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是位谨遵祖业、墨守成规的皇帝。在被号称“文景之治”的盛世中，仅是守成，少有建树，唯平定七国之乱后，将诸侯王权力收归中央，实现全国真正统一，是其主要业绩。
文帝前元元年（前179），立年仅10岁的长子刘启为太子，32岁始即皇帝位，故而景帝在皇储位置上经过23年见习，在政治上较为成熟。此时，西汉经过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已呈现出“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景象，政权得到了巩固与加强。一些开国老臣相继去世，旧的影响与阻力相对减少，景帝完全可以按照自己意愿行事，大展宏图。但是，景帝自幼在黄老思想熏陶下长大，其母窦皇后对其训诫甚严，“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养成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消极惰性。对父祖两代治国之道谨遵无违，继续推行黄老政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减省笞刑，治狱务宽，修好匈奴，与之和亲等等。故而史称“孝景遵业”，是个典型守成的皇帝。
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经济走向发展繁荣，艰苦创业已成为过去，政治上的腐败逐渐暴露出来。官场中经常勾心斗角，嫉贤妒能、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等已渐成风气。官吏的贪污受贿、经济犯罪等腐败行为时有发生。景帝在解决这些腐败问题上，往往表现出平庸弱智，束手无策，致使政多失误。前元元年（前156）七月，景帝认为以前对于官吏受部下饮食吃请，处以免职，有些惩罚过重，而怼于收受贿赂、投机倒把的经济犯罪活动，处以没收赃物或降职，惩罚过轻，令廷尉与丞相重新更定惩治条令。规定政府官员和无职而食国家俸禄者，在其职权所辖范围内和所到之处，凡受其属下饮食，须计价付费，不许白吃白用，否则必予追究论处；官吏中有从事贱买贵卖经济活动者，皆以坐赃为盗论处，没收其财物；官吏调转或免职时，如果接收部下送给财物，一律处以夺爵免职，贬为庶民，无爵者罚金二斤，没收所受财物。为使这些条令得到认真贯彻落实，鼓励揭发检举，广泛监督，将没收财务全部赏给揭发检举者。
事实上，官吏的经济犯罪活动，远非几条法令所能禁绝，只要在官吏中混入唯利是图者，经济犯罪就会发生。因此，关键是纯洁官吏队伍，提高官吏素质，肃清奸宄不法之徒。至中元五年（前145），官场腐败又有新的发展，景帝公开承认：“吏或不奉法令，以贷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无罪者失职”，“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说明官吏互相勾结，有法不依，胡作非为，成为天下公害。后元二年（前142），景帝又称：有些官员“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甚至有些县丞“奸法与盗盗”，官吏队伍极度不纯，祸国殃民事件层出不穷。景帝死前，终于领悟须选廉士为官，认识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耻于货赂为市行为。放宽廉士为官条件，由原来交纳10万钱为官，改为4万钱，以便“无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从根本上整顿官吏腐败。
景帝的平庸，还表现在官场角斗中，是位不称职的裁判，明显表现出偏袒所爱，助长歪风，轻信谗言，错杀忠良，致使奸佞用事，正义难张，给国家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先是丞相申屠嘉，是位资深老臣，以其廉直无私的高尚品德和勤于国事的政绩，由一介武夫，一步步升为百官之长。最初，随刘邦争霸天下，转战四方，以其勇武为一队之长，后升为都尉。惠帝时，积功任淮阳郡守。文帝时，出任御史大夫，再迁为丞相。景帝即位后，继续以申屠嘉为丞相。但是，自晁错步入政坛后，以其深谋远虑，宏论巨识，事事关心社稷安危，取得文景父子信任，经常单独与其议事，“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使应司其职的申屠嘉被冷落一旁。按职司，晁错仅是掌治京邑的内史，景帝不应经常使其越职议事，背上人微而言重的包袱，成为官场中的不祥之兆。由于景帝过分依赖晁错献计献策，终于引起申屠嘉不满和忌恨，展开明争暗斗。景帝前元二年（前155），晁错的官邸内史府坐落在太上庙内墙与外墙中间，府门东向，出入不便，晁错擅自将太上庙外墙凿通，改由南门出入。申屠嘉闻知此事后，认为晁错触犯刑律，大逆不道，欲据以诛杀之，以泄往日之愤，晁错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入宫拜见皇上，抢先言明此事，请皇上予以化解。待申屠嘉奏报晁错擅凿庙墙为门，按律当斩。请求交廷尉治罪时，景帝却对申屠嘉说晁错所凿不是庙墙，是庙外空地之墙，而且是皇帝让他凿墙为门，没有犯罪，不能绳之以法。既然景帝如此包庇晁错，申屠嘉只好作罢，谢恩退出，深悔没有先斩后奏，低估了晁错的诡计，轻信了景帝的英明。事后，申屠嘉一气之下，病卧不起，呕血而死。七年过后，景帝长子临江王刘荣在太庙内墙外空地上建筑宫室，被送交中尉治罪，而景帝却不予过问，刘荣被逼自杀。两相对照，亲疏昭然，景帝对晁错的宠信超过了亲骨肉。申屠嘉死后、景帝任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使其名正言顺参与朝政。
曾先后出任齐及吴相的爰盎，在官场角逐中，以多谋善断、敢为直言博得皇帝和大臣们的赏识，也蒙骗了许多善良的人。事实上，爰盎是个不学无术、善于投机、唯利是图的小人。为了保全自己，不择手段。以牺牲他人利益和性命，换取自己的荣耀。他尤其不喜欢晁错，晁错也很讨厌他，两人势同水火，不能同室而语。
景帝时，晁错升任御史大夫，纠察百官，弹劾恶吏，是景帝的忠实鹰犬。而爰盎自文帝时告官归家，至景帝即位后仍无进身机会，常游说于大臣之间。兜售私智，取悦于人。晁错曾使人案察爰盎任吴相时，私受吴王财物，为吴王开脱罪过，当依法治罪，奏请景帝批准。但是，景帝失于明断，诏赦其罪，仅免为庶人了事。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再次勾起晁错要对爰盎治罪的念头。他认为爰盎受了吴王金钱，专门为吴王掩盖反情，声言吴王不反。而今吴王已反，爰盎一定知道吴王的阴谋计划，欲请皇帝批准审问法办爰盎。消息传到爰盎耳中后，爰盎先下手为强，假景帝之手杀害晁错，使忠臣大为寒心，校尉邓公点拨景帝说：“吴为反数十岁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复言矣。”“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最后景帝不得不承认：“公言善，吾亦恨之。”对邓公看法表示赞同，后悔杀了晁错。再聪明的人也会有失误，何况是平庸之辈，只不过不是存心想做错事的人，尚不属于无道。但是，历史上无数奸佞，往往是利用君主的平庸以售其奸，令忠臣无辜蒙冤，成为平庸的牺牲品。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按老子“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的遗言，令周亚夫为太尉，统率大军平乱，不违父命，在平乱过程中，周亚夫出奇兵，扼要津，深壁垒，抗诏命，仅用三个月时间，便平定了七国之乱，不负文帝所托和景帝信用。至景帝前元七年（前150），周亚夫以功劳、德望迁升丞相，更为景帝所倚重。但是，正直的人很难适应官场中纷乱如麻的矛盾，稍不留神就会落入陷阱。在景帝成群的妻妾之中，有6位夫人为他生下14个儿子。这6位夫人都有资格立为皇后，14个儿子都有资格立为太子。但是，皇后和太子的位置又都只有一个。为了争取坐上这唯一的宝座，成为后宫经常发生的最激烈、最残酷斗争的主要因素，而且使许多朝臣卷入这场斗争之中。最初，景帝立栗姬所生临江王刘荣为太子，王夫人所生刘彘为胶东王。于是，争当皇后和太子的斗争首先围绕这两对母子展开，经过种种阴谋狡诈手段，令景帝由爱转恶，并以其所爱易其所恶，将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王夫人为皇后。在这场争储斗争中，正直的周亚夫认为废立太子是天下头等大事，表示反对，而景帝不从，并开始疏远周亚夫。另外，七国之乱时，周亚夫为争取全局胜利，不肯调兵援救梁国，使梁王与其母窦太后衔恨在胸，成为政敌，经常在景帝面前诋毁周亚夫，制造君臣不和。再者，王皇后通过窦太后建议封其兄王信为侯，周亚夫坚持“不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祖训，反对封王信为侯，既得罪窦太后，更使王皇后怨恨。接着匈奴王徐卢等5人降汉，景帝欲封之为侯，周亚夫认为背主降敌、不守臣节之人，不可为侯，再一次违背圣意，而景帝对周亚夫意见却不以为然，悉封徐卢五人为侯。周亚夫为坚持正义而得罪权贵，汉景帝不辨是非而讨厌忠良，对周亚夫言不听、计不从，周亚夫只好称病辞职，离开官场。这又正中景帝下怀，立即宣布免去其丞相职务，令其回家养老。
周亚夫谢病免相后，心中始终难于平衡，很想找个机会发泄。不久，景帝在宫中召周亚夫赐食，入席后，周亚夫见桌子上只有一大块熟肉，既未用刀切开，又没有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景帝是在戏弄自己，随即也就不客气起来，让侍宴的人取筷子来。景帝见状笑着对周亚夫说：这还不能使你得到满意吗？令周亚夫立即脱帽谢罪，感谢皇帝赏赐，遂不欢而散。景帝望着周亚夫走出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认为周亚夫桀骜不驯，不可辅佐未来的皇帝。同一个周亚夫，文帝却认为他可属大事，有缓急可任大将，并经过实践验证，文帝很有远见。但在景帝眼中，周亚夫则不可为少主之臣，被贬回家中，弃而不用。原因很简单，能臣须有明君驾御，否则能臣为维护朝廷利益而违圣意、逆龙鳞，会被视为以下犯上，不可信用。
周亚夫闲居家中，其子向赣廷制造兵器的工官尚方购买500甲楣，为老子将来陪葬用。但在雇人往家运回时，不给雇工运费，引起雇工不满，向朝廷告发其盗买县官器具，景帝遂将此案交廷尉查处。廷尉揣知圣意，决计定其死罪，以谋反案进行审问。周亚夫据实回答说：“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狱吏却说：“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明确表示活人要替死后的鬼魂顶罪，加倍逼迫周亚夫招供。君让臣死，臣岂能活，周亚夫只好在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又一位忠臣含冤九泉之下。
历代多称赞西汉文景时期的德治，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景帝借了文帝的光。仔细推敲起来，景帝可称道的政绩并不很多，特别是对待忠臣的态度，用而生疑，疑而罢免，免而害之，不分是非曲直，不能称为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