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摄影、摄像的大环境来讲，欧洲的气候宜人，特别适宜在户外自然环境下拍摄。美景佳人，常令我这个摄影者心旷神怡。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尤其从摄影的真情实感来讲，大大优于在影楼拍摄的效果，大家普遍能接受这种特殊的、回归自然的拍摄效果。随着业务的扩大，后来索性在我所办中文报纸的版面上登载了一条醒目的广告——专业摄影师为您摄影摄像服务。我几乎每星期都能接到预约电话，不仅给华人拍，也偶尔给外国人拍婚礼场景。摄像业务全面开展后，许多华人都是通过看报纸或经朋友介绍而来，也有一些办婚事的外地华人着急找不到摄影师，就委托布达佩斯的华人饭店帮忙，因我是饭店的特约摄影师，所以饭店介绍来的业务也不少，其中我给一位越南朋友拍婚礼就是一家酒店介绍的。越南人在布达佩斯做贸易生意的为数不少。当时酒店老板只给了我一个越南人的地址。当身着墨绿色摄影背心的我按响门铃后，一位年龄稍大的越南朋友出来，一看我的摄影服，马上热情称我为“PHOTO”（摄影），并将我请到屋内。经交谈得知他是为女儿办婚事，特请专业摄影师来拍摄，以留下宝贵的资料带给远在国内的亲人看。主人热情地用越南餐饮款待我，席间用匈牙利语祝我好胃口，但见到摄影、摄像只有我一个人来完成时，便产生了疑问。因我平时给华人摄影、摄像都一人承担，往往放下摄像机就拿起照相机，两者交叉进行，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忙得不亦乐乎。而这位越南人就不明白了，怎么也想不通，两个人的工作怎么能一个人干？他用手势向我演示，我明白他在表示，如果遇到好镜头两者不能兼顾。他指着家里的电话示意我与翻译联系，我通过翻译解释也无济于事，他要求必需摄影、摄像分开。无奈，我只好紧急求援，华人圈里有摄影基础的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平时在旅行社工作的华人。等人到位，我马上告诉越南朋友，他负责摄影，我负责摄像，越南朋友这才满意地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连说OK。通过给越南人拍婚礼场景，我感觉他们与我们中国人在程序上有很大的不同。越南人的婚礼主要是在女方家里举行离别仪式，大量的镜头在家里就能完成，然后邀请客人到酒店，在酒店里双方父母向来宾作一下宣布，程序非常简单，然后亲朋好友自由自在地畅饮，也没有打“酒官司”的问题存在，比中国人的婚礼简单。
在匈牙利期间，我曾先后给众多华人朋友提供了摄影摄像服务，但遗憾的是，我的编辑设备跟不上，除前期拍摄外，后期只能进行简单的配音和淡入淡出、滑像等特技，满足一般的摄像服务可以，但不能满足高水平制作的需要。华人在国外商海中打拼多年，积累了相当多的资金，结婚又是人生中的大事，特别在异国举行，意义更是非凡，往往愿花大价钱请西欧包括法国和意大利的专业电视摄影师来拍摄。我看过他们的作品，主要是后期制作比较到位，但其费用可想而知，既要承担摄影师的国际往返机票及拍摄期间的酒店食宿，还要付1000～2000美元的高昂费用。后来我因故离开布达佩斯后，有摄影基础的其他华人也陆续开展了摄影、摄像业务。
2001年～2002年，我作为中国北京电视台驻南联盟特约记者，在贝尔格莱德也常为当地华人的生日和朋友聚会进行摄像服务，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通过国外这段工作的实践我发现，只要具备专业知识并能进行后期制作，这项技能在国外华人圈里还是很有市场的，特别是在华人较多的国家，至少解决生存不成问题。想出国闯事业的朋友，除其他能力外，如果再能掌握摄影、摄像技能,对记录生活、创作和谋生来说，都是很有用的。
在异国他乡当电视记者
我在国内省报的新闻摄影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一年365天中几乎天天拿着照相机外出采访，没想到出国后居然有机会拿起话筒，过了一把电视新闻记者的瘾。
走进电视台
我在匈牙利中文报社工作的第二年，北京电视台《经济环球》聘请驻外特约记者。几位朋友觉得我很适合，就将我推荐给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让我尽快与他见面，我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与制片人进行了接触。制片人首先看了我带去的摄影作品，又询问了在异国办报经历等情况，最后他给我一台小型摄像机，让我在两天内集中精力在北京城拍各种素材的资料，以检验我的电视摄像能力。凭着专业摄影技巧和多年来的磨炼，我拿出了让制片人满意的作品，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驻外特约记者。为了使我能够尽快进入角色，制片人让我在台里留了一段时间，专门对我进行了包括熟悉电视栏目内容、节目制作、拿话筒的最佳位置、拍摄景点构图的把握等专项培训，还看了不少同行拍的已经播出的有关内容的成片。那段时间，我跟随北京电视台的几位记者早出晚归，先后在北京城采访了一个多月，接触到国家机关、院校、公司等众多行业的人物，对我将要服务的栏目内容了如指掌。随后，电视台专门为我购置了一台全新的松下小型专业摄像机和外置话筒，供我带到国外采访。就这样，我在国外除了办报，又多了一个行当——电视摄像。
感受电视记者的新鲜
刚步入电视圈，觉得一切都新鲜极了。电视采访属现代化手段，声像兼备，记者不用笔记，而是拿着话筒直接提问，采访结束后打开摄像机显示屏，在手提电脑上再整理文字。工作时经常出入异国总统府、政府大厦、高档酒店，在翻译的陪同下频频出席国际电影节、国际名车展、国际博览会及各种国际会议、酒会和新闻发布会，而且记者本人还能出镜做主持，一时感到很风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才知道，什么工作要想做好都非易事。记得第一次在北京采访一位归国华侨时，我就显得手忙脚乱，光惦记着拿话筒提问，结果采访结束后才知话筒开关没打开，所拍画面没有被采访者的同期声。还有一次是在贝尔格莱德采访一位女华商，我脑子里光想着提问的话题，又犯了没打开话筒开关的错误，尽管所拍画面很好，女华商所讲的出国经历也很传奇，但还是没有现场采访的同期声。重新采访一来被动，二来被采访者很难有当时的激情。可见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一次重要采访的失败。如果是重要人物，几乎不可能有重新采访的机会。有了这两次教训，此后无论采访什么人，我都首先检查话筒开关，并事先试好声音，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上述被动局面。报社的摄影记者可以单兵作战，而电视采访则是一项多人通力协作的工作，不仅出门所带设备多，而且一个人又拿话筒又要摄像，显然很困难。在采访过程中电视与报纸不同的是需要主持人出镜，电视需要有人为你拍摄。在节目开场时，主持人需要拿着话筒选择适当的背景作一番介绍，然后把观众带到这里，以增强电视报道的现场感。采访结束时主持人还要再次出镜，现场作一个总结式的解说。这些工作至少需要两人才能完成，而我就一个人，只好通过国际长话在南联盟聘请了一个叫玛丽娜的翻译。她是此前我在匈牙利工作时就已相识的外国朋友，第一次到南联盟采访“瓦尔特”时曾给我临时做过翻译。她是塞尔维亚人，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东语系，先后在中国学习生活了7年，中文说得不错，对中国也很有感情，一直渴望留到北京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只好回国在贝尔格莱德语言大学做中文教师。科索沃战争期间，玛丽娜曾给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战地记者做过翻译，现在受聘于北京电视台做我的塞语翻译。一般情况下，她都是既开车又拿话筒，我则摄像。但需要出镜时，由于她是外国人，必须拍我拿话筒的画面，我只好先让她拿话筒，我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找好主持人所处的位置，在地面上做一个记号，然后再走过去拿话筒，由她给我按摄像机的拍摄开关，等我出镜的开场白解说完后，她再帮我关机。有时采访当地的华人，只有我自己在场就显得更困难了。我只好先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脚架上，然后将专访的人物在摄像机前选好位置并相对固定，等开机后，我再拿话筒走过去正式采访。很多情况下我都是采取这个办法进行的，结果很有效。后来北京电视台的同行都觉得很奇怪，看到我拍的画面本人也在内，曾专门打来国际长途询问，你只有一个人在工作，又拍摄又主持，这个矛盾是怎么解决的？当时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有时我独自采访外国的博览会时，为了出镜，找好位置后还得请观摩展会的外国朋友临时帮忙按拍摄开关。总之，几乎什么办法都用过，因为在国外不像在国内，可以找人帮忙。在国外，每个人都在为个人的生存而奔忙，谁也没有闲时间帮你，除非花钱请人专门做你的雇员，否则困难很难解决。
口才派上用场
做电视记者，需要具备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善于通过声音在话筒前传播最佳信息。多年的记者工作练就了我的口才，这下终于在异国派上了用场。2002年5月，正值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两周年之际，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贝尔格莱德记者赵文城约好做一条相关报道。为了收集翔实的资料，我俩需要采访南联盟军事博物馆。该馆是南斯拉夫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展出的兵器从中世纪一直到北约战争,馆内的新馆藏以北约轰炸南联盟使用的一件件国际禁用武器和缴获的实物为例，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展示了南联盟军队的斗争精神和业绩。经报请当时的南联盟总参部同意，我们一起来到位于卡莱麦克丹城堡的军事博物馆。馆长叶利科维奇上校热情接待了我们，并提供了有关北约战争未曾公开发表的录像带和照片。在老赵的帮助下，我手拿话筒，选择博物馆门前二战时期南联盟的战利品坦克群，作为开场白的出镜介绍。听完解说，老赵问我是不是专门学播音的，这使我感到很意外，至少说明我的普通话水平还可以。但采访中也有特别别嘴或尴尬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的晚上，塞尔维亚族人纷纷来到贝尔格莱市中心一幢宏伟壮观、南联盟最大也是巴尔干地区最大的圣萨瓦大教堂做弥撒。为将这个盛大场面拍成一条片子发回国内，我到了现场选择大教堂做背景，先拍了我的出镜镜头，然后再拍教堂内的镜头。我和翻译顺着潮水般的人流走进教堂后，看到宽敞高大的教堂内灯火辉煌，四壁生辉，圣诞节的气氛非常浓郁，场面盛况空前。来自全国乃至异国的教徒都云集到这里，使巨大的教堂水泄不通，不要说摄影师选角度，即使站稳都很困难。正当我无奈之时，突然看到南联盟国家电视台在教堂内的中心位置临时搭置的一个专供摄像用的两层木头架子，角度非常理想，便不假思索地把摄像机举过头顶，在塞尔维亚人的理解下挤过人群，顺着木梯大胆登了上去。一位同行看到后马上走过来，很礼貌地告诉我这里正在进行电视现场直播，不能在这里拍。我急忙告诉南联盟朋友，我是中国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并说明中南两国是友好国家，请帮助我。对方很友好，破例允许我在此地拍，于是我就抓住这难得的机遇，迅速环顾四周抓紧俯拍全景、中景、特写等镜头。后来许多外国记者都要上来拍，但都被拒绝，因此一些同行很是羡慕我。虽然我听不太懂塞语，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为什么我能上去拍，他们却不能。这时塞尔维亚同行也犹豫了，问我能否在拍到满意的镜头后可以离开，以防引起“公愤”。看到这种情况，我感谢之余只好尽快离开，好在画面已基本搞定。结束采访时，我需要出镜做解说，选择的背景是雄伟壮观的欧式大教堂的夜景灯火。当时外面特别冷，可以说是冰天雪地，人在室外说话时不仅有哈气，连舌头都是僵的。为了镜头前的形象，我尽量要风度不要温度，脱掉了棉大衣，拿着话筒在镜头前说了几次都卡壳了，几句话的解说重复了数次，把摄像机电池的电也耗完了。周围黑灯瞎火，我只好和翻译寻着灯光找到附近一家塞尔维亚族人经营的烤肉店。因为今天是圣诞节，这里的生意格外好。经翻译说明情况，老板允许我充一会儿电。10分钟后，我又和翻译回到大教堂旁加快速度拍。但欲速则不达，人越紧张越说不好，结果又没有一次到位，摄像机的电又没了，无奈，只得再次回到烤肉店。老板对中国人很友好，在繁忙的生意中，热情地协助我们继续充电。回到拍摄现场，我先活动了一会儿身体，运了运气，终于一气呵成。等翻译开车将我送到驻地时，已是凌晨3点，可见电视新闻采访并不轻松。
摄制《中国商人在南斯拉夫》专题片世界各地都有一部写不尽的华人移民史。在当代，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少见到全面反映华人在国外经商生活的纪实专题。我就利用在国外的宝贵时间系统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商人在南斯拉夫》的专题片，时间为30分钟。此片当时计划在中国北京电视台和南联盟电视台播出。当我把这个想法告知当地的华人华侨社团时，立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我和翻译先后走访了贝尔格莱德B92、SJB、POLITIKA等南联盟多家电视台，异国同行也都很愿意与我们合作，最后与贝尔格莱德POLITIKA电视台达成协议，由我负责前期拍摄，该台负责后期制作并播出。谈妥后，我首先选择了几位较典型的华商进行了访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来南联盟经商的经历。电视片讲究形象语言，必须要有足够的华人经商画面。那段时间，我和华商广交朋友，几乎每天都在市场与他们一起聊天，并观察他们如何经商，晚上则和来自浙江的华商住到一起体验他们的生活。交上朋友后，我拍什么他们都不介意了，还真拍到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他们吃住的地方一般都不愿领外人去，而我却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仅人物就采访了几十个，可以说对中国商人在南联盟的情况了如指掌。那段时间，从中国商人早晨上货、出货开始，我就在各种环境下拍镜头，此举曾一度引起了市场保安的注意（保安员均为当地的塞尔维亚族人）。他们颇为不解，就将我“请”到了设在市场一楼的保安室，查验了南联盟核发的记者身份证并经翻译解释后，他们总算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消除了顾虑后，这些保安不仅与我成了朋友，还经常请我喝咖啡并协助拍摄。历经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该片艰辛的前期拍摄工作。
难忘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