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寄来一封信，真是稀罕，因为他为了节省邮费，通常都只给我寄明信片。尽管他不知道要给我“提供”什么信息，但他还是觉得有必要跟我聊聊他的隐士生活。信上的日期为1908年7月21日，内容如下：
亲爱的朋友：
也许你会奇怪我为什么这么久都没给你写信。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不知道能为你提供什么消息，也不清楚有什么事情能让你特别感兴趣。首先一点，我人还在维也纳，而且也没打算要离开。查克雷斯夫人已经到她兄弟家去了，所以我现在是孤身一人。不过我的隐士生活过得还挺不错。唯独有一件事情我还不习惯。在此之前，查克雷斯夫人总会一大清早就来敲我的门，把我弄醒，然后我就开始工作，而现在，我只得靠自觉了。林茨有什么新鲜事儿吗？剧院重建协会似乎已经偃旗息鼓。等银行竣工以后，请你给我寄来一张图画明信片。现在我想请你帮我两个忙。第一件事，麻烦你帮我买一份《多瑙河城市——林茨导游地图》，不是沃尔勒版，而是由克哈科维泽出版的正宗的林茨版本。封面印有一张林茨姑娘的图片，背面是一张林茨全貌的特写，有多瑙河、大桥，还有城堡。加上邮票一共要花60海勒。请你尽快给我寄来，要么你先替我支付邮费，要么选择上门收费，都行，反正我会还你。但一定要确保汽船公司的时间表和林茨地图都在其中。因为我忘记了一些确切的数字，但是在沃尔勒版中我又找不到。第二件事，当你下次去坐船的时候，麻烦你帮我搞一张今年的导游指南。这笔“任意付费”的花销我也会还给你。那么就麻烦你帮个忙，行不行？我这儿没什么其他新闻，除了今天早上我消灭了一支臭虫大军，因为它们差点就要在我的血液里快活地徜徉了。现在我的牙齿简直“热”得打战。我估计没有哪个夏天出现过像这么冷的天气。你还是老样子是吧？好了，祝你们全家幸福，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请求。我依然是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阿道夫对重建林茨的新计划是如此的热衷，以至于他从收入中抠出60海勒给我，让我帮他购买克哈科维泽版本的城镇导游地图。信中提到的“银行”代指上奥地利州和萨尔茨堡的新银行大楼。阿道夫唯恐这幢建筑会毁坏整个林茨主广场的严密布局。我知道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打听到剧院重建协会的确切消息，因为剧院和多瑙河大桥都是他最热衷的项目工程。
尽管他穷困潦倒，但阿道夫的确相当勤奋，光从他把导游地图的费用给我寄来这一点就能够看出。并且他提到的那种“任意付费”的导游地图在船上是可以弄到的。
哦，还有臭虫！真是种老天的捉弄。实际上我自己倒是没受什么影响，可阿道夫的确深受其害。以前每当我睡着之后，他便开始夜间捕虫，通常是在第二天早上，他就会小心翼翼地亮出一枚大头针，向我展示他的夜间行动成果。在那个时候，维也纳的许多住户都会遭受臭虫的侵扰。好家伙，又一支臭虫军被处以了极刑。
又过了一阵子我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但随后我便收到一封他的亲切来信，信上的日期是1908年8月17日，这或许是他写给我的最直白的一封信了。上面写道：
好朋友：
首先请你务必原谅我这么久没给你写信。这种情况有它自身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我不知道自己能找点什么话跟你说。之所以现在给你写信，仅仅是为了向你表明，在收集到这么点儿小新闻之前，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和时间。首先我们的房东太太查克雷斯夫人要感谢你寄来的钱。其次，我衷心的感谢你的来信。也许查克雷斯夫人觉得写信比较困难（她的德语简直不敢恭维），所以她叫我向你转达她的谢意，感谢你们一家人的慷慨。不久前我突发急性支气管炎，这才刚刚缓过来。你的音乐家俱乐部似乎正面临一次危机。上次我寄给你的报纸到底是谁发行的？我早就已经付了钱。你有没有它的更多信息？现在我们这边的天气好得不得了，下着倾盆大雨。相比今年我们遭受到的酷暑煎熬，这真的算是上天的恩赐了。但目前看来，这种日子我享受不了几天了。也许在这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就要离开维也纳。到时我会细言相告。最近我搞了大量写作，绝大多数是在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你最近读过委员会关于新剧院的决议吗？在我看来他们是打算再次修补这堆老垃圾。照这么下去他们就折腾不了多久了，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得到授权。不管怎样，通篇的讨好言语充分显示出，这些备受尊敬的权威人士对修建剧院的认知犹如一头非洲河马对演奏小提琴的了解。要是我的建筑师手册显得不那么破旧，我会把它包起来，然后寄给他们，收件地址我会这么填：“负责执行剧院翻修的剧院重建委员会”，献给当地出身极高贵，最大公无私并值得称颂的全体委员，用以最终的建设和必要的装修……
好了，我就写到这儿。向你以及你父母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我依旧是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这绝对是阿道夫的典型风格。即便是常规性的称呼“好朋友”都显示出他正处于一种情绪化的状态之中。随之而来的冗长介绍也与他的性格特征相符，以前为了使自己的夜间演讲得以继续，阿道夫总会用到这种“铺陈”手法。
“愉快的雨天”这个玩笑是在为他后面洒脱而犀利的文笔做热身准备，类似的一个玩笑也在1908年4月20日，在他寄来的一封信上出现过。一开始，我们的房东老太太就因其悦耳的乡音，被他说得一无是处。随后阿道夫又将矛头指向音乐家俱乐部。但这些才刚刚拉开战斗的序幕，只是小试牛刀而已，因为之后，他便怀着满腔愤怒，朝着意欲翻修“老垃圾堆”的林茨剧院协会发起了一阵狂轰滥炸。他猛烈地声讨着这群市侩庸人，因为他们玷污了阿道夫最喜爱的工程，一项让他倾注了多年心血的工程。读着这封来信，我仿佛看见阿道夫在房门与钢琴之间的狭小过道上来回踱步，为这些官僚化的市政议员操碎了心。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将要开始一段旅行，这是事实，8月20日，也就是3天后，他从瓦尔德维尔特尔给我寄来一张印有魏特拉城堡的彩色明信片。好像他并不是很喜欢在他亲戚家住，因为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他从维也纳给我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是圣徒节的祝福。
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查克雷斯夫人去了摩拉维亚，阿道夫去了瓦尔德维尔特尔。然而斯通帕大街的生活又再次回到了原来的轨迹。而我——苦恼万分的我——不得不到奥匈帝国第二步兵团去报到。至于这8个星期我做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训练期间我完成了什么——我觉得还是不提为妙。这8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一段最空虚的时光。但最终，在1908年11月20日，我总算熬出了头。我终于可以向身在维也纳的阿道夫宣告我的到来。
我写信告诉他，为了节省时间我会乘坐早班车，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就能抵达火车西站。我想，他一定会在老地方——月台栅栏边接我。然后他会帮我分担沉重的行李，里面还装有我母亲捎给他的一些东西。他想我吗？我又回来了，可是我没在栅栏边看见他。我又跑到候车室去找他。结果忙活了半天我连他的人影也没见着；阿道夫不在这儿。可能他生病了。他确实在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提到过，他仍旧承受着他的老毛病，支气管炎的折磨。我把东西全部放到了行李寄存处，然后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斯通帕街。查克雷斯夫人见到我后非常高兴，但她马上又告诉我房间已经租出去了。“那阿道夫呢？我的朋友呢？”我惊讶地问道。
查克雷斯夫人盯着我，她脸上的皱纹像一道道刻上去的痕，眼睛瞪得老大，“难道你不知道希特勒先生已经搬出去了吗？”
“我不知道啊。他搬哪儿去了？”我问道。
“希特勒先生没有告诉我。”
“但他肯定给我留了点东西啊，比如一封信或者一张便条之类的，不然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房东太太摇了摇头：“没有，希特勒先生什么也没留下。”
“一句祝福的话都没说吗？”
“他什么都没说。”
我问查克雷斯夫人房租付清没有。是的，阿道夫已经付清了他的一半。查克雷斯夫人又把我付的那一半退还给了我，因为我已经把房租交到了十一月份。我们两个的离开让她感到非常遗憾，但也于事无补，当晚她给我铺了张临时床铺让我留宿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只好出去另寻住处，在格拉索尔霍夫我找到一个采光不错的小房间，然后还租了一架直立式钢琴。
无论如何，我还是十分想念阿道夫，尽管我也经常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他会找到我的住处。为了方便他找到我，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了查克雷斯夫人。现在阿道夫有三种方式能够联系上我——通过查克雷斯夫人，通过音乐学院的办公室，还有就是通过我的父母。如果他想再见到我，他一定会采取以上三种方式的任意一种。我本可以通过警察总署人口注册中心的办公室去找他，只是当时我没有想到。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阿道夫还是没有出现。他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难道是我的过错导致了他的离开？
我又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确实，我们因为观点不同发生了一场争吵，但跟他一起相处，这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他自己也是习以为常嘛。只是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他当时沉默的原因。但毕竟他自己也说过很多次，等到了秋天我回到维也纳的时候，我们又一起合租。在临别之时他也没给过我什么暗示，即便是在他生气的时候他也总是不露声色。在这4年里，我们的关系之铁，以至于很多事情都成了理所当然，就比如我们决定以后要一起在维也纳生活这件事。
当我回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时，我反而只会让自己确信，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我们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厚，都更有意义。是的，在维也纳最后几个星期的美好时光——无论是歌剧院和城堡剧院里的美妙经历，还是拉克斯山的探险之旅——将我们的友谊推向了顶点。
难道这就是阿道夫对我不辞而别的原因吗？
我越是绞尽脑汁地去想，就越能体会到阿道夫对我的重要性。我感到无助和孤独，我们度过的友谊岁月在我的脑中不断涌现，我简直不知道还能将这份情谊寄放何处。尽管我承认我的学业会因此而进步，但现在，我的整个生活却已变得稀松平常，甚至几乎到了枯燥无味的地步。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欣赏一些美妙的演出无疑能够给我带来些许安慰，但知音难觅，又使我感到沮丧。每次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观看演出的时候，我都希望能看见阿道夫。也许他会在表演结束后，站在出口等我，然后我会再次听到他那熟悉而不耐烦的声音，吼道：“喂，走了，库斯特尔！”
但我渴望见到阿道夫的愿望再次落空，而与此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些事实。他不想再回到我身边。他的离开绝非偶然，既不是暂时的闹情绪，也不是因为一连串的小矛盾而产生的不合。要是他想来找我，他早就找到了。
我感到很哀伤，因为他想要的是终止这段为我所珍重的友谊，不带丝毫感激，也不留一点后路。所以后来我回到林茨，在迂格街找到了拉包尔夫人，向她询问阿道夫的住址。
当时她一个人在家，带着一种可以理解的冷漠接待了我。我问她，阿道夫现在住在维也纳的什么地方，她说不知道，而且回答的有些不悦，她说阿道夫再也没跟她通过信。于是我的尝试再次遭遇失败。然后拉包尔夫人开始责怪我，她说正是因为我自己的艺术野心，致使年满20的阿道夫至今学无所专，也没有社会地位，我直抒胸臆，为阿道夫做了强力的辩解。毕竟安吉拉也只是在重复她丈夫的观点。但我后面的反驳却比不上阿道夫。由于谈话的气氛变得越来越不愉快，所以我便起身，冒失地离开了他们家。
岁末已至，而我还是没有阿道夫的任何消息。40年后，我才从林茨，一个研究阿道夫·希特勒的档案管理员那里了解到，我朋友搬出斯通帕大街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房租太贵，而且他已经在梅德曼街一个所谓的“男士酒店”里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住处。阿道夫消失在了大都市的暗影深处，开始了他那段不为人知的苦难生活，就这段时期而言，找不到任何一个可靠的见证者，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那就是，在他人生中这段最困难的时期里，他没再交过一个朋友。现在我能够理解他当时的行为。他不愿意结交朋友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贫穷感到羞耻。他想独自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独自去承受命运的安排。那是一条荒草丛生的道路。在与他分别之后，我突然发现，置身于一座大都市的人群之中，竟会如此的孤独。
就这样，我们青年时期的一段美好友谊便走到了尽头，它虽不波澜壮阔，但却回味无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态也开始变得平和。我很庆幸当初阿道夫突然终止了我们的友谊，因为，如果是等到以后，我们分歧加剧或者感情淡化，致使这段友谊走向终点，那么它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相比被迫告别而言，阿道夫的结束方式的确更让我难以承受，尽管，这一切尚未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