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思想家。他刚担任齐国宰相时，政治上没有一点成绩，齐桓公就询问原因。管仲回答说：“我地位虽高，但我依然贫穷。穷人无法指挥有钱人。”
桓公说：“给你可以迎娶三个妻子的家用吧！”
过了一段时间，国政还是没有治理好，齐桓公又向管仲询问原因。
管仲回答说：“我虽然有了钱，但我的身份却很卑微，使我无法管制高贵的人。”
齐桓公立即任命他为上卿，步入贵族的行列。
其后，齐桓公又尊管仲为“仲父”。
从此，由于齐桓公满足了管仲的要求，给予管仲无比优厚的物质待遇和高贵的地位，使他有职有权，管仲的政治主张得以推行，齐国治理很快上了正轨。后来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就是得力于管仲的辅佐。
要用人，就得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主动替人才排忧解难，为人才创造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
读过《史记·孟尝君列传》的人，都熟悉“冯谖弹铗”的故事。冯谖是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他自负很有才能，感到孟尝君给他的待遇过低，便三次弹剑而歌，发泄忿懑与不平，并不断提出生活上的要求，第一次要鱼，第二次要车，第三次要人照料家中生活。这些要求被一一满足后，他为孟尝君的仕途荣辱尽心竭力，为其买来了“恩义”准备了“三窟”，使孟尝君任齐相几十年，没有遭受大的挫折。
在有些人看来，冯谖、管仲仗着自己有才能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闹名誉、闹地位、闹待遇，思想境界似乎不够高尚。但孟尝君、齐桓公却并不以为然。翻遍古籍，也未见政治家、思想家对他们要待遇有何微词，恰恰相反，他们都认为给予人才以丰厚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综合他们的观点，主要理由有四：
其一，人才水平高，贡献大，生活待遇应与之相称，无可非议。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中就有“凡厥正人，既富方谷”的记载，可见早在周文王时期，官员的俸禄就很优厚。《管子·明法解》主张依官职高低定爵禄厚薄：“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在朝政清明用人路线正确的状况下，任高官者多属才能大的人，贡献也就大。所以“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乃合情合理。《韩非子·八奸》也认为理应如此：“贤才者，处厚禄，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宋代苏洵《嘉集·论衡》也主张，对于有才能的官员，理当“尊其爵，厚其禄”。《资治通鉴·周纪二》中有一段话实际上阐明了高待遇是对人才价值的承认和对所作贡献的回报：
“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
他们对国家有如此广泛而巨大的贡献，厚待他一个人，对社会千万人有益，这难道不是既合理又合算吗？
唐代大思想家韩愈在著名的《马说》一文中，不仅批评了不善识马、不会用马的人，而且为千里马“食之不能尽其材”而鸣不平：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千里马日行千里，本事大，消耗也大，吃得当然也多。不让它吃饱，却又让它来快跑，这样做既不可能，也不公平。以此来比喻人才的待遇真是既通俗又雄辩。
其二，丰厚的物质待遇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有才能的人对执政者的要求，除了希望提供充分施展才干的广阔天地外，再就是希望能得到与才干相称的待遇，此无可厚非。满足他们在爵禄上的要求，人才就会源源而来。墨子即持对人才“高予之爵，重予之禄”的观点，认为只有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春秋时期名臣宁戚对齐桓公也进言：“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士骚然举足而至矣。”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招揽人才，专门建立了集贤馆，给贤士们准备了丰盛的饮食、华美的服饰、供帐和车辆，贤士们纷至沓来，忽必烈大喜过望。有一官员对此有异议，便故意将供应集贤馆的物资堆放在宫殿前面，当忽必烈走过时，他遂告知忽必烈：集贤馆每人每日要耗费这许多东西。忽必烈听后不悦，说：“尔等是嫌我待他们过厚了吗？我以十倍于此的物货广揽天下有才之士，还怕不周到呢，否则，有谁会来呢？”
其三，待士薄，却欲使其尽心竭力，是不可能。刘向所撰《说苑·尊贤》中讲了两则故事，读来饶有味道：
一则是：齐国宰相宗卫供养一班食客，他退职后意欲周游诸侯各国，竟无一人愿随，他很失望。一士田饶对其诉道：怨吾等无意效力，非也！惟大人待士过苛。厨里肉宁腐，而不予食；养士口粮三升，尚不及大人所宠之黄鹂；凡您家小皆服饰华丽，却无一件予士，园中桃果任家人戏掷，士人们却不曾尝得一口。“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连钱财衣食这些并不为执政者所看重的东西，尚且舍不得给予士人，却要让士人以最可宝贵的生命去为你效力，这办得到吗？
另一则是：诸侯发兵攻齐，齐威王惶恐不安，急集臣属和公卿大夫商议对策，说：“破敌良策何有？快快道出！”博士淳于髡仰天长笑，威王连问三次，皆不答。最后他讲了一个故事：“臣一邻舍祭田，欲祈得谷百车，享用终生，再传后世。然其祭品只一瓢饮、一箪食、三尾鱼。吾笑其予神太薄，而求之过苛。”齐威王听后恍然大悟，“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辆，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
这两则故事说明，待遇是启动人才积极性的有力杠杆。古兵书《黄石公三略·上略》指出：“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墨子·尚贤中》认为：“夫高爵而无禄，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实爱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将岂能亲其上哉？”唐代李筌在《太白阴经·子卒》中也指出：“人所以守战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于人者厚也。上施厚，则下报之亦厚。”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吧。违背这条规律，却又想治国平天下，那是办不到的。韩信在向刘邦陈述夺取天下的见解时，指出项羽必败的几个根据，其中一条就是：“项王见人恭谨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信敝，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说的是项羽待人恭敬，爱兵如子，但是当有人立了功，应当封赏爵位时，却把刻好的印信攥在手里，摆弄得磨去了棱角还舍不得授人。这就叫“妇人之仁”。
其四，厚禄利于养廉。《后汉书·仲长统传》指出：“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因为“俸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认为给予官员优厚的俸禄，有利于杜绝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和官员经商等不廉洁行为。王安石也主张对官员“饶之以财”，以减少贪污行为的产生。他实施变法后，各级官吏的俸禄和其他待遇都有显著提高。
通过以上分析，对给人才以丰厚的物质待遇这一点恐无多少异议。但是，是否对所有的人才都采取事先许以高爵厚禄这一种办法呢？宋代思想家苏洵在《御将》一文中说：“当观其才之大小，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小者。”为什么呢？苏洵认为，大才犹如千里马，无论其是否跑路，都应“丰其刍粒，洁其羁络，居之新闲，浴之清泉，而后责之千里。”不然，“是养骐骥者饥之而责之千里，不可得也。”汉高祖刘邦对大将韩信、黥布、彭越就是先许以高官厚禄：“昔者汉高帝一见韩信，而授以上将，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见黥布，而以为淮南王，供具饮食如王者，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当事时，三人者未有功于汉也。”尚无政绩何以封王赐爵？只为“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极于富贵则不为我用；虽极于富贵而不灭项氏，不定天下，则其志不已也。”
对于小才，苏洵将他们比作猎鹰，“获一雉饲以一雀，获一兔饲以一鼠，彼知不尽力于击搏，则其势无所得食，故然后为我用”。事先饱喂鹰隼，再让其上天行不行呢？不行，因为饱鹰对猎物没有那种为噬食而搏击的强烈欲望和劲头。刘邦对于樊哙、滕公、灌婴等人用的就是这种办法。“拔一城，陷一阵，而后增数级之爵，否则终岁不迁也。”刘邦并不吝其爵禄，只为此类人“才小而志小，虽不先赏不怨；而先赏之，则彼将泰然自满，而不复以立功为事故也”。对于这类一般人才，如果事先就把待遇给足了，他也就不思进取了。
苏洵关于对大才小才在生活待遇上采取不同做法的观点，不无道理。怎样应用，需仔细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