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留守江西的安亲王岳乐命将军希尔根击败耿精忠大将白显患，恢复建昌、饶州，“江宁将军”额楚收复广信。白显忠降清。耿精忠失去白显忠一路军，势益孤立。而台湾的郑锦乘虚逼其后，侵扰兴化（莆田）、福州；清军逼其前，他的部众望风而选。巳到了穷途末路。他不想顽抗到底，最后的出路，只有投降。可他又害怕降后被处死。他最畏惧的是，被拘押的范承谟势必揭发他的叛逆之罪，这关系到他的生死！范承谟一直坚守臣节，无论怎样逼诱，他都不改初衷。留下他，对耿精忠是个严重威胁。耿精忠决计在降前杀人灭口。
康熙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半夜时候，耿精忠派他的党羽前往拘留处，逼范承谟自尽。耿精忠斩草除根，把范承谟的幕客、生员嵇永仁、王龙光、沈天成、从弟范承谱，下至看守他的隶卒，共五十三人，统统秘密处死。然后，将范承谟尸体焚烧，余烬骸骨丢到野外，不留任何痕迹。
康亲王杰书抵建阳时。根据圣祖的指示，再次写给驮精忠一封招降信，内容为：
尔蒙累朝厚恩，世受王爵，正当遇时立功以承先绪，乃溺于奸计，自取诛夷。圣上念尔祖父之功，凡尔在京诸弟，俱留原职，如旧豢养，复遣尔弟招抚，因不得前进还京。吟大兵屯仙霞岭，长驱直人，攻拔漳城、浦城，乃闽省财赋和要地，咽喉既塞，粮运不通，建宁、延平旦夕可下。与其系颈受戮，何若率众归诚，仍受王爵，保全百万生灵，况郑锦与尔有仇，尔当助大兵进剿，立功雪耻，何久事仇人为！
耿精忠得信，立即答复：“自愿归诚，恐部众不从，致兹变患，望赐明诏，许赦罪立功，以慰众心，乃可率属降。”
驮精忠此刻出于畏惧自己的罪重，不得赦免，他还希图朝廷再下一道赦诏，才放心投降。康亲王当然不能答应。因为正在关键时刻，再向朝廷请示，往返需多少时间！如中间情况有变，他岂能负得起责任？他不理睬驮精忠的要求，催促大军继续向福州进军，经建宁府，于九月底抵延平（今南平市），守城的大将耿继美献城投降。福州己遥遥在望。耿精忠闻听这一消息，惊慌失措，急忙投降，派他的一名官员刘蕴祥等赴延平，献上“总统将军”印。接着，派他的儿子耿显柞同被扣留的前使臣周襄绪、陈嘉猷一起前往迎接康亲王来福州。十月一日，康亲王遣官侍读学士尹泰携带圣祖已颁赦免诏书先到福州宣布，接受投降。
十月四日，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福州城外，迎接康亲王杰书与诸将入城，献上所属官兵册籍。
康亲王杰书把耿精忠投降的报告，飞送北京，圣祖大为欣喜，迅速作出决定：耿精忠仍保留靖南王爵，率所属部众随大军征剿台湾郑兵，“图功赎罪”。原藩下官员与所属两镇标下武弁仍留原任，兵丁有愿归农的，可到原籍安插。
耿精忠投降，其他叛军将领纷纷放弃抵抗。固守温州的大将曾养性“势迫无所归”，只好献城降清，十二月，白温州率部至福州。广东原潮州总兵刘进忠、碍石总兵苗之秀，也随之投降。圣祖命他们仍任原职，另加授刘进忠为“征逆将军”。散留在江西、浙江的残余叛军，失去依靠，都放下了武器，纷纷前去清营缴械。两省的战事已停，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只有沿海一些城镇还被台湾的郑军占据。清军发起进攻，于康熙十六年正月收复兴化城，二月初，攻克泉州。郑军闻风丧胆，弃漳州、海澄等城，逃回台湾。清军未经多少战斗，恢复了漳州等十个县城。“闽地悉平”。
时东西两巨寇（包括王辅臣）既降，乃得以全力办吴三桂。圣祖和他的太臣们对剿灭吴三桂，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满了信！
十一、成功失败，人心向背是关键
尚之信投降，使吴三桂陷入了背腹受敌的局面。清军节节胜利，吴军节节败退，把一切矛盾激化起来。
清兵已在湖南东与南部开辟战场，建立了稳固的据点，正在衡州的吴三桂已处于清军的进逼之中。吴三桂的危亡正日益逼近！
吴三桂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导致内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内部核心不和，互相倾轧。吴三桂的心腹大将高得捷，跟韩大任之间的矛盾，最终招致兵败，或死或降。
高得捷十分骁勇善战，通晓军事，所将部卒都是精兵，临战向以少击多，是吴三桂的一支劲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吴三桂之命，率数万之众进攻江西重镇吉安（今仍名）。此时，清军正以全力进攻江西萍乡、袁州（宜春）两处要地，吴三桂便乘此空隙，对吉安发动了攻击。仅数日，高得捷便将吉安攻陷。吉安对清军“关系最重”，圣祖严令夺回。清重兵攻吉安，高得捷“死守”，至六月，清军“尚未克复”。一次，高得捷只率百余骑战，竟把清军杀败！
高得捷夺取战略要地吉安，切断了江西通向广东的道路，迫使江西清军无法进人广东。他能战能守，不愧称一骁将！与高得捷形成对照的是，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防守萍乡，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被和硕安亲王岳东统帅的满汉大军攻破十二寨，歼灭万余人，他本人弃印败逃，将萍乡丢给了清军。他失去萍乡这一战略要地，损兵折将，弃印而逃，本当重治其罪，吴三桂竟宽容，仅削去了两级了事，引起内部强烈不满。
更严重的矛盾，在高得捷与韩大任之问日益尖锐。韩大任职位本在高得捷之下，起初尚能奉命谨慎，但他也不甘心居下，得机会就想巴结吴三桂的权势人物。他们曾在吉安清副将色勒故宅中获取窖金数万两，韩大任将此事报告了胡国柱。胡国柱就给高得捷写信，说：“我兵缺饷，公所得窖金，可借支佐军。公立大功，何患不富！它日将百倍偿还。”高得捷得信，怏怏不乐，恨韩大任卖己。大概巴结有效，吴三桂晋升韩大任为“扬威将军”，其地位与韩得捷相等，便跟高得捷分庭抗礼。高得捷深感受辱，郁郁成疾，不久，病死于吉安。于是，韩大任独掌吉安兵权。
韩大任每天以诗酒自娱，对军事不说一句话。为夺回吉安，简亲王喇布率江西总督董卫国等十万之众围困吉安。韩大任惧清军势大，不敢出战，闭门坚守。
吴三桂得知吉安被围，急遣大将马一宝、陶继志、王绪率九千人增援。马一宝先派人混进城，通报援兵消息。韩大任说：“我听说马帅已降清，你来真伪不可知。”来人说：“马帅已虑及此，临行，嘱我以‘棒槌’两字示信。”韩大任沉默良久，才说：“马帅如真来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头发在，我当出面会他”。马一宝进兵，因受限于江水，不能达于城下，而城中却寂然无一炮相应，他疑惑之下，不敢前进，便向后退兵。清军乘机追击，先攻王绪大营，马一宝与继志挥军救援，都被清军击败。救援无效，退还湖南。
马一宝等援救失败，而吴军在其他战场也日益吃紧，无法再向吉安增援。吉安属要地，倘失守，将对吴军产生严重影响。吴三桂非常忧虑，计无所出，一天天拖下去，而韩大任及其将士日日盼救兵，终不见一个人影！清军重重包围，攻不进去，就以断其粮饷相持。请军围困吉安已达二百余天，吴三桂不能救。城中粮饷早已断绝，将士饥饿，眼看支撑不下去了，韩大任决计弃城逃跑。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韩太任率残部悄悄出城南门，渡白鹭洲，然后发射大炮，击鼓，清军以为劫营，各营兵惊扰，惶乱不止，至天亮，始知韩大任逃跑，但惧怕韩大任兵精，不敢追，任其逃遁。
韩大任逃出吉安重围，奔宁都、乐安诸处屯扎。又逃往万安、泰和等处，站不住脚，再奔往兴国宝石砦、永丰与庐陵之间，复奔闻川洞、白扬坳。圣祖以韩大任为吴三桂要人，屡次指示简亲王喇布等堵御，必被将韩大任剿灭。因此，韩大任逃到哪里，清兵就追到哪里。吴三桂虽知吉安被夺去，韩大任无处安身，也无可奈何。任其逃窜。
韩大任手下有一幕客，原名叫孙旭。充任韩大任幕客后，改名叫王怀明。他为人机警，颇有谋略，跟韩大任很要好，深得信任。韩大任从吉安深夜逃出，此计就是孙旭出的。孙旭不想从叛到底，欲说降韩大任。在逃跑中，正赶上九月九日重阳节，孙旭与韩大任登高望远，便谈到天下形势和未来的前途。孙旭趁机说：“如果广东相连福建，平凉犄角汉中，天下事尚未有定。今闻王辅臣倒戈，恐后耿精忠、尚之信相继归诚（此时尚未归诚）。没有广东，则湖南腹背受敌；无平凉，则汉中摇动，四川坐以待毙。安危存亡之机不可不察！”语意深长，韩大任为之心动，道出了自己与孙旭相同的看法。孙旭再深入地解说，韩大任心领神会。本来，清军一面加紧追剿，一面行文招抚，韩大任早已有意投降。孙旭为他剖析天下大势，他降意益坚。
康熙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在江西地名老虎洞地方，韩大任被追剿的清军击败，死六千余人，营寨被烧毁，总兵、副将等三百余员被擒系。韩大任势穷，听从了孙旭的劝告，决定到福建康亲王杰书军前投降。二月间，韩大任及其部将陈尧先、李懋珠等率官员九百五十四员、兵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九人至福州，向杰书投降。圣祖命将大任驿送京师，特赦其叛逆之罪，给于良好待遇。三月，清军在万安、泰和等地歼灭韩大任部从四万余，招抚总兵邱大成等三百余员、兵丁四万六千余名。
韩大任携万余名精兵和大批战具降清，清又招抚其部众四万六千人，总计近六万人。骁将和统帅之一高得捷忧郁而死。这些对吴三桂来说，是个重大的损失。这一事件，标志着吴三桂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从此急剧走下坡路。
接着，同月又有吴三桂的水师将军林兴珠密派人至清营约降。林兴珠任吴三桂“亲军水师右翼将军”，精通水战，掌洞庭湖水师，几次同清军水战，林兴珠都充任指挥，把清水师打败。他看到吴三桂日益败落，大势巳去，密谋降清。他先派部将杨廷言从湘潭至和硕安亲王岳乐军前，投致降书。准降后，岳乐即派副都统甘度海、阿进泰率兵前往湘潭迎接。圣祖得到奏报，当即从优封侯爵，授“建义将军”，留在岳乐军中助剿吴三桂。林兴珠降清，对吴三桂是又一次严重打击。因为林熟悉湖南水道，掌握吴军水师机密，并携带了所属船只和大炮（可惜被前去迎降的甘度海等“尽行焚毁”），使吴军赖以依靠的水师的优势失去，面给清军增添了实力。此后在长、岳决战中，吴军惨败，与林兴珠之降颇有关系。
吴三桂面临的另一个困难，这就是经济出现危机，粮饷不继。自起兵以来，云南、贵州储积逐渐用尽，又遇到了荒年，收成不好，米价腾贵，一石米价高达白银六两，盐价贵至每斤三、四两。军需不足，就加税田亩，额征每亩至五六钱。征催严迫，怨声四起。加税不足，又在云南丽江等地，凿山开矿，采取金银，役使苗人万人，土司多怨。当清军进人湖南境内，吴三桂拼力抗拒，“筑垒挖壕，环营列栅，近郊阡陌，悉作战场。遍野榛芜，徒堪牧马。”土地荒废，粮从何出？只有靠搜求，甚至劫掠，来获得军需。
吴三桂已失民心，百姓盼王师，对这个周政权不再支持了。吴三桂已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康熙十七年，在吴军的政治与军事日益恶化的形势下，吴三桂迎来了他人生的第六十七个年头，而起兵也有五年了。他在云南起兵那年，才六十刚出头，过了多年养尊处优的生活，身体也还强健，马上功夫不减当年，射箭。飞舞大刀，亦见功底不凡。在起兵之日，他振臂一呼，天下响应；挥军北进，铁骑如云，旌旗翻飞，所向克捷，他是何等得意，踌躇满志！可是，五年过去了，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平添了过多的白发，他日夜操劳，耗去了多少心血！随着时间的流逝，初期的胜利迅即消失，局势变化之大，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断的失败，不断的背叛、逃亡、投降，各种坏消息，几乎天天、每时每刻都送到他的面前，这同几年前捷报飞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感到惶惑不已，初期的那种自信，那种豪情，渐渐也黯淡下去……初到湖南时，他考虑过挥军渡江北上，他迟疑不决，荆州、武昌很快被清重兵驻守，不可逾越；他也曾西招张勇，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响应，王辅臣一度起兵，迅即被击败，回归朝廷；东招耿精忠，南招尚之信，皆不得志，到头来，仍旧降清朝……这些年来，他奔渡于长沙、松滋、常德、湘潭、衡州之间，他所指授的方略，毫无起色。相反，处处被动挨打，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他开始徘徊不定，百般计虑，仍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他已感度日维艰，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的确是衰老了，心计已用尽，血也似乎熬干，精疲力竭，一筹莫展。他眼巴巴地看着已得的疆土正在迅速缩小，却无力恢复；财用耗竭，川、湖赋税不足供兵饷，储积用尽，筹措无方，他整天愁容满面，不时地发出哀伤的叹息……
三桂的心腹、党羽，跟见他悲悲切切，情志不舒，都想安慰他安心以待，明知实际情况很糟，不得不曲意奉承。于是，便相率劝进即皇帝位。这样，既可取悦于吴三桂，又可安抚军民之心，鼓舞士气。开始，吴三桂还没有心思考虑这个同题，但经不住左右将吏的反复劝进，念及自己已是暮年之人，何不趁此称帝，也不枉五年的征战！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已到山穷水尽地步，再行称帝即位，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过是使自己图个快乐罢了。
吴三桂接受了诸将官的劝进，决定即位当皇帝。先占卜吉日，选定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衡州继位。他的部属匆匆在市郊南岳之麓先筑一坛，置办御用仪仗、卤簿一应必用之物，来不及建造宫殿朝房，仅构庐舍万同为朝房，官殿瓦来不及改成黄色，就用漆涂抹。
三月一日这天，吴三桂头戴翼善冠，身穿大红衣，骑着马，出官至郊外，登坛，行兖冕礼。正行礼间，忽然天阴，下起大雨来，仪仗、卤簿被雨水打湿，泥污不堪。这场大雨使群臣大为扫兴，礼仪也草草而罢。
吴三桂即皇帝位，宣布国号大周，从三月改元“昭武”，以衡州为都城，改名为“定天府”。他当了皇帝，置百官，属下也改易官称，遂一册封。首先封他的妻子张氏为“皇后”，封吴应熊庶子吴世璠为“太孙”。加郭壮图为“大学士”，仍守云南，设云南五军府、兵马司，改留守为六曹六部。大封诸将，“首国公，次郡公，亚以侯、伯。”晋升胡国柱、吴应期、吴国贵、吴世琮、马一宝等为大将军，封王屏藩为东宁侯，赐上方剑。其余皆按等次晋爵。造新历，制新钱币，日“昭武通宝”。还在云南、贵州、湖南、四川举行乡试，选拔举人，极力给人造成政权稳定的假相。
我们从以往的历史现象中看到，凡创业之君者，无不在取得相当大的领土，具有强大势力的时候，登帝位，立国号，以号令天下。换言之，即帝位必与其实力相称，极少在势竭力衰之时称帝的，即使勉强称帝，亦不过玩玩政治游戏，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的。吴三桂称帝可说是个例外，他在兵力极盛时还不敢即皇帝位，只称珥周王，谁料到了势衰之际忽然想起当皇帝！吴三桂此番举动，令人不解。正如时人及后人所论定：三桂到了穷困之时称帝，藉以“自娱”，聊作自我安慰。他非但没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还招致天下人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