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试着将谈话转向我们的往事之时，他立马接住我的话茬继续讲道：“两个穷学生，这就是我们过去的身份。没人知道我们还挨过饿。爬山时兜里就揣一块面包。而如今世道不同了。去年，一群青年坐着我们的船抵达了马德拉岛。瞧，那边就是雷博士，还有他年轻的妻子。他就是这个组织的建立者。”接着他又开始谈起了国家的文化建设项目。节日剧院门口聚集的民众正在热切地期盼着元首的出现，但此时的他，话匣子已打开，想收也收不住了。就像过去他在查克雷斯夫人的房子里发表长篇大论时的状态，而且他也知道，只要他谈及的问题与艺术有关，我就会特别感兴趣。
“这场战争已经把我拉下了水。但我希望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太久，等仗一打完，我就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来，然后开始实施我余下的所有计划。库比席克，到那时我会派人来请你，我要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
剧场内的国防军乐队奏响小号，表示演出继续进行。我感谢元首对我以诚相待，并祝愿他诸事顺利，马到成功。他陪我走到门口，然后驻足目送我离开。
《诸神的黄昏》落下帷幕，这的确是一场感人肺腑的表演。我缓缓地走出剧院，发现阿道夫·希特勒大街已被隔离管制。于是我站在元首将要路过的地方，希望能再看他一眼。几分钟后，元首的车队抵达剧院门前。希特勒站在他的座驾上接受民众的夹道欢迎。他的护卫队贴靠着警戒线，分驶于街道两侧。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永生难忘。音乐总指挥埃尔门多夫、兰格女士、苏希妹妹还有一位老夫人——她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住在万弗雷德庄园——他们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我一直没搞懂是什么原因。但现在，车队朝着我们的方向缓缓驶来，我站在绳子拉成的警戒线旁抬臂行礼。就在那时，元首认出了我，他示意司机让整个车队停止前行，而他的座驾却向我这边靠了过来。他探出身子拉住我的手，冲我微笑着说道：“再见。”
元首的座驾又回到了护卫队中间，他调正身姿，与众人挥手作别。然后车队便径直向机场驶去。
突然之间，我成了在场舆论的焦点。所有的旁观者都想知道，我这个奇怪的老百姓凭什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获得元首的青睐。我自己有口难言。叫喊声与人群的拥挤已变得越来越可怕。在此之前，元首同我的会面一直都是私下进行，最多也就当着一小群人的面，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始终保持着一种私密性。但如今，随着我们的关系被公诸于众，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了这段青年友谊的重要性。所有人都争着跟我握手。我那几个朋友还想帮我解释几句——可完全是徒劳！激动的民众根本听不进去。我被人群推来撞去，每个人都想看我到底长什么样。鬼才知道他们究竟把我想成了什么人。也许以为我是一个别国派来讲和的外交官——若是如此，被推两下也算值了。最后，我好不容易才钻到了一个可以顺畅呼吸的地方。“女士们先生们，”我喊道，“让我走——我只是他的一个少时朋友。”
1940年7月23号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日子。战争局势正在剧烈扩大，根本说不清到何时才能到头。
我废寝忘食地投入到了地方机关的工作中。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因而我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几乎都快压得我喘不过气了。除此之外我的生活里还增添了另一份担忧：我的几个儿子全都应征到了军队。
1942年我加入了纳粹党。并不是因为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产生了改变，而是因为我向我的上司们做出了妥协，他们认为这场艰苦的斗争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每个人都必须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当然，我的确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名追随者，但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拥护者，我还有一个更深更广的名义——少时伙伴。我本可以很轻易地拒绝入党，只要我用平时那套话来搪塞他们：“这件事情我想先跟希特勒私下谈谈。”可是国家正在打仗，我不想搞特殊化。
我们镇长曾经问我：“元首从没要求过你入党吗？”当然没有——我是他的朋友，仅此而已。希特勒不是也清楚地表明过我是他朋友吗，他不是还觉得我在政治上是个“小孩儿”吗？所以我告诉镇长说，希特勒从没问过我为何不入党的事。
但我记得有一回，好像希特勒就此事给我做了一点暗示。1939年我去拜会他的时候，他把我介绍给了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夫人，他还笑着指出我身上没有佩戴任何党徽或勋章，当得知我此行的身份是“理查德·瓦格纳”德国妇女联合会，林茨分会的代表时，他对瓦格纳夫人说道：“这就是库比席克先生。他是你那个德国妇女联合会的一名成员，简直是太好了！”他言下之意是：我朋友加入的唯一组织竟然是一个妇女组织，这下你知道他是哪类人了吧。
旷日持久的战争投射出一道长长的阴影，使身处灾难中的每个人又增添了一份失望和一份痛苦。在此局势之下，我尤其想到了布洛赫医生。这位在林茨被称作“穷人的医生”的老好人，通过希特勒以前的年级主任，休谟教授，给我捎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恳请我帮他在元首面前求情，希望希特勒念在他给克拉拉夫人看过病的份上，不要派人来骚扰他。我认为这种要求显然毫不过分。回想当初在维也纳的时候，我和阿道夫就经常针对犹太人问题发生争执，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敢苟同他的一些基本观点。我记得有一次，我很无辜地给他引见了一名犹太记者，他当时就跟我翻了脸。然而我相信对于布洛赫医生，希特勒还是会讲点情面的。虽然我与这位老先生素未谋面，但我还是立马给帝国总理府写了一封陈情书，其中还附上了布洛赫医生给我的来信。几星期后，我从马丁·鲍曼那里收到了答复，他严令禁止我以后再为他人求情；至于布洛赫，他同样会按照对待其他犹太人的方法去处理；他还声称这是元首的明确指示。我并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没有亲自看到我的请求，至少布洛赫医生还是继续过上了相安无事的生活。然而我的担忧并未因此而减轻。令我最受打击的是，我已然失去了和希特勒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并且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种可能性只会变得越来越渺茫。
一切尘埃落定，我们输掉了战争。1945年5月，在那段令人惶恐不安的日子里，我惊愕地听见收音机里传出的消息，德意志帝国战败，一场烧遍整个欧洲大陆的战火终于被扑灭。《黎恩济》的结束场景立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护民官葬身于宫殿的大火中。
……人民还是抛弃了我，
尽管他们成就了我的美名，
每一个朋友都抛弃了我，
虽然他们曾带给了我幸运。
即使在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我也一直没有参与任何政治事务，因为从本质上说，我只能算一个非政治人士。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外界压力，我都从来没否认过我与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关系。
我在这方面的最大担忧是以前我保存的那些关于希特勒的纸质物件。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保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几年前，我就已经将这些信件、明信片，还有素描用玻璃纸封装了起来。现在我又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坚固的小皮箱里。我把箱子提到埃费丁住所的拱形地下室，然后撬开了地上的几块砖头，挖了个深坑把它埋了进去。整件事情我做得极其谨慎，生怕留下任何痕迹。幸好我的行动采取得及时，因为第二天我就被美国人逮捕，随后在臭名昭着的格拉森巴赫拘留营吃了16个月的牢饭。当然，在我离开这段时间，他们在我家里进行了彻底地搜查，但始终徒劳无获。最后，我于1947年4月8日被释放。
起初我经常被他们叫去审问，先是在埃费丁，之后又是在格蒙登。其审问内容都几乎无异，比如：
“你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个朋友，是吧？”
“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1904年。”
“你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是啊，但我的确是他朋友。”
“他还什么都不是，你怎么会跟他交朋友？”
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曾经这样问我：“你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朋友，你从他那儿捞到了什么好处？”
“什么也没有。”
“但你自己承认过你是他的朋友啊，他给过你钱吗？”
“没有。”
“食物呢？”
“没有。”
“他给你介绍过美女吗？”
“也没有。”
“他后来接见过你吗？”
“接见过。”
“你经常见他吗？”
“只是偶尔。”
“你用什么办法见到他的？”
“我就是直接去找他。”
“这么说当时你跟他走得很近，是吗？”
“是，很近。”
“单独的吗？”
“是。”
“没有任何警卫在场吗？”
“没有。”
“那你本来可以杀了他，是吧？”
“确实。”
“那你为什么没有杀他？”
“因为他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