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入新世纪的前夕，江泽民强调党的作风问题就是党的形象问题，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党的干部队伍又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这几年和今后几年新老干部交替的数量比较大。不仅新中国成立前成长起来的干部，而且“文革”前党培养出来的干部都将陆续退下来，一大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要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江泽民说，选拔和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想得很多。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这就是江泽民把党的作风和党的形象紧紧连在一起的基本原由。
党的作风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纽带。党的形象是通过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行为和作风反映出来的。为了塑造新世纪党的新形象，江泽民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江泽民认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他要求我们党的干部，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各种紧迫问题，以改进工作作风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他说，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这些问题，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应经常想一想。我们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党和国家、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抛弃呢？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新的世纪，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更好地发扬起来，切实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增强党的战斗力，树立党的良好形象。
我们党已经拥有6451万党员，这么大的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严重损害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形象。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塑造党的良好形象很有意义。对于少数人破坏党的形象的行为，江泽民痛心疾首。他指出：少数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败坏党的声誉和形象，损害党群关系，同党的宗旨是根本不相容的。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2000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入新世纪，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是全党同志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也是塑造新世纪党的良好形象的迫切需要。
从总体上说，我们党是有战斗力的，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党的形象是好的。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对的、有害的。但看不到存在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同样是不对的、有害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我国的战略图谋，千方百计地企图用它们的那一套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我们。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那样一些影响，包括一些消极影响。历史上产生并遗留下来的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某些存在的条件。这些都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
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党员、干部保持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革命本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党的良好形象的塑造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江泽民认为，对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一定要严肃查处。要坚决改变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中发生的违纪违法事件越要严肃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违纪犯法的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当年，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对维护党的良好形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教育、爱护和警醒广大干部，为了维护法纪的尊严，对敢于无视法纪、违法犯罪的干部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该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决不手软。这对于维护和塑造党的良好形象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塑造新世纪党的良好形象，江泽民特别重视党员的素质和基层组织建设。他说，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数量和质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但如果数量过大，不能保持统一的品质，就会影响到质量。我们党的队伍有个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有大量的新生力量加入党，当然是好事，但同时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基层组织是我们党的细胞。如果细胞都发生了病变，党的整个肌体就不可能健康，最后甚至可能垮掉。要防止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现象。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要深入基层，摸清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关键要建立和健全保证基层组织健康发展的制度和机制。江泽民说：“如果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松松垮垮、软弱涣散、瘫痪半瘫痪状态，在群众中不起任何战斗堡垒作用，不起政治核心作用，这样的党组织、党员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势必影响党在群众中的作用、声誉和形象。兵贵于精，不能允许滥竽充数的现象存在。”党中央要求，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首先要把好入口关，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要求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同时要抓好教育管理，对于确实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不能留在党内，这样才能形成党员队伍“吐故纳新”、保持活力的机制。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会在新世纪里在国内外树立起更好的形象。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
历史性飞跃
这篇文章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起点的见解，发表于《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09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内在联系以及第二次飞跃的起点、成果与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酝酿和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反复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历史任务，是要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这是毛泽东伟大的历史贡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成功实现，为第二次飞跃提供了客观前提并奠定了坚实基础。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深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伟大的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历史过程中，他已经在思考第二次飞跃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我们成功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紧接着，他又领导我们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任务。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上资料表明，在毛泽东领导我们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基本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毛泽东反复要求全党坚持第一次飞跃成功的基本经验。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使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出现严重失误。他没有能完成这个“更伟大，更艰苦”的任务。这个任务留给了邓小平。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正式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宏伟征程。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丰硕成果。这个科学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记载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的历史功绩。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总体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