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求我所必求，为我所必为。当取则取，当舍则舍，如此而已。
——《孟子·离娄上》
“古句新解”
不要我所不应要的东西，不干我所不应干的事，应当拿取的就拿取，应当舍弃的就舍弃，仅仅这样罢了。
这句话又一次显示出了孟子做人的骨气与人格。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不该要的，有些事情是不该做的，尤其是在涉及人格问题时，更是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正人君子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了那么多宁愿隐居山林，也不巴结讨好权贵，宁愿牺牲性命，也不肯屈服于人的有骨气之人。然而，并不是所有人的骨头都是硬的，生活中很多人就是因为缺少骨气，才会为了虚荣、私利而不择手段，甚至拿自己的人格做交易。
说起骨气，大家一定会想到有着铮铮傲骨的鲁迅，或许还会有很多人立刻会想到那个跟他截然相反的弟弟——周作人。
当初北京陷落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留在了北京。让人没想到的是，在1938年2月9日，这个自称要隐居的雅士竟然出席了由日本军和大阪每日新闻社合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1939年8月，接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文学院长之职后，又于1940年12月19日，成为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特派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与头号汉奸汪精卫打得火热！
更可恨的是，1941年4月，周作人等一行人赴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14日上午进宫晋见天皇后，出席日本首相的午餐会，下午便接着参拜明治神宫，然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所谓的护国英灵靖国神社进行参拜！已完全丧失了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与良知。
按理说，熟读经史的周作人应当知道大汉奸秦桧等鼠辈的千古骂名，而且，东洋指挥刀也并没有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他，但他却甘愿丧失人格，为日本人卖命。
我们无须揣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旧时代行政官员分四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给周作人定的身价不低，一上台就是头等达官，月俸一千二百圆，是他原有薪金的两倍（合今人民币4.8万元）。而且还有显赫的前途等着他：晋级可以一直加到月俸二千圆（合今人民币8万元）。如此在和平时期他做梦也得不到的横财，明晃晃地摆在他眼前了，怎能不让他心动！面对如此诱惑，别说拿人格做交换，就是拿妻儿做交换，估计他也会考虑。
以史为鉴，做人千万不可丧失人格。出卖人格的人，就会被千夫所指，被万人唾弃。而真正有自尊心有骨气的人，绝不会拿人格交换任何东西。晋代的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
陶渊明从小就喜欢读书，不想求官。家里十分贫困，常常揭不开锅，但他还是照样读书做诗，自得其乐。后来陶渊明家境更为贫寒，靠自己耕种田地根本就无法养活一家老小。亲戚朋友于是劝他出去谋个一官半职，他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当地官府听说陶渊明是名将陶侃的后代，又有文才，就推荐他在大将刘裕手下做个参军。但是没过多少时日，陶渊明就看出当时的官员、将领互相倾轧，心里十分烦恼，提出到地方上去做官，上司就把他派到彭泽当县令。
当时做个县令，官俸并不高，加上陶渊明既不愿搜刮百姓，又不愿贪污受贿，因此日子过得还是不富裕，但是比起他在乡里的穷日子，当然要好得多。他觉得留在一个小县城里，没有什么官场应酬，也还比较自在。
一天，郡里派了一名督邮到彭泽检查工作。县里的小吏听到这个消息，连忙跑来向陶渊明报告。当时陶渊明正在他的内室里捻着胡子吟诗，一听到来了督邮，万分扫兴，但是又没办法，只好勉强放下诗卷，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小吏一看他身上穿的还是便服，吃了一惊说：“督邮来了，您应换上官服，束上带子去拜见才好，怎么能随随便便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本来就看不惯那些倚官仗势作威作福的督邮，一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行拜见礼，更不愿受这种屈辱。他叹了口气说：“我可不愿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督邮打躬作揖。”说着，他也懒得见督邮，索性把身上的印绶解下来交给小吏，辞职不干了。陶渊明回到老家以后，觉得整个社会混乱的局势跟自己的志趣、理想相差太远了。从那以后，他就隐居起来，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闲着就写诗歌、文章，来寄托自己的心情。
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自私和怯懦的人常不快乐，因为他们即使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与安全，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品格与自信。”如果你想活得有自信有尊严，就应该拿出做人的骨气来，好好守护你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