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
选自《毛泽东思想新论》总论第一节。该书是一本向党的70“大寿”献礼的理论专著，与西南师范大学彭承福、夏子贵两位教授共同主编，1991年7月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荣获四川省政府三等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篇）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这种历史的必然不会自发地变成历史的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理论体系，需要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才能形成。毛泽东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一大批这样的理论家，毛泽东就是其杰出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则是它的集中概括。列宁说得好：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毛泽东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是从中国农村中生长出来的革命领袖。当他见识初开的时候，整个中国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劳动人民奋起反抗而惨遭镇压的血腥事实和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不断冲击着他幼小的心灵。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毛泽东，从小就萌发了救国之志，并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者。1918年，毛泽东为主持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北京他认识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此，毛泽东开始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巨大转变。毛泽东自己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有其自身特殊的优势。其主要的是：
第一，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刻苦研读马列著作。1920年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初步找到认识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然后，他就老老实实地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始用《国家和革命》的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他患病时还躺在担架上读马列的书。
他自称“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毛泽东尤其喜好阅读列宁的著作，因为他要从列宁那里寻找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主革命以及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从列宁著作中学习和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发奋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其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选集》和斯大林的重要著作。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重视研读马列著作，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
第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说：“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身，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他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非常注重深入社会实际。他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他认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社会。要能了解社会，向社会实际学习，就需走出书斋，到社会各个角落去观察、体验民众的生活。1920年3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因此，他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留在国内对中国国情作调查研究。他还认为“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光辉文献。土地革命时期，他又多次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毛泽东的科学著作都是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伟大成果。毛泽东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他还说：要作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第三，虚心向群众学习，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毛泽东说过：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在谈到如何做好调查研究问题时，他指出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正是这种态度和品格使毛泽东能集中全党的智慧，科学地、系统地总结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过：《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篇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具有充分的理由。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曾发表过见解。1967年毛泽东在同周世钊的一次谈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定为毛泽东思想，即以毛泽东名字命名，毛泽东认为是因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进了中央领导班子，而且此后中国革命没有走过什么弯路，在革命传统中逐渐产生并形成一个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体系，而且这个正确思想体系中他的东西多一点。
总之，毛泽东成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而这个历史现象出现后，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科学的论断，重大的突破
——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篇文章发表于《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生平·事业研究》1985年第2期全文转载。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突破了在我们党内已经开始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初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初步形成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党的“四大”从理论上突出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是，“四大”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所谓“天然领导权”思想的影响，尚未解决如何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主要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认识不足。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党在民主革命中政治路线的核心问题。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有赖于两个问题的解决：一是认识无产阶级领导的对象，即农民同盟军问题，这是依靠力量问题；二是认识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对手，即制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策略。这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心问题，也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问题。党对这个问题认识和处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
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为了制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策略，多次分析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后来，他又提出了“大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并认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中国革命领导权“必不可免地”要落在无产阶级身上。这就是所谓“天然领导权”思想的基本理论依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时，无论是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还是拉费斯的意见书，也都没有切中我国阶级关系的要害。于是他们便简单抄袭俄国革命的公式。1926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还是与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俄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这就导致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过程中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周恩来指出：“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看不到中国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
陈独秀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他说：“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是用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既然如此，那么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还有什么必要呢？这就是陈独秀赞同共产国际一切联合否认斗争错误方针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
为了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在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之前，党内许多领导同志都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做过分析。蔡和森曾写道：“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与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倾向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只要帝国主义肯把其特权让一部分给他们，他们老早就准备与帝国主义妥协了。”他还提出了“资产阶级左派”的概念。瞿秋白也尖锐地指出：“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畏怯，足以破坏联合战线而使革命运动失败，同时，也就证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取得指导权之必要。”如此深刻的见解，同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确不多见。但是，蔡和森、瞿秋白同志还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也没有进一步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因此未能明确地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及其理论依据。这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归功于毛泽东。
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首先把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排挤压迫的夹缝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19世纪末，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自1914~1924年间，仅上海民族资本的机器工厂就从91家增加至284家。1913年我国华商纱厂开工锭数为484192纱锭，而到1922年就增加到1506634锭。全国销往外国的面粉数量，1914年还不足7万担，1920年则接近400万担。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毫无自卫能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便进入萧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