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岛帝纪》载史臣评论，称杨坚“又雅好符瑞，暗十大道”；特至晚年，又“深信佛道鬼神”。“符瑞”指祥瑞的征兆，自汉代以来，符瑞被说成是皇帝特别是皇帝受命于天的征兆，即所塌“天之所与，先必赐之符瑞。”
杨坚接受周静帝的“禅让”而为隋朝开国皇帝，实质上是篡夺北周政权而自立为皇帝。称帝前，外有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三方之乱”，山有宇文招等“六王之谋”，杨坚凭借武力将他们逐一消火，这才得以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唯恐人心不服，于是给自己的篡周自立制造舆论，故史称：“帝受周禅，恐民心末服，故多称符瑞以熠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
当时，萧吉是南朝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萧懿的孙子，江陵陷落后归于北周。隋文帝即位后，萧吉进官上仪同，以本官大常考定古今阴阳书。他见隋文带雅好符瑞，为取悦皇上，于开皇十四年上书说：“今圣主在位，天元之曾，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两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邦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糟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地本辰。”萧吉在上书中大谈冬至郊天之日是至尊本命，把隋文帝说成是受命于天的天子，隋文帝读过上书，“览之大悦”，赏赐给萧吉布帛500段。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王劭于北齐，官至太子舍人，侍诩文林馆。隋文帝即任后，授王劭著作佐郎，又起用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屑注。王劭见隋文帝雅好符瑞，“又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隋书·王劭传》），说隋文帝的仪表为天子龙颜，隋文帝十分高兴，赏赐布帛数百段，任命王劭为著作郎。此后，王劭又多次上表言符命，每次都使隋文帝龙颜大悦，多所赏赐，“以劭为至诚，宠锡日隆”。王劭“于是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隋文帝谛令”宣示天下，可见隋文帝的雅好符瑞何种程度。
同雅好符瑞相联系的，是隋文帝的“深信佛道鬼神”，特别是在他的晚年。
文帝虽然是佛教徒，但他“索信鬼神”，所以，非但不排斥道教，甚至在其人生事业的紧要关头还更加依赖于方术道士的符瑞图谶之说。所谓“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几望”，说明隋文帝的宗教政策是根据政治需要制定的，故奖掖道教亦属必然，“至隋室道教复振，文帝开皇中诏重修二庙，精择羽流，岽致墨词，以祈景福。于是朝野宗奉焉”。
开皇三年（583年），“隋高祖文皇帝迁都于龙首原，号大兴城，乃于都下畿内造观三十六所，名日玄坛，度道士二千人”，而且，文帝还亲自到楼观台宗圣观淋芳礼谒，下令重修楼观宫字。“开皇问已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在全国范围内修复或建最老子庙，经常征召有名望的道十到京城讲论玄理，并在京城安善坊设立玄都观，延聘楼观道“田谷十老”之一的王延为关主，成为全国道教学术中心，深具影响。此外，文帝还建造了一批道观，如开皇二年（582年）在益州建至真观；开皇七年（587年），为道士孙昂和吕师分别修建清都观和清虚观，为秦王俊建立会圣观等，为道教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然而，文帝对于道教的兴趣主要在于五行图谶，着眼于现实政治的利用，因此，他对道教的态度颇为微妙。《隋书·经籍志》谈到，道教于“开皇初又兴，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集古今佛道论衡》说：“至于道观，羁縻而已”。这不仅是个人对宗教的态度，而且还牵涉到敏感的政治问题。
文帝利用图谶夺取北周政权，因此，他深知图谶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自然对之十分敏感，一方面要充分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则要严格加以控制，不能为他人所染指，“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
开皇中后期，外部的敌人基本消灭，太平岁月反倒滋长了文帝的猜忌心，专制主义日甚一日，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趋于激烈。这时，文帝对于图谶更加警惕，开皇十三年（593年）二月二十七日，专门下令“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以后，对政治目的的宗教迷信活动禁令愈严，开皇十八年（598年）五月，“诏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这些禁令在文帝去世之后仍然得到遵循，甚至愈加严厉，“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
道教图谶与政治家相互利用，使得道教始终处于既受利用又受限制的尴尬境地，被视为实用工具，这就决定它不能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隋朝名上李士谦曾对当时的三教关系概括道：“佛，口也；道，月也；儒，五星也”。王劭以儒士身份而不得不编造图谶符命取宠，说明李士谦的生动比喻确实道出隋代宗教的实际情况。
隋朝宗教主流是佛教。隋文帝出生于佛寺，十三岁以前一直在佛寺接受教育。登基之后，更是致力于兴隆佛教。开皇元年（581年），文帝下令恢复北周武帝所废诸寺，各地民户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听任百姓自由出家。同时，令京师、并州、相州和洛州等大都市官府出资抄写佛经，置于寺内，副本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教，多于六经数十百倍”。还命令于五岳各置僧寺一所，为其父杨忠于襄阳、隋郡、江陵和晋阳等地立寺各一所，建碑颂德。一年之中四颁诏令，为佛教的兴隆大造声势。大规模的造寺写经，为佛教迅速繁荣打下物质基础，而文帝从政治上扶持佛教的政策，更使得佛教从一开始便占据了中心地位，其它各种宗教、甚至传统的儒家政治学说都无法与之比肩。
隋朝建立之后，文帝即以僧人充任顾问，二十余年间，“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转经问法，乃至大渐”。律宗爰藏和尚为文帝布衣之交，隋迁都之际，文帝为他营造大兴善寺，并令左右仆射每两日前往参见，而且，还让他自由出入皇宫，“坐必同榻，行必同舆。经纶国务，雅会天鉴。有时住宿，即迩寝殿”。开皇四年（584年），文帝在给灵藏的手敕中说：“弟于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欲离俗者任师度之”、“律师化人为善，朕禁以为恶，意则一也”。由此看来，文帝承认在俗世之外存在着一个佛教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殊途同归，因此，他要和佛教共同治理天下。
承认两个世界的存在，文帝并不打算将国家神权化，也不准备将宗教贬为政治的奴隶，他要在梁武帝和周武帝之间走出一条平衡宗教与俗世的道路，尽可能发挥佛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作用。所以，隋文帝对佛教采取鼓励的政策。
《隋书·经籍志》说：“开皇元年，高祖昔诏天下，任凭出家。”此诏的宣传意义远重于实际效果。《续高僧传·昙延传》说：“隋文创业，未展度僧”。有鉴于此，昙延于当年奏请度僧，以应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获得文帝的批准，“此开皇释化之开业也”。此后，文帝又批准僧度人出家的名额，故僧人大增，而民间私随僧尼出家者为数更多。开皇十年（590年），文帝以此事咨询昙迁，昙迁建议尽予承认，文帝经过反复思考，采纳其议，“固下敕：自四月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敕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完全开放出家度憎的限制。受此鼓励，在文帝统治的二十四年间，正式剃度的僧尼就达二十三万人。
不仅如此，继上述开皇元年（581年）五岳建寺令之后，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下诏修复北周所废诸寺，并令京兆尹苏威在新都选形胜之地安髓伽蓝，“于是合京城内无问宽狭，有僧行处，皆许立寺，并得公名”。翌年，下令在其诞生地及其父杨忠曾经任职的随州创建大兴国寺，在京城造大媸善寺，敕令各地将现存佛像交附近寺庙安置，不得损毁，把修建寺庙佛像作为官方事业大力推行。文帝还积极鼓励民问修建寺塔。按照隋朝规定，建伽蓝必须向官方申请寺额，缴纳一定的费用。然而，为了鼓励民间立寺，文帝采取了特殊的措施，如迁都大兴城时，免除申请寺额的手续及其费用。平陈以后，文帝更加热心于佛教事业，开皇十一年（591年），下诏取消营建佛事的公私之别，规定：“自今以后，凡是营建功德，酱天之内，混同旋造，随其意愿，勿生分别”。开皇十四年（594年），又进一步取消寺额限制，救令“率土之内，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听给额。私度附贯”。在其奖励下，王公勋贵、官吏世族闻风响应，寺塔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对于佛寺，文帝还从经济上予以支持。例如，开皇十二年（592年），敕赐宣州稽亭山妙显寺“水田二顷五十亩，将充永业。寺侧近封五十户民，以充洒扫”；开皇十三年（593年），诏令五岳及名山各建僧寺一所，并赐予田庄等等。
开皇十三年（593年）春，文帝巡幸歧州时，与蜀王秀等一道围猎，在南山破窑里见到许多北周灭佛时残存的佛像，大为感伤。回京后，旋即诏令各地：“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括，运送随近寺内。率土苍生口施一文，委州县官人检校庄饰。”到了年底，文帝又于佛像前发露忏悔，与皇后备施绢十二万匹，修缮北周时毁损的佛像经书。在他带动下，王公百官、京畿百姓纷纷捐款助修，数至百万。翌日，他还主持斋会，奉庆经像，参加者多达十万人。
文帝常对朝臣追忆童年，谈到抚育他的神尼智仙曾经预言他“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光之”。后来，他果然自东方入关，代周而立。而且，他还让王劭为神尼智仙作传，并在他登基前足迹所至的四十五州同时兴建大兴国寺，让其诞生神话扬播四海。
在日益高涨的建寺造塔热潮中，开皇二十年（600年），文帝下令：“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滨神像，皆以恶逆论。”把破坏佛、道塑像列入“十恶”重罪之中，给予宗教最高等级的保护。文帝时代屡建寺塔，数量之巨，足可惊人。在整个隋朝的佛教功行中，度僧立寺几乎都发生在文帝时代，极可注目，表现出该时代佛教崇拜的特点，而营造和维持这些寺庙的费用由国家承担，靡费亦巨。
为了更好地鼓励佛教，隋文帝还广集天下名僧，把京师建成佛教教育与研究的中心。隋朝一建立，文帝就始延揽天下名僧入京。开皇七年（587年）秋，文帝作出一项深具影响的决定，诏请徐州昙迁、洛阳慧远、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济阴宝镇、擞郡洪遵等“六大德”各率门人弟子十人入京，安置于大兴善寺弘法。这“六大德”为当时佛教界领袖，他们的到来，奠定了长安为天下佛教中心的地位。平陈以后，又陆续延揽南方高僧入京，更使得各地名僧荟萃京城，南北学说融于一炉。
当时，京城内有寺百余所。据说，文帝“大兴郡公起家，”因即城日大兴城，殿曰太兴殿，门曰大兴门，县曰大兴县，园曰大兴园，寺曰大兴善寺“可知以”大兴“命名者，皆为中心。故大兴善寺亦不例外，不仅位于都城中心，而且”尽一坊之地，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大庙同，地位之高，无与伦比，是文帝有意创建的全国佛教中心。因此，从各地征选而至的高僧，大多安置于此。
在文帝的积极倡导下，佛教广为流行，特别是在上层统治者当中拥有莫大的影响力。文帝夫妇固不待言，诸子无不崇信佛教。长子杨勇以释普安为门师；次子杨广与天台智颉的师徒关系，以及他在扬州延揽高僧，于洛阳开设慧日道场等事迹，广为人知；秦王俊“崇敬佛道，请为沙门，上不许”；蜀王秀拜昙迁为师，关系极为亲密；汉王谅镇守晋阳时，供养志念等僧众四百余人，皇室第三代亦为佛教信徒。而且，隋朝大臣亦多信佛，宰相高颎、苏威、虞庆则和杨素等人造寺礼佛，尤为虔诚。至于重臣元勋为诸寺檀越（施主）的例子不胜枚举。满朝文武，无一反对佛教，只有散骑侍郎卢思道对佛教妨碍国家礼仪略有微辞，但他在其它地方对佛教颇进颂词，可知并不排佛。君臣上下皆崇信佛教，故文帝时代一系列崇佛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开皇十七年（597年），翻经学士费长房在其《所代三宝纪》书中，采《德护长者经》之说，宣称文帝为月光童子化身，故于北周灭佛之后，“天启我皇，乘时来驭。……既清廓两仪，即兴复三宝。”仁寿年间，安德王雄率百官共上《庆舍利感应表》，吹捧文帝是积数劫修行而来的国王，说：“伏惟皇帝，积因旷劫，宿证菩提，降迹人王，护持三界。”于是，投机取巧的僧人造假取宠。文帝旧交沙门明诞奏称：佛寺内掘得舍利与石碑，铭文记载：“大同三十六年已后，开仁寿之化”。以梁武帝大同年间推算，恰好相符。仁寿二年（602年），中天竺摩竭提国僧阁提斯那占称：其国忽然地震，出石碑一方，上有铭文五：“东方震旦，国名大隋，城名大兴，王名坚意，建立三宝，起舍利塔。”
这场造神运动虽然始于隋初，但却泛滥于开皇中，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其中，僧徒的推渡助澜使得面对空前成就而心骄志逸的文帝迅速走向歧途。而隋文帝的雅好符瑞、崇信佛道、迷信鬼神等等，虽然都是有其政治目的，但也同他的不学无术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