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作为我朋友的青春期恋爱的唯一见证人——除了斯蒂芬妮本人——我感觉并不是那么的惬意，从他16岁开始，这段恋情一直持续了4年。我害怕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会让那些期待有重大揭秘的人失望。因为阿道夫同这名望族女孩的关系，被当时的道德观念限制在了一个准许的范围之内。这样的情况纯属正常。若不是当今社会的性道德观如此颠倒，人们肯定也会认为，青年男女“出轨”是不正常的事情，更何况他们之间——简单地讲——“什么也没发生”。
在此，我不能提及这位女子婚前和婚后的姓氏，还请诸位见谅。我之所以偶尔将其透露给那些致力希特勒青年时期研究的人，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诚恳，而且也没有什么坏心眼。斯蒂芬妮，这个比阿道夫大一岁，或许大两岁的女孩，后来嫁给了一个高级军官。现今居住在维也纳的她，已成了一名寡妇。所以，想必读者能够理解我的谨慎。
1905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如往常一样，在兰德大街散步，突然，阿道夫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激动地问我，觉得那个跟她母亲手挽手的金发美女怎么样。“听我说，我已经爱上她了”，他毅然地补充道。
斯蒂芬妮是个相貌出众的女生。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一头浓密的金发向后盘成一个发髻。她的穿衣打扮着实讲究，单从举止上就能看出她来自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
当时的斯蒂芬妮可能只有17岁，或者最多18岁。她的表情显得落落大方，浓密的长发，依然盘着格雷特式的发髻，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她的整体气质给人的感觉是清新而健康。
傍晚沿着兰德大街散步，是林茨人当年最热衷的一件事。女士们喜欢浏览商店橱窗，然后买点讨喜的小物件。青年一代也有他们自己单纯的娱乐方式——朋友约会。年轻军官对其中许多调情的环节尤为擅长。
想必斯蒂芬妮一定居住在乌尔法尔，因为她总是挽着她母亲的手，从大桥一路走到主广场，然后沿着兰德大街散步。每天下午5点钟，几乎是准时，这对母女就会出现——当时我们就站在施密托尔街口守候。若直接冲过去跟她打招呼，势必显得十分唐突，因为这位年轻的小姐根本不认识我们两个。所以阿道夫只能用眼神的一瞥来代替问候。从那时起，阿道夫就一直对斯蒂芬妮保持着密切的关注。然而他变了，变得失去了自我。
通过调查我了解到，斯蒂芬妮的母亲是一名寡妇，并且母女俩确实住在乌尔法尔，偶尔陪伴在她们身边的一个男青年，其实是斯蒂芬妮的哥哥——维也纳的一名法律学生。这个消息令阿道夫如释重负，因为之前他一直对那个身份不明的男青年耿耿于怀。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见到这两位女士跟一些年轻军官走在一起。像阿道夫这种身体虚弱的穷小伙，自然不能够跟这些身着华丽制服的年轻中尉相提并论。阿道夫对此也颇有感触，于是他只好通过雄辩来宣泄自己的感情。而这种愤怒，最终导致了他对整个军官阶层，乃至军队总体的仇视。“自负的蠢货”是阿道夫以前对他们的惯用称呼。更让他感到生气的是，斯蒂芬妮竟然跟这些（他坚持说是）穿着紧身胸衣，搽着香水的懒汉在一起厮混。
当然，斯蒂芬妮并不知晓阿道夫对她的一往情深，她将阿道夫看作是一个有些害羞，却又异常顽固，并且信心十足的追求者。当斯蒂芬妮对他试探性地一瞥回以莞尔一笑之时，他会感到无比的幸福，他的心情会变得与以往任何时候都截然不同，仿佛世间万物都是那么的美丽，那么井然有序，而他自己又是如此的心满意得。但当他的目光被斯蒂芬妮冷漠地无视之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就会顿时陷入崩溃的境地，那一刻，他就恨不得把整个世界，连同自己，一起摧毁。
这样的现象，无疑是每一段炽热初恋的典型特征，也许有人会把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感情误解成一种雏恋。如果只考虑斯蒂芬妮的个人想法的话，这种解读也并不为过，但对于阿道夫而言，他同斯蒂芬妮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初恋。即便他后来在维也纳过着艰苦的生活，这段恋情所散射出的光辉也依旧不减当年。可见阿道夫对她的感情是一份深厚而纯洁的真爱。在之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代替斯蒂芬妮在他心中的地位——这与普通男生的恋爱是多么的不同，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变换对象。我不记得阿道夫还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女孩。反正后来在维也纳，当露西·维德在歌剧《罗恩格林》中扮演的爱尔莎唤起了他的热情时，他给出的最高评价只是，她让自己想起了斯蒂芬妮。从外观上看，斯蒂芬妮是饰演爱尔莎一角的理想人选，不仅如此，瓦格纳歌剧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样适合她扮演，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很想知道，她是否具备必要的声音条件和音乐天赋。阿道夫倾向于把这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正是她那如瓦尔基里一般的外表，从未停止过对他的吸引，同时也引燃了他无限的激情。他为斯蒂芬妮创作过无数首情诗。其中有一首诗，题目叫作《献给爱人的赞美诗》，出自他的黑色小本子：斯蒂芬妮，一位出生高贵的少女，她身着一件飘逸的深蓝色丝绒长衣，骑着白马，伫立在那鲜花盛放的草地，她散开的秀发宛如一道金色的波浪搭在她的双肩。春日里，碧空如洗，万物纯净，处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我仿佛又看见了阿道夫那张神情专注的面孔，听到他饱含深情地吟诵着这些诗歌。斯蒂芬妮已经彻底地占据了他的思绪，以至于他所谈论的一切，所实践的一切乃至为将来所计划的一切，都围绕着她而进行。尽管阿道夫从未跟她有过只言片语的交流，但随着他与家庭的逐渐疏远，斯蒂芬妮对我朋友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则较为缺乏想象力。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曾就此事进行过反复的争论——我对阿道夫与斯蒂芬妮这段关系的回忆尤为清晰。他以前总是坚称，一旦他同斯蒂芬妮相遇，任何事情，彼此都能了然于心。他说，像他和斯蒂芬妮这样的特殊人类，根本犯不着用普通人的语言来交流感情，优秀的人类可以凭借直觉来相互了解。阿道夫始终相信，斯蒂芬妮不仅能够准确地了解他的想法，而且在与之分享的过程中还充满了激情。但他从未跟斯蒂芬妮谈过任何事情，即便她知道阿道夫的心中所想，也不见得她就会感兴趣。倘若我胆敢像这样提出质疑，他就会狂怒地冲我吼道：“你根本就不懂，因为你无法理解超凡之爱的真正意义。”为了使其平息，我便委婉地问他，能不能仅通过眼神来向斯蒂芬妮传递那些复杂的知识。他回答道，“有可能！但这种事情我跟你解释不清，反正我心里有的，斯蒂芬妮心里也有。”当然，我总是小心谨慎地在触碰这些敏感话题。但我很高兴阿道夫对我如此的信任，因为除我之外，他没再对任何人谈起过斯蒂芬妮，包括他母亲。
他希望斯蒂芬妮用拒绝他人的方式来回报他的爱。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斯蒂芬妮周围的青年男子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军官，因为他认为斯蒂芬妮这是在转移视线，目的是为了掩饰她对阿道夫的强烈感情。但她的态度却又常常引来阿道夫的嫉妒，当斯蒂芬妮无视这个苍白青年的守候，将注意力转向护送她的年轻中尉的时候，阿道夫就会感到深深的绝望。不过想来也正常，为什么一个青春活泼的女生要满足于一个神秘崇拜者的渴望眼神，更何况其他人对她表达倾慕之情的方式又是如此的优雅与不同？当然，我绝对不敢当着阿道夫的面表达出这些想法。
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我该怎么办”，要知道，以前他从来不询问我的意见，因而我对此感到无比自豪，风水轮流转，我终于也能在他面前找到一种优越感了。“很简单，”我解释道，“你先接近那两位女士，然后抬起你的帽子，向她母亲作自我介绍，再请求允许拜访她的女儿并护送她们母女回家。”
阿道夫怀疑地望着我，对我的建议考虑了许久。最后，他还是拒绝了。“如果她母亲想了解我的职业，我怎么说？毕竟我必须直接提到我的职业，最好是跟在我名字后头——‘阿道夫·希特勒，学院画家’，或者相类似的职业。但我还不是一名学院画家，我总不能把我将来的状况拿到现在来说吧。对她妈妈而言，职业要比名字重要得多。”
我思索了很久，觉得阿道夫只是出于害羞而不敢接近斯蒂芬妮。但令他退却的原因还不止这一个。那时候他对两性关系的概念非常保守，以至于同一个女生的正常接触，在他看来都是件有损尊严的事情。由于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调情，所以他坚信斯蒂芬妮除了盼着他来求婚以外，便再无其他渴求。我对此完全不敢苟同，但正如他处理所有疑难问题的惯用方式一样，阿道夫已经制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这个同他完全陌生，并且从未跟他有过言语交流的女孩，做到了他父亲、学校，甚至是他母亲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他为自己的将来拟定了一个明确的计划，目的是为了能在4年后迎娶斯蒂芬妮。
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来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最后，阿道夫委托我去收集更多关于斯蒂芬妮的消息。
我偶尔看见斯蒂芬妮的哥哥与音乐社里的一个大提琴手交谈。通过这名乐师我了解到，斯蒂芬妮的父亲曾是一位政府高干，几年前便已过世。她的母亲现有一套舒适的房子而且还能领取遗孀抚恤金，她把这笔钱用在了对两个子女尽可能最好的教育上。斯蒂芬妮读过女子高中，现已被大学录取。她有许多的追求者——她长这么漂亮，倒也不足为奇。她喜欢跳舞，去年冬天，她同母亲参加过镇上所有重要的舞会。那个大提琴手还补充道，据他目前所知，斯蒂芬妮尚未订婚。
阿道夫对我的调查结果相当满意——“尚未订婚”这一条在他看来怎么都是理所当然的。在我的汇报中，只有一点让他感到有些焦虑，斯蒂芬妮喜欢跳舞，并且根据那个大提琴手的确切说法，她跳得很好，而且乐在其中。
这完全不符合阿道夫对斯蒂芬妮的想象。一位瓦尔基里般的女子竟被一些“傻瓜”中尉揽在舞池里跳华尔兹，细想起来简直糟糕无比。
他排斥一切属于年轻人的娱乐。这种古怪的，酷似禁欲主义者的性格特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毕竟阿道夫的父亲也曾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男人，当年这位相貌堂堂的海关官员，肯定引得无数女生对其频频回头。可阿道夫为何如此与众不同？再怎么说他也是个十分中看的年轻人，他体型匀称而苗条，一双非比寻常的眼睛给他那张冷峻而严肃的面孔增添了几分生气，他眼中闪烁的独特光芒会让人们忽略他脸上的苍白与憔悴。然而——同抽烟、喝酒一样，舞蹈，与他的天性相悖。这些事物根本就不是为他而存在的，但从来都没有一个人，甚至是他母亲，用这种观点来劝过他。
长久以来我一直是他嘲弄的对象，现在我终于也有机会调侃他一把了。我一本正经地声明：“你必须上舞蹈课，阿道夫。”跳舞，立时成为了他的一个难题。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我们每天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剧院”或者“多瑙河大桥的重建”，所有的话题都被一件事情给占据——舞蹈。
只要遇到不能立马解决的问题，他就会沉溺在自己的归纳总结里。“想象一个拥挤的舞池，”他曾对我讲，“再假设你是个聋子。你听不见舞蹈音乐，然后瞧一眼他们漫无目的又毫无进展地移动。难道这些人不像疯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