时工作条件很差， 连个暗室都没有， 好在各方面都认识到任务的重要， 一路大开绿灯。六院一位助理与材料所联系后， 材料所照相室给我们提供了显影液、定影液、量杯、磁盘、温度计等， 还用部队招待所的一间小客房布置了一间暗室， 在那里可安全装卸、冲洗胶片。冲洗胶片这样的事情在试飞所都是由照相室承担的， 我并没有做过， 可此时我必须边学边干， 独自去完成。
一次试飞要使用多个暗盒， 而照相枪只有2个暗盒， 数量太少很不方便， 怎么办？ 我们只能向空军求助了， 这些沟通联络的事情都是我去做的。最终我从空军南口某仓库领回2台歼5用的照相枪， 这样在一次试飞中就能测试出更多的数据， 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歼5的照相枪是用于拍摄航炮发射效果的， 适合远距离拍摄， 我们测试工作要求的拍摄距离很近， 所以要对照相枪加以改装。经过多次调整试拍， 终于使照相枪达到使用要求。
在北京的近3个月中， 每天伴随我们的是紧张劳累。在现场工作风吹日晒不说， 我们最担心的是照相枪出故障， 若拍摄效果不好或因胶片卡住造成所需数据没有拍到， 一个飞行起落就报废了， 多少人力物力要付诸东流啊！ 好在我们都尽职尽责，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虽然工作紧张繁忙， 我们的业余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在北京人艺、青艺、海军礼堂看过多场国家级剧团演出的话剧， 国庆节晚上到天安门广场看了礼花， 还抽空游过北海、十三陵、香山， 领略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景色。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 物资极度匮乏， 在北京买东西都要凭票购买， 这让我们在北京出差的人寸步难行。为了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熊所长出面联系把大家的供应关系转到北京部队，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部队的干部灶就餐了， 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最让大家开心的是随工资还能领到工业券， 有了工业券就可以买到外地买不到的稀缺物品。
由于我在北京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得到了同事的好评和领导的认可。我们的这项试飞任务领导很重视， 空军曹里怀、常乾坤等领导都到现场视察过， 并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651发动机试飞成功后， 生产了1300台以满足空军和民航的急需。
通过651发动机试飞测试， 我不但业务能力得到了提高， 还在工作中学会了坚强， 学会了与人沟通， 学会了宽容他人……
651发动机试飞到现在快50年了， 往事历历在目。我非常怀念熊焰所长， 他是位受人敬重的长者。他对事业的执著， 对年轻人的鼓励、宽厚，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去世后我在《中国航空报》上看到程不时院士写的纪念文章， 让人黯然神伤。
岁月匆匆， 弹指一挥间， 许多往事都忘却了， 但我永远也忘不了1962年的金秋。
新中国航空抗荷服研制的辉煌成就
房瑞华
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纪念航空工业创建30周年的两枚奖牌还在我的书柜中闪闪发光，似乎是眼前的事， 又迎来航空工业创建60周年。1953年我和老伴一起大学毕业， 同时投奔到六朝古都南京雨花台麓下的513厂从事航空救生装备研究工作。我是一名普通的航空技术工作者， 没有为航空工业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里介绍一下战机飞行员不可缺少的装备———抗荷服研制的辉煌成就， 以说明中国航空工业60年的辉煌。
从1962年9 月7 日开始至今， 我国先后研制出 KH -1、KH -2、KH -3、KH -4、KH-5、KH-6、KH-7和KH-8等系列抗荷服。我有幸参加了KH-1、KH-2、KH-3和KH-4系列抗荷服的研制工作， 回忆研制中的点滴经验， 以此献给航空工业创建60 周年。
黑视的困惑
抗荷装置由抗荷服、抗荷调压器等组成， 其中抗荷服是保护飞行员飞行安全的重要个人装备， 它的出现缘自飞行员的黑视。1940年夏季，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英国飞行员在空战中遇到了一个难题： 由于急剧改变飞行方向和大速度的急转弯而产生的过载增大， 飞行员感到四肢和软组织增加了很大的负荷， 血液被迫从脑部流到身体的下肢， 导致视觉模糊， 灰视， 丧失视力， 最终出现黑视， 其结果可想而知。
为解决黑视这一难题， 人们通过“幻影”战斗机急速盘旋下降的方式进行试验， 后来又在“逆火”和“旋风”飞机上进行试验。当时潜心研究黑视的人员约有200人。研究人员发现， 大过载使飞行员的血液向身体下部集中从而导致黑视的出现， 如果给飞行员穿上对其躯干和下肢施加压力的装置， 就可以阻止血液下流， 从而达到预防黑视的目的。在他们的努力下， 飞行员有了自己的“护身符”， 这就是专门消除由于过载而产生黑视的飞行员个体保护装置———抗荷服 （又称抗荷裤）。1944年， 美国首次采用工作范围为过载1． 5~2的抗荷服， 以后抗荷服在其他国家陆续出现。
1952 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开始装备米格 -15 飞机， 却没有配备抗荷服。从空战英雄王海与赵宝桐着装就可以看到， 当时他们身穿普通的飞行服。没有抗荷服的保护， 相对飞行员身体素质的要求就特别高。我国也曾引进苏式抗荷服， 但苏式抗荷服不适合中国飞行员的体形。从1952 年到1964 年十余年间， 飞行员为了克服飞行中发生的黑视， 必须精神高度集中与兴奋； 另一个办法就是两腿及小腹用力， 上身前曲， 即通过改变形体的方法提高抗过载的能力。而依靠人体主动对抗动作提高抗荷能力， 会分散飞行员的精力， 反复使用会引起疲劳， 而且效果并不明显， 可靠性也差，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所以说， 在现代战斗机上抗荷服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空军领导机关多次向航空工业部门要求尽快研制国产抗荷服。直到20 世纪60 年代， 中国才有了自己研制的抗荷服。
我国研制抗荷服后来居上
1962年， 我国开始研制抗荷服， 我有幸参加了KH-1、KH-2、KH-3和KH-4等多种型号研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