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庆僖亲王永璘之孙，其父绵性是永璘的第六子。初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1852年）封贝子，十年封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郡王衔，光绪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封庆郡王，二十年封亲王。自1861年祺祥政变至辛亥革命的五十年间，奕劻能力不高，学问不行，做官却始终顺风顺水。有一说法称，慈禧在咸丰年间与其弟桂祥通信，常由奕劻代为捉笔，奕劻虽无学问，却写得一手好字。故而政变之后，受慈禧重用，恩宠终身不衰。但庆亲王之所以能在晚清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始终如鱼得水，其才具，绝不是一个捉笔小吏所能概括的。奕劻做事，作风稳重，滴水不漏，“荣辱忽焉，皆在圣意”。
其实，这些都有赖于种种事件的发生使得他获得了慈禧太后对他的信任，两人的关系也因此非比寻常。
慈禧作为一个从未受过科班教育的普通八旗女子，能够在入宫之后，学会插手朝事，阅读奏章，处理政务，有一个逐渐熟悉的过程。除了其本人天资聪颖之外，另一个重要渠道是社会和环境之影响，其中，奕劻之影响尤其不应该忽略。
沃丘仲子于《慈禧传信录》中揭示：
后内务府旗人，父惠征，官徽宁池太广道，初以常在侍文宗，既生穆宗，乃立为妃。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迨武汉再失，回捻交作，帝以焦忧致疾，遂颇倦勤。后窥状渐思盗柄，时于上前道政事，帝浸厌之，尝从容为孝贞后言妃浸机诈。孝贞素宽和，殊无裁制之术。帝复以告恭亲王奕对：妃实诞育元子，望上矜全，帝意少解，后亦敛迹。时其弟桂祥共宗人奕劻居，皆贫困不足自存，赖奕劻与内务府总管瑞麟恤以资，始得贿阉侍，与后通书问，多劻为属稿，颇泛论时事，自是后益稔外政。
沃丘仲子称，慈禧“弟桂祥共宗人奕劻居”，据此可知，奕劻与慈禧的关系，桂祥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对于沃丘仲子的上述记载，黄濬在《花随人圣盦摭忆》中，曾予以相信采录。
又据文廷式《闻尘偶记》所载：
庆邸以罪人子，本不应继近支袭爵，乃先行过继别房，然后转继。其初由恭邸援引时，谬为恭谨，光绪九年以后，事权渐属，遂事贪婪。后又与承恩公桂祥为儿女姻亲，所以固宠者，无所不至，召戎致寇，其罪浮于礼亲王世铎云。
此外，当时《中外日报》所载文章，亦有类似记载称：
庆邸之进也，由桂祥。桂祥者，太后胞弟也。庆邸本罪人子，凡再入继，而后为庆王嗣。初为贝勒，与桂祥结姻后，始袭封庆王，其子载振，亦颇有非分望，以属疏而止。
总之，慈禧之弟与奕劻结为儿女姻亲，使奕劻与慈禧之间关系愈加亲密。实际上，慈禧之所以能从容自如地驾驭朝政数十年，一个重要的手段，即是利用其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
任人唯亲是封建专制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想利用谁，就设法结为姻亲，然后这位姻亲便会飞黄腾达。慈禧垂帘听政数十载，她所颁布的每一项清廷上层高官任命，包括皇位继承，几乎都有其姻亲因素在起作用。
慈禧的姻亲关系，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其娘家的兄弟姊妹；另外一支更重要，是其夫君咸丰皇帝这一支。在慈禧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无时不在考虑处理同这几位近支亲王的关系。咸丰皇帝病故热河时，同治帝尚在幼冲。慈禧与慈安在避暑山庄召见了前来奔丧的恭亲王奕，秘密策划了捕杀了载垣、肃顺、端华等政敌，实施祺祥政变。之后，奕主持军机处，恭亲王之势力急剧扩展。慈禧又开始扶植妹夫醇亲王奕。光绪十年（1884年）的甲申易枢事件中，慈禧将奕彻底赶下台。奕在离开政坛后，发出了“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的不平呼喊。随着权势欲望的膨胀，慈禧于甲申易枢后仅数年，即对即将亲政的载湉及其生父醇亲王，逐渐猜忌排斥，其结果是使五十岁出头的奕，在小心翼翼、忧郁惊惧中过早去世。
恭亲王下台，醇亲王过世，使得从光绪十年（1884年）即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奕劻，与慈禧之关系变得更加非同一般。一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宗人府造送光绪朝二十三年王公生辰册》中可以看出奕劻与慈禧年龄相近，只差三岁。这也说明，在柄政的近支王公大臣中，只有奕劻与慈禧年龄最为相近。
其次，在爱新觉罗皇族中，奕劻论辈分，应该是咸丰皇帝之堂弟，与慈禧为叔嫂关系。咸丰帝病故热河之时，慈禧的年龄仅为27岁。慈禧与奕劻之特殊关系，理应予以考量。曾有学者指出，奕劻不仅是筹划戊戌政变的核心人物，还全力支持“己亥建储”。政变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己亥建储”。奕劻他既然支持慈禧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自然也不会反对立储。奕劻作为神机营的主管，他在“己亥建储”过程中对慈禧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
另外，他还不辨是非，盲目跟随慈禧，立场摇摆不定。庚子初春，当义和团波及京师之后，奕劻作为总理衙门大臣，屡次领衔上书，请求朝廷镇压义和团。可是，当刚毅、赵舒翘由涿州回京后，慈禧决定招抚义和团，对付八国联军。据《拳乱纪闻》记载，庚子五月，奕劻之立场全然改变，决然不提镇压义和团之事。相反，他同载漪一起，帮助慈禧欺骗搪塞列强使臣，致使北京局势失控，出现了一面进攻东交民巷、西什库教堂等处洋人，一面却想方设法与洋人讲和的荒诞局面。对奕劻来说，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全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条，即讨取慈禧欢心，一切照慈禧意志行事。到了庚子七月，慈禧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奕劻了。
还应该指出的是，辛丑议和是奕劻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他竭尽全力，保持慈禧权位。既为西太后尽了力，使她躲开了祸首的名义，也让八国联军在条约上满意。
慈禧在庚子夏季恣意妄为，终于酿成大祸，遂于七月二十一日逃离京师。时列强已入京城，情况十分危迫，意想不到的事件，随时会发生。日久见人心，患难现真情。在此关键时刻，慈禧的两名亲信荣禄与奕劻，各有不同的表现。荣禄于城破之际，选择了个人夺路出逃。奕劻的行为，则与之全然相反。据《庚子记事》所载：廿一日，黎明时，皇太后御蓝布夏衫，坐澜公之车，皇上御黑纱长衫，骑马；率同皇后、大阿哥，由神武门出西直门，至颐和园少憩。两宫本定于十六日启銮，出居庸关西行，派东阁大学士崑冈监国，而令军机章京为前站，先行至长辛店候驾。后因车辆不齐，各太监执香跪留，故未启銮。此次仓猝出京，所有御用服食，概未备带。妃嫔宫女均留京城。内侍亦未多带。随扈王公大臣仅端王、庆王、那王、肃王、伦贝子、木肃贝子、澜公、刚毅、王文韶、赵舒翘、溥兴各部院司员二三十人而已。可见，奕劻在此危难时刻，与荣禄不同，始终与慈禧在一起。
义和团高潮期间，凡是支持慈禧利用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的清廷要员，如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均同奕劻一样，选择与慈禧一起出逃。奕劻逃出京城之后，并没有一直随同慈禧逃往太原、西安，而停留在京师附近，“病滞怀来行馆”。这其实是慈禧布置的另一招高棋。八月初，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上书称：“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谨慎和平，为各国所钦佩，是以各国均愿庆亲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于是，慈禧即命奕劻“即日驰回北京，便宜行事”，开始与列强议和。在议和过程中，奕劻坚持慈禧交付的“切实妥商，向各使极力磋磨。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的方针。
正因为如此，奕劻在辛丑议和过程中，处处以保持慈禧之地位不动摇为出发点，想方设法说服列强，终于如愿以偿。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奕劻大权在握，圣眷不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病死之后，奕劻入值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权倾中外。即使在丁未政潮中，奕劻父子贪婪受贿，玷污朝政之行为，遍传都下，慈禧仍然千方百计地袒护奕劻过关。奕劻成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政治上的不倒翁，这一切均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