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相关文件记载，阿道夫的外祖母约翰娜·勋特勒，是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一个女儿。如此一来，克拉拉·波尔兹尔就和勋特勒（希德勒）家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是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的兄弟。而格奥尔格又作为阿道夫父亲的父亲出现在多勒斯海姆的洗礼名册上。所以克拉拉·波尔兹尔就是她丈夫的第二代堂兄妹。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们结婚之前总是提到克拉拉，但仅仅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侄女。
克拉拉·波尔兹尔有着一个悲惨的童年，这段时期的她在一个子女众多的穷苦家庭中度过。我时常听她谈起自己的妹妹约翰娜，这个姨妈在阿道夫成为孤儿后还经常照料他。后来我还听说了她的另一个妹妹阿米莉亚。1875年，在克拉拉15岁的时候，她的亲戚，布劳瑙的海关官员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请她到他家去帮他照顾妻子。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贝当时已经和安娜·格拉斯尔-霍勒结婚，而也就在第二年，他继承了希德勒这个姓氏（后来被他改为希特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段婚姻——跟一个比他大14岁的女人结婚——没有留下子嗣，并最终分离。当他的妻子在1883年去世以后，阿洛伊斯·希特勒娶了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弗兰西斯卡·马佐尔斯伯格。在这段婚姻中，他们生下两个孩子，一个是阿道夫同父异母的哥哥小阿洛伊斯，另一个是阿道夫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在他和第一任妻子分居期间，克拉拉还一直住在他家里，而当他的第二段婚姻又开始的时候，克拉拉就去了维也纳。他的第二任妻子弗兰西斯卡在生完第二胎的时候便患上了重病，于是阿洛伊斯·希特勒将他的侄女召回了布劳瑙。1884年8月10日，仅仅在他们结婚两年之后，弗兰西斯卡便去世。（在这段婚姻中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小阿洛伊斯，是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出世的，并由他的父亲抚养。）1885年1月7日，就在他的第二任妻子去世六个月之后，阿洛伊斯·希特勒便迎娶了他的侄女克拉拉，而当时克拉拉已经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古斯塔夫。古斯塔夫于1885年5月17日，也就是在他们结婚5个月后出生，而1887年的11月9日就夭折了。
因为克拉拉·波尔兹尔是阿洛伊斯的侄女，所以这对夫妇的婚姻仍须得到一份教会的豁免。而那封申请书——由一位奥匈帝国公务员用干净工整的字体手书而成——现在仍然保存在林茨主教区的档案馆里，编号6.911/Ⅱ/21884。这份申请如下：
阿洛伊斯·希特勒与其未婚妻克拉拉·波尔兹尔的结婚申请
敬爱的主教：
怀着最谦恭的礼敬在下面签署姓名的两位，已决定结为夫妻。依照附上的家谱，他们受到了教会规定的限制，因为他们是第三代与第二代旁系亲属的结合（近亲结婚），所以他们谦恭的请求尊敬的主教基于以下理由，仁慈地豁免并成全他们的婚姻：根据附上的死亡证明，新郎从今年8月10日起就成了单身，并且还是两个未成年小孩的父亲，一个两岁半的男孩（小阿洛伊斯）和一个一岁零两个月的女孩（安吉拉），他需要一位女性助手帮助他来照料两个孩子。作为一名海关官员，他在白天总是远离自己的家庭，甚至经常是到了晚上也不能回家，所以几乎无法担负起孩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义务。自从孩子的母亲去世之后，新娘就一直在照顾他们，并且孩子们也非常地喜欢她，所以我们可以正当的假设：也许这对孩子们的培养会是有益的并且这段婚姻也将是幸福的。此外，新娘也别无他法，她可能再也不会有另外的机会去获得一段美好的婚姻了。
基于以上理由，签字人重申他们谦恭的请求，请求教会对他们亲密关系构成的阻碍进行仁慈的豁免。
1884年10月27日于布劳瑙
新郎：阿洛伊斯·希特勒——新娘：克拉拉·波尔兹尔
申请中附上的家谱如下：
约翰·格奥尔格·希德勒——约翰·奈波穆克·希德勒
阿洛伊斯·希特勒 约翰娜·希德勒（嫁给波尔兹尔）
克拉拉·波尔兹尔
林茨教会声称自己无权发放豁免并将其转发给了罗马，因而这封申请是经由罗马教廷裁定并予以的批准。
阿洛伊斯·希特勒同克拉拉的结合被所有与之相识的人描述成是一段非常幸福的婚姻，这大概是基于妻子顺从且随和的本性。有一次她这样对我讲道：“我年轻时的憧憬和梦想并没有在我的婚姻中得到实现”，接着又逆来顺受地补充道，“但是这种事情当真存在吗？”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连续生产，这对虚弱的妇女而言，无疑会在心理和生理上造成沉重的负担。1885年儿子古斯塔夫出生；1886年女儿艾达出生，两年后夭折，1887年另一个儿子奥托出生，奥托只活了3天，然后，在1889年4月20号，又生了一个儿子——阿道夫。在这些赤裸裸的真相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苦难啊！阿道夫出生的时候，其他3个孩子都已夭亡。于是那位备受折磨的母亲对她的第四个孩子倾注了大量的关怀。有回她告诉我，阿道夫曾是个体质虚弱的小孩，因此她总是生活在再次丧子的恐惧中。
也许前面三个孩子的夭折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彼此是近亲的缘故吧。我把这个疑问留给专家来作出最终定论。但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要强调一点，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此乃重中之重。
我朋友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正如我亲身体会的——言行一致。他的本性中包含着一些坚定不移的，不可动摇的，一成不变的甚至是顽固不化的成分。这一切都体现在他极其严肃的生活态度之上，并且构成了他其余性格的基础。阿道夫根本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或者他的本性。他思想中这片僵化的区域所储存的东西永远都保持不变，对此我深有感触。我尤其记得，1938年，当分别30年后的我们再次聚首之时，他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一点没变，库比席克，只是老了一些”。如果这是真实的我，那么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从未改变。
我试图为他性格中这个基本的显着特征找到一种合理解释。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我能想象——尽管我完全是一个遗传学领域的门外汉——近亲结婚的生物效应肯定固定了某些领域，而那些“停滞的观念”就导致了他这种特殊性格的产生。阿道夫·希特勒性格中的顽固，恰恰是给他母亲带去无数悲伤的主要原因。
母亲那颗脆弱的心再次受到命运无情的摧残。1894年的3月24日，即阿道夫出生5年后，她又生下了第五个孩子，是个儿子，名叫埃德蒙。埃德蒙同样也难逃厄运，于1900年6月29日在莱翁丁夭亡。虽说阿道夫对前面3个在布劳瑙出生的孩子没什么记忆，并且也从来不提起他们，但他却清晰地记得他的弟弟埃德蒙，因为他弟弟死去那年他已经11岁了。有回他告诉我，埃德蒙死于白喉。他们家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孩儿，名叫保拉。保拉生于1896年1月21号，且一直存活了下来。
因此，像这样的早夭便夺去了克拉拉·希特勒6个孩子中的4个。也许她那颗母亲的心已经被这些磨难给伤透了。如今她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好好照顾两个活下来的孩子，为此，她不得不在她的丈夫过世后，忍受着孤独与寂寞。令她稍感欣慰的是，保拉是个安静听话的孩子，但她的独子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焦虑，这份焦虑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阿道夫真的很爱他的母亲，这点我可以向上帝和所有人保证。我记得在他母亲弥留之际，他曾多次展现出他对母亲的爱，非常深沉又非常感人。他从不谈及自己的母亲，只是流露出深深的感情。他是一个好儿子，但却无法满足他母亲的最大心愿——从事一项稳定的职业，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我们在维也纳一起生活的时候，他总是将他母亲的相片随身携带。后来在《我的奋斗》中，他这样概括他对父母的感情：“我尊敬我的父亲，但我爱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