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慎？刚毅说：“行不放逸，语不宣泄，谓之慎。”就是说，一言一行，均须慎重。“忧患生于所忽，祸害兴于细微。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故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也；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
怎样做才算是谨慎呢？
其一，要深思熟虑。每遇到一件事，都要进行详细的调查，掌握充分而全面的情况，反复思考，得出解决的办法，没有疑问，再付诸实施。正如宋人陈襄所说：“官司凡施设一事情，休戚系焉。必考之以法，揆之于心，了无所疑，然后施行。有疑，必反复致思，思之不得，谋于同僚。否则，宁缓以处之，无为轻举，以贻后悔。”清人张运青说：“处事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
其二，一言一行都要谨慎。清人高廷瑶指出：“夫居官之要，莫要于谨言慎行。举止戒浮动，说话戒夸张。上官及朋友有事相商，不可漏泄，所谓计事不密则害成也。”清人文海认为：“‘慎’字所包甚广，不独刑罚之措施，钱谷之出纳，凡堂上之一喜一怒，署内之一言一动，俱有关系，不可任我性情。”
其三，谨始慎终，时时都要谨慎。清人郑端说：“事必谋始。莅事之初，士民观听所系，廉污贤否所基，做事务须详审，未可轻立新法，恐不宜人情，后难更改；持身务须点检清白，且不可轻与人交，恐一有濡染，动遭钳制，不但贿赂可以污人而已。”不仅要谨始，而且要慎终。正如元代名臣张养浩所说：“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始如终，故君子称焉。”老子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曾国藩生性谨慎，不是那种粗心鲁莽、毫无顾忌的人。但他一生之中，有多次变化，性格也有很大改变。刚进入仕途还以“敢”字标榜，以“强”字自励。随着深入官场，他体会到仕途险恶，性情更加谨慎，甚至如他自己所说，已由慎生葸，葸者，畏惧之意也。朱之瑜说过：“慎者，美德也，而过用之，则流于葸。”如果由慎而惧，胆子越来越小，恐怕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左宗棠性情刚烈，李鸿章则远为圆通，两人都批评过曾国藩胆小。
军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但对曾国藩而言，太平军不可怕，打败仗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官场风云。在他官卑权微时，尚未悟出其中的奥妙，随着他官大权大，在官场混迹越久，陷入越深时，越感到可怕。在同治帝继位以后，慈禧当政，这个女人心狠手辣，更令曾国藩生畏，从而也更加谨慎。
中国古代讲究以文治国，如魏文帝曹丕所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事”，科举制度考的就是一个人的文章。文章表现一个人的品德，所以有“文如其人”之说，文章表现个人的见识，也表现一个人的才能。对于臣子而言，要想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为君主所用，文章好坏是关键。对朝臣尚且如此，对地方官更不用说了，因为当时交通落后，主要信息只能靠邮寄书信传达。一般官员，至少三五年才能进京觐见，奏牍就成了与君主沟通最便利的载体。所以曾国藩认为，奏议是臣子最重要的事，要谨慎对待，下一番功夫才行。
曾国藩文章高妙，被誉为晚清国手，他以理学为积淀，风格雄健刚劲，自成一家。
曾国藩还善于从历史的经验中学习处世之道，在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秦朝的白起，西汉的韩信、彭越，明代的蓝玉，都是因兵权过重、声望过高而被杀的。曾国藩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清朝，更为朝廷所忌。对此，他早有警惕，就在同治三年(1864年)初，他给昔日挚友倭仁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同时却保留了淮军。
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无权则受人任意宰割，悔则晚矣。有人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不听，也是同样的考虑。正因为他有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倘若追寻其居高位的奥秘所在，不过一“慎”字而已。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几人？
大乱未平之际应学会藏身匿迹
【原典】
澄侯四弟左右：
顷接来缄，又得所寄吉安一缄，俱悉一切。朱太守来我县，王、刘、蒋、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见怪。嗣后弟于县城省城均不宜多去。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于外。至要至要。
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诸唯心照，不一一。
【译文】
澄候四弟左右：
刚才接到来信，又接到你们寄往吉安的一封信，详细地知道了一切。朱太守来到我县，王、刘、蒋、唐前往作陪，而澄弟不去，这会让他见怪。以后无论是县城还是省城澄弟都不宜多去。处于现在这种大乱未平的时刻，只应藏身匿迹，不可以稍稍在外显露头角。这是万万重要的。
我多历尽世态炎凉，实在畏惧宦途风波的险恶，常常想及早抽身退出，以免获罪。家中一切事务，如有关系到官府衙门的，以不闻不问为好。请大家理解我的一番苦心，不再一一叙说。
龙蛇伸屈之道乃生存之道
一个人应该和周围的环境相适应，适者生存。曲高者，和必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浮于众，众必毁之。以退为进才能有一颗平凡的心，才不至于被外界左右，才能够冷静，才能够务实，这是一个人成就大事的最起码的前提。
张衡曾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锋之不藏。”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
曾国藩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教育僚属及家人，这两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来遵守。“藏”是什么？藏心是为了把锋芒掩饰住，不让别人察觉。即本来强，却装弱，本来大，却装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出击，让别人防不胜防。
曾国藩说：“藏，匿也，蓄也；锋，尖也，锐也。藏锋乃书家语，言笔藏而不露也。吾谓言多招祸，行多有辱。是故，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也以至大。讷于言，慎于行。乃吉凶安危之关，成败存亡之键也。”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会，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独钟，尤其是在他晚年时期。他终生都喜欢读《老子》，且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崇尚儒家；在军事上、养生上，曾国藩又崇尚道家。这些都为他掌握藏露之道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曾国藩认为，锋芒会给人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人仅仅有才智不行，还要修炼自己，此间最重要的是去掉锋芒、少言实干。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曾国藩把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就是为了藏住自己的锋芒，尤其是裁减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更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留下淮军以保留实力，从自己处下手。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日的奏折中，曾国藩向清朝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消”，而时人却认为全是为了避锋芒的借口。时人王定安就说过：“曾国藩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盗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到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两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一万余人防守江宁，五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皖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攻天京的萧衍庆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五百余人。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又裁撤防军以及十六营八千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六千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曾国藩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因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已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廷对他也最为担心，唯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想让他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奏请回乡调理。很快清廷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至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行，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时无地置面目。”
在曾国荃四十二岁生日那天，曾国藩还特意为他创作了七绝十二首以示祝寿。曾国藩的至诚话语，感动得曾国荃热泪盈眶，竟放声恸哭，以宣泄心中的抑郁之气。随后，曾国荃返回家乡，但怨气难消，以致大病一场，从此，辞谢一切所任，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春，清廷命其任湖北巡抚，他才前往上任。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指人显露在外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有志于做大事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