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忆起青年希特勒的政治信仰和观点的时候，我似乎又听到了他对我讲话的声音，“你不懂”或是“简直无法跟你沟通”，有时他甚至会对我加以斥责，比如说，当我不经意地对他的错误观点表示认同的时候，他会怒不可遏地冲我吼道：“在政治这方面，库斯特尔，你就是个白痴。”
实际上，我这辈子就只有一样爱好：音乐。阿道夫也曾认同，艺术应该摆在人们生活中的首要位置。但在随后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他对政治的兴趣变得逐渐突出，虽说他也从未放弃过在艺术上的抱负。人们可以这么理解：在林茨居住的时候，艺术是我们永恒的话题，而到了维也纳，我们的生活则被政治所占据。我感觉在他眼里，我的价值仅仅体现在艺术方面。他越是对政治感兴趣，我们的友谊就越显得无关紧要。但他以前并未对我表达过这种观点；因为他一向是极其严肃地在对待我们的友谊，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
政治一直都是我们关系中的一个临界点。我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者具体地说，我没有足够强烈的意识去扞卫我的观点并且把它们强加于人。对阿道夫而言，我并不是一个令他满意的讨论伙伴。他更愿意改变我的信仰，而不仅仅是将我说服。但事实上，我不假思索而又毫不质疑地接收着他的一切言论，甚至有时还背下几段，以便能使我在讨论中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但我可不想发展成他的对立面，这样正好迎合了他口头争论的癖好。就政治而言，我的确不是块好料。好比一个置身于音乐大厅的聋子，虽然看得见别人演奏，却不知所奏何曲。老天并没赋予我驾驭政治的天赋。
阿道夫对此感到相当失望。在他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竟有像我这般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家伙。为了培养我的政治兴趣，他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当然他的态度一点儿都不客气。在维也纳期间，他多次强迫我陪他一起去议会旁听，但我对此相当反感，我宁愿把这些时间花在弹钢琴上。然而阿道夫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我必须跟他去，即便他十分清楚，议会里的事情总是让我无聊得想哭。但如果我当时这么讲的话，那我就惨了。
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家都成长在一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家庭。这样的信条并未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得以体现——恰好相反！这又是希特勒身上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他的父亲很喜欢谈论政治，并且从不掩饰自己的自由主义观点。但他听不惯任何针对君主制的反对之词。作为奥匈帝国的一名海关官员，他的立场十分明确。每年8月18日，奥匈帝国皇帝诞辰之时，他就会穿上他的节庆制服。他是帝国和皇室的忠实仆人。也许阿道夫小时候没怎么听到过他父亲谈论政治，因为他父亲认为，谈论政治的地方应该是酒吧，而不是家庭。无论人们在酒吧里侃得怎样热火朝天，回到家里总是风平浪静。我不记得阿道夫曾列举过他父亲的任何一个政治观点。
在洪堡大街的公寓，仍然少有关乎政治的迹象。阿道夫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是一个单纯而真诚的女人，她对政治毫无兴趣。阿道夫的父亲尚在之时，克拉拉可能偶尔会听到他对政治局势的一些抱怨，但她并没有耳濡目染或者把话传给她的孩子们听。这位性格易怒的丈夫和父亲，并没把他在酒馆里的情绪带到他的家庭，这样的做法兴许并无差错。希特勒家不欢迎客人前来谈论政治，我也不记得在他们家听到过任何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即使是一些闹得满城风雨的政治事件，都无法渗透到这户平静的人家，甚至连阿道夫自己也要遵守家里的潜规则。
我所见到他们家的唯一改变，就是克拉拉夫人（克拉拉·希特勒）在1906年底，从洪堡大街搬到了乌尔法尔。这次搬迁绝不是受到她丈夫那种不安定性格的影响，而是根据实际考虑做出的决定。那时，乌尔法尔（现在是林茨的一部分）仍然是一个具有乡村气息的独立教区，是退休者的理想居所。由于当地不用履行纳税义务，因而许多东西，比如肉，就比镇上卖得更便宜。克拉拉夫人希望能更好地利用她每月的抚恤金——数目适中，共120克朗。其中90克朗留给她自己，剩下的30克朗，阿道夫和保拉一人一半。不管怎么说，重归田园生活令克拉拉夫人倍感亲切。布吕腾大街9号的房子至今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每当路过那里的时候，我仿佛依旧能看见站在小阳台上的克拉拉夫人。对阿道夫来说，能跟斯蒂芬妮“同处一岸”，令他无比满足。由于阿道夫搬到了乌尔法尔，因此我们每晚回家的路程也变长了。但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时间去探讨一些有深度的话题。多瑙河大桥这点路程，对我们来说显得微不足道，所以，要是我们特别关注某些问题，就只得在桥上来回漫步，直到我们所有的话题都被聊尽为止。准确地讲，阿道夫需要时间倾吐，而我，需要时间聆听。
每当我想起阿道夫的家庭成长环境，再回忆起他所受的政治压力之时，我脑海中就总会浮现出一幅龙卷风的画面，无论外围的风暴多么猛烈，其中心依然平静。在研究像阿道夫·希特勒这种异乎寻常的政治天才的时候，人们要把外部影响和这个人的自身倾向区分开来，因为我认为后者要比前者重要得多。毕竟那时候，许多年轻人也跟阿道夫一样，接受着相同的教育，经历着同样的政治事件，从所见所闻中感受着激情和愤怒，但是这部分人最终只成为了能干的业务员、技师或厂长，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
民族主义思想支配着林茨实科中学。学生们在私底下抵制所有的传统制度，比如爱国主义演讲、王朝节日还有王朝宣言，他们反对学校的宗教仪式，却参加圣体节的游行。阿道夫·希特勒认为这种氛围比实际的教育重要得多，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描述：
“资金为南疆协会以及学联会而募集，矢车菊和黑、红、黄三色旗，让人们的立场表露无遗，我们用‘Heil’（万岁）互致问候，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代替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室颂歌，无视一切警告和处罚。”
德国人在奥匈帝国的生存斗争让当时的年轻人大受鼓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在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意大利人中间显得孤立无援。诚然，林茨大体算得上是一座德国城市，它远离重组后的边区，但与之毗邻的波西米亚却总是动荡不安。在布拉格，示威游行接连不断。就连帝国皇家警察也承认，他们不敢保证德国居民免受捷克暴徒的侵扰，这在林茨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和平时期的布拉格几乎都处在了城市告急的边缘。
当时的布德韦斯仍然由德国人管理，在这个小镇的议会中，德国人占据着多数席位。阿道夫有一些同学来自布拉格、布德韦斯或是帕赫阿提茨，每当被别人戏称为“吉卜赛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气得跺脚，因为他们只想跟其他人一样，成为一名纯粹的德国人。很快动荡便波及到了林茨。林茨城里居住着几百个捷克人，他们都是一些老实而谦逊的工人或技师，平时没人对他们过多在意。而如今，一个叫汝拉泽的捷克修道士成立了一个索科尔俱乐部——捷克文化组织，他在捷克的圣马丁教堂布道，还为一所捷克学校募集校舍修建资金。这在镇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资深的民族主义者已经从这个狂热分子的举动中察觉出，这是在为捷克人的“入侵”做准备。当然，这样的说法无疑有些夸张，但正是这个捷克人的举动让慵懒的林茨人感到了某种威胁，结果，他们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加入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斗争行列当中。
就其个人政治发展的可信程度，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描述道：
“谁懂得年轻人的心理，谁就会了解他们为何在听到战斗号召之时，如此亢奋。他们通过千百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虽然他们只是这场伟大斗争的一个真实缩影，但他们反映出的状况通常都更令人信服。”
实科中学里那些民族主义教师走在了这场“保卫战”的前沿。历史老师利奥波德·波希博士，是一个活跃的政客。在镇议会里，他是国民党的权威之一。他痛恨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多民族国家（这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一个超民族共同体的楷模），所有满腔热血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都将他的话奉为至理。
“为了自身的优越地位，他们一次又一次卑劣地出卖了德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利益，谁还愿意为了这样的王朝继续卖命？”
带着这样的反问，阿道夫明确且义无反顾地背弃了他父亲所支持的泛德主义计划。当阿道夫让他的思想列车一往无前地行进时，我很难跟上他的大部分讲话，于是我只好让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尽情发挥。然而，在他的演说中经常出现一个词语，“帝国”。他喜欢用这个词来结束他冗长的倾泻。一旦他将话题带入死胡同并且不知道该怎样继续进行的时候，他就会直截了当地说，“帝国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我问他，谁来为他画板上这些庞大的建筑工程埋单，他会自信地回答，“帝国”。任何琐碎的事务都可以交给“帝国”去处理。省剧院的硬件更换将由“帝国舞台设计师”负责（众所周知，1933年后，真的有人填补了那个职位。我记得阿道夫·希特勒在十六七岁时便创造了这个名词）。在他看来，即使是对残障人士的照顾或者是对动物的保护，都属于“帝国”的管理范畴！
在奥地利，“帝国”这个词通常是代指德国的势力范围，当地居民被称作“帝国的德国人”。但是当我朋友使用到这个词语的时候，它不光是指德国，尽管他总是避开对“帝国”的准确定义，但很明显，这种混合的表达，包含了一切他看中的政治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