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饮食风俗
1.民以食为天
饮食习俗是人类智慧和技能的结晶。随着钻木取火的成功，人类学会用火来烧烤食物，逐渐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落后习惯，创造了“熟食法”，饮食习俗开始出现，经过数千年历史的发展，无论是人类的主副食，抑或是菜肴烹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鼓楼人的饮食习俗概莫能外。
日常与节日
史载，新石器时代的南京，从鼓楼岗、鸡笼山到覆舟山一带，还是一片原始森林，野兽出没，人迹罕至。鼓楼岗西侧金川河一带，由于北阴阳营的先民们既可在水中捕捉鱼虾蛘螺等水生生物，又可在较低的台地上种植和灌溉农作物，故逐渐形成“饭稻羹鱼”的饮食习俗，长此以往，竟根深蒂固地成为先民们的主要食风。
古代南京先民，由于生产力低下，食物并不丰盈，日常饮食只是一日两餐。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稻谷增多，遂改为一日二餐。南京是六朝京畿之地，一日二餐似成定制，早餐、晚餐称之为早饭、晚饭，中午时分吃点心（诸如米粉团子、米饼类）。到了明清时期，一日三餐也就成为一种习俗，只不过中午点心变成正餐，特别讲究而已。区间流行谚语：“日求三餐饱，夜求一宿暖”、“要好祖上好，要饱早上饱”、“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等，都说明了鼓楼人对一日三餐的重视。
古代，鼓楼先民做饭的材料是一种水生植物菰草结的籽，叫菰米，呈紫黑色。先民们在河湖沟渠边采撷野生菰米，反复搓揉，脱去麸皮，加水煮饭，故宋代诗人陆游曰：“二升菰米晨炊饭，一碗松到了晋大兴元年（318）司马睿下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燥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江南一带开始种小麦，渐渐地用麦磨粉，制作馒头、春饼，平民百姓的早餐桌上也就增加了面点、油饼。有人赞曰：“重罗之面，尘飞雪白”，“胶粘靭筋，臈禚柔泽”，米面制作的早点成了早餐的主打食品。
明清时代，区境内的饮食习俗也如方志学者陈作霖在《上元江宁乡土合志》中所述金陵民日三食，屑麦糯和糖霜调盐酪，巧制汤饼、馄饨、糍团、油炸诸品，晨食之，日点心。”“午食饭稻，脯时亦然。”区境内居民仍多为一日三餐，大都一干二稀或两干一稀，有时中午多煮了饭，晚餐时，用热水再蒸一下，省时省燃料。有的次日早饭，即用昨日的饭，用茶水一泡即成茶泡饭，或是用开水一焯即成汤泡饭，皆可简单地对付一顿早餐。条件好的人家，用鸡蛋、素油、葱、蒜花炒饭，那是十分耐饿的早餐。说到馄饨，宋代曾流传“金陵饮食七妙”，其中的馄饨和寒食（馓子）仍然是明代人喜欢吃的食品。
午餐
说到一日三餐“饭稻鱼羹”，不能不提到朱元璋的“广积粮”。当时秦淮河、金川河沿岸有白米圩、秣陵圩、东阳圩、沙洲圩等十余个万亩以上的种稻大圩，因水土宜稻，盛产“红莲籼、观音籼”。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曾指出饭煮得好的诀窍是要选观音籼、桃花籼（也即红莲籼）这样的“南京米”，赞其“善煮饭者，虽煮如蒸，依旧颗粒分明，入口软糯”。
到了民国时期，区境内居民仍沿用一日三餐制。早餐，有干有稀，稀饭搭烧饼、油条、糯米糍粑，配以自家腌制的雪里蕻、萝卜干、酱莴笋等酱菜。中餐为正餐，故讲究吃好，经济宽裕的大鱼大肉，
有人甚至特嗜好吃河豚鱼，羡河豚鱼肉之鲜美异常，竟敢于“拼死吃河豚”，并总结出一套避免“中毒”的经验：“河豚燕尾者、独眼者、不熟者、鱼子未经盐腌者、鱼血未洗净者等食之皆能杀人”。其他菜肴，亦如清代陈作霖所概括：“馔用羊、猪、鸡、鸭，佐以瓜、箩、蔬、茹；又盐制竹笋、莴苣、莱菔、生姜、豆菽各种，曰小菜，以为庶馐。此食之丰美者也。寒俭家，则仅供草具，肉食有期，谓之当荤。”隔一段时间，加个荤菜改善改善生活，或是几个朋友到小饭馆去撮一顿，“抬石头”（吃饭AA制）、“打牙祭”解解嘴馋。
解放后的市民日常饮食习俗，几无大变，依然按各户经济情况确定荤素搭配种类，富者鱼肉鸡蛋，山珍海味，贫者青菜豆腐，粗茶淡饭，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油、糖、肉食、豆制品等都实行限量供应，人们的饮食得不到保证，常常是“早上煮一锅（一吹一条沟的稀粥或是瓜菜代的菜稀饭），吃到鸡上窝”，“无钱买肉吃，睡觉养精神”，一些人甚至又改为一日两餐，以解决粮荒。子女多的人家，母亲无奈只好按粮食定量给孩子蒸饭吃，每人限量一顿饭一小杯米，自己再从碗中拨一小角给正在长身体的大孩子，要么就是熬一大锅菜粥，只见菜叶不见米，让孩子们撑个肚儿圆。
只有到了逢年过节的日子，区境内居民的饮食才能有大的改观。年前，小雪以后，家家户户要杀鸡宰鸭，腌制“咸货”，无论是菜场买回一只猪后腿，或是割上几刀肉，再是拎回几条大青鱼，一切清洗干净后，就用炒过的花椒盐，涂抹在鱼、肉和光禽内外，反复揉搓，码于缸内，半月后取出，阴干，再将腌出的卤汁入锅加水烧开，撇去浮沫，待其冷却后，放入晾干的禽畜肉，一层层码在缸内，倒入盐卤，压上清洁的大石头，十日后取出，挂在朝阳的屋檐下晾晒干，以迎接新年。经济不甚富裕的人家，则是多腌雪里蕻、“高梗白”青菜、大白菜、萝卜干，那时娄子巷、福建路许多人家门前整齐地排列着一棵棵新鲜水灵的高梗白青菜，待晾晒到一定程度，就洗净吹干，用大盐轻揉慢搓，一层层码入缸中，压上大石块，助其浸卤。一周后，待其菜卤泛起，菜香飘逸，即可把每棵菜卷成一个菜把，存贮于小口大肚的缸里。这种腌菜，切成腌菜花，用肉丝、茶干丝配炒，鲜美可口，用其藕白色的茎秆煨火腿汤，更是一道佳肴。如此用同样方法腌制雪里蕻，切碎后无论是用花生米、香干丁麻油凉拌抑或是和肉丝、笋丁配炒，皆是佐餐佳品。吃不完的腌菜晒干，剪成小段，即为“干巴菜”，用其烧红烧肉，味浓汁厚，越嚼越香，成为土菜中的极品。
荤菜与素菜
鼓楼人钟情的荤菜，当以鸭馔为主。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地记》中就有金陵人养鸭的记载。六百年前，穆斯林家族在马白好的带领下，于洪武二年入籍南京湖熟，有的从事农耕，有的以捕鸭为生。由于湖熟河汊甚多，水暖鸭肥，他们逐渐将野鸭驯化成家鸭，吃不了卖不完的湖熟鸭，便腌制成盐水鸭、咸板鸭，以利保存，其鸭皮白肉红，鸭香诱人，鲜美异常，一时闻名遐迩。明太祖朱元璋喜欢吃鸭，御厨们便想方设法做出各种鸭馔进献皇上，今天是叉烧烤鸭，明天是焖炉烤鸭，后天又是八宝桂花鸭，甚至鸭肝、鸭四件，皆可做成美味，朱皇帝几乎“日食烤鸭一只”，后来带动南京人也嗜鸭成癖，形成了“无鸭不成席”的风俗。当时流行一句民谣：“古书院，琉璃塔，玄色缎子盐水鸭。”南京的四大特色，盐水鸭已名列其中。“金陵鸭馔甲天下”的美誉传遍海内外。
清乾隆年间寓居鼓楼小仓山的江宁知县、诗人袁枚在他写的《随园食单》里，对鸭馔就颇有研究。他说，选料“谷喂之鸭膘肥而白色”，“鸭用雄才肥”，“加工要精细”，“鸭有肾臊削之则净”，烹饪时“鸭虽极肥之物，总要使其油在肉中，不落汤中，其味方存而不散”等等。
原位于明鼓楼北侧的马祥兴菜馆，就以擅长制鸭馔闻名。他们敢于创新，能将鸭子身上最不值钱的胰脏油爆后，以鸡脯、冬笋、葱白烹制成晶莹剔透、流光溢彩的“美人肝”，食之鲜而嫩、脆而爽，回味悠长，乃至与马祥兴菜馆后来推出的“松鼠鱼”、“凤尾虾”、“蛋烧卖”并称“四大名菜”，名声大振。国民政府的五院八部，包括谭延阊这样的要员，皆认“马祥兴”是金陵首屈一指的清真菜馆。而现在山西路的韩复兴板鸭店，更是生意兴隆，连买几个鸭油烧饼也得排上长长的队。
鼓楼人日常生活中的荤食，除鸡鸭鱼肉之外，还喜欢应时、带有吉祥喜庆意味的食品。如端午节流行吃“五黄”、“十三红”，“五黄”指：黄鳝、黄鱼、鸭蛋黄、黄瓜、雄黄酒；“十三红”指红苋菜、红烧肉烧干菜、红烧肉圆、红烧蹄膀、红烧鸭、油爆虾、火腿片、炒猪肝、红烧黄鱼、拌红萝卜丝、肉片猪肝氽汤、红心鸭蛋，还加雄黄酒。吃这些应时荤素菜，也只是体现一种节日民俗文化，也许诸多红色、黄色能达到震慑蜈蚣、蜘蛛、蛇、蝎、蟾蜍等五毒的作用。人们也用木耳、虾米或银鱼、肉丝、干子丝、茭儿菜（或韭菜）炒一盘“五毒菜”，全家吃光，寓意五毒全被歼灭一样，驱邪祛病消灾而已。
南京人有句老话：“三天不吃青，肚里冒火星”，概括了南京人对蔬菜的钟爱之情。
老记者杨心佛在《金陵十记》中写到：“金陵城内外密布江河湖泊，水源广沛，土地肥沃，因此春菘秋蔬，不乏具有地方特色的蔬菜。”其中提到“早春有正月菠，取其吉兆的荠菜，中春的豌豆苗、头刀韭菜、扬花萝卜、芦蒿、蒜苗等；暮春的茭儿菜、新蚕豆；夏天的小菜秧、毛豆、湖藕、菱角菜、小黄瓜、丝瓜等；秋天有红毛青（毛豆）、四季豆、豇豆、芋艿、板栗等；冬天有青菜、雪里蕻、冬笋等。”他还特别提到“清凉山的老北瓜，以瓜上浮现白霜者为佳，其瓜味甜而糯，山中的板栗，也是以质脆肉酥闻名。”由此可见，鼓楼人生长在这样一块水美土肥的福地，一年四季的蔬菜瓜果是吃不完的。
还有一句民谚，谓之“南京人真是怪，不爱鱼肉爱野菜”，虽属戏言，但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俗。有专家称，南京的芦蒿、菊花脑都可申遗了。1995年国家有关部门专家来南京考察菜篮子工程，见到各区菜场除正常蔬菜外，还有外地少见的各种野菜，欣喜地称南京成了八野之乡，连野菜都上了高级宴席，可喜可贺。
比如菊花脑，被称为南京三草之首。春夏之交的菊花脑，碧翠鲜嫩，营养好，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等人体必需的成分。中医称其味甘苦、性微凉，具有清热解毒、散风祛暑、平肝明目的保健作用。所含菊甙、胆碱有杀菌消毒及抗衰老效用，还可降低血栓形成，故菊花脑成为鼓楼人喜爱的佳蔬，用其煲鸭蛋汤，绝对是宴会上最好的压轴戏。
再如“旱八鲜”里的芦蒿、枸杞头等，在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第61回写晴雯要吃芦蒿，探春和宝钗要吃油盐炒枸杞芽儿和蒿子秆炒肉丝、蒿子秆炒面筋，足可见文学大师对金陵民俗的深切了解以及自己对南京野菜的喜爱。将这嗜野蔬的习俗写进书里，不也是一种故土情结，以及对乡风俚俗的眷念吗？即使不是八蔬之一的竹笋，也被曹公多次做到酸笋鸡皮汤、鸡髓笋、火腿鲜笋汤里，证明曹公在南京生活了60年，对南京人的饮食习俗已了如指掌。
宴席与自助餐
办宴席、宴请，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宴请风俗其实也是我国古老文化宝库的一份珍藏。
我国古代筵宴，从规模、主宾来看，大致分三类。一是朝廷举办盛大国宴，如加冕、册封、祝圣寿、庆功、祝捷等赐宴；二是臣僚、官宦、士大夫之间的社交应酬宴会；三是民间的社交喜庆宴会。
清末宴请
从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绘）上看，我国五代贵族宴饮，实行一人一桌一椅的一席制，每席面上各置食馔数簋，此分食制还挺合乎饮食卫生要求。到了明清之际，才出现八仙桌，在《红楼梦》中记载了贾母在凸碧山庄夜宴赏月的盛况，“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由于圆桌利于就餐者平起平坐，中有转盘，夹菜方便，在乾嘉年间，也就推广开来，风靡全国。
宴请都有约定俗成的程序：发请帖（柬）、排席卡、迎客、置酒馔、致辞、开席、送客，每道程序都各有详细规定，《南京民俗志》中详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提及的宴请习俗，有一点要严格遵循，那就是“座次之列，长者为上”。古代座次以坐西面向东者为尊，近现代以堂向而定。一般堂屋朝南，背靠中堂面向南的为上席，多为长者、尊者、贵宾就座，他的左手位置由尊贵的客人坐，右手位置为稍次的客人坐，其余为晚辈或陪同人员、地位低者坐下座。为免其混乱，可事先按赴宴者的身份做好席卡，指定座位。来宾来了，对号入座，秩序井然，也省得谦让。
民国欢宴各国使节
古代筵宴由于统治者不知稼穑艰难，更不懂得“一粥一饮当思来之不易”，而是挥金如土，海吃海喝，暴殄天物，难怪袁枚等文人对这种水陆杂陈、极为铺张之事深恶痛绝，斥之为“陋习”，“若居家欢宴，文酒开筵，安可用此恶套哉！”
用现在的话来说，要消费不浪费，宴请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当历史推进到民国时期，住在鼓楼区宁海路15号的原孙中山奉安大典副总干事、蒋介石的“特勤总管”黄仁霖先生，在“新生活运动”中身体力行，致力于变革宴请存在之陋习，1929年元旦，在励志社成立大会上，午宴不再沿用十人围坐一大桌的旧习，而是每个军政大员都手端一只盘子，自己选择喜欢吃的菜肴和主食，既不浪费又讲卫生，从此自助餐风行一时，成为别开生面的时髦用餐方式，可惜，事与愿违，自助餐终未能成其宴请的主流。
2.连年有鱼
快过年了，人们不管鱼怎么涨价，还是要买几条回来，按照老南京人过年的习俗，年夜饭的红烧鲢鱼一定不能少，而且除夕夜端上桌时，要一家人都说：“鱼啊，余啊”，不管你家大门朝南朝东，鱼头一定要对着大门方向。据说有个典故，汉唐以后，富裕人家大门环钮上便有鱼饰鱼坠、鱼形铜片，唐人说：“门钥必以鱼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义”。合家团圆，生活美满，也不要忘了守护门户。
年夜饭的红烧鱼是不能随意动筷子的，一会儿就撤下去，表示“省吃俭用，年年有鱼（余），连年有鱼（余）。”就连装鱼的盘子也印有鱼画图案。
河中捕鱼
3.风味小吃别有味道
南京的风味小吃，历史悠久，花式品种繁多，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民族性和节令性。
自东吴始，南京就出现了以炒米为点心的吃法。昔日的炒米做法已无稽可查，但现在炒炒米可能还沿用旧法：支起两只大铁锅，先将淘过的糯、粳米脱水，用棉垫子捂得发酥，再倒入第一口大锅，点燃柴禾，用铁扒子翻炒，把半干不干的米烘炒干，然后倒入第二口正在加热细砂子的铁锅，再行翻炒，使热砂炒米均匀传热，直至炒米发白泛黄，然后再过过筛，筛去细砂即成。这种炒米，空口吃，又香又脆，用糖开水冲泡，又甜又香，妇孺老幼，皆可作为小吃，既“抗饿”又爽口。
清末路边小吃摊
到了晋朝，就已出现用麦面做饼的吃法。《太平御览》卷860《饼》里写王羲之“坦腹东床啮胡饼”，这胡饼就是现在撒了芝麻的烧饼。南朝史载，梁武帝大力提倡节俭之风，就曾用饼来宴请众大臣。当时饼的种类有蒸饼、胡饼、汤饼、烧饼、笼饼等。馒头也是一种蒸饼，中间裹进肉馅，相当于今天的肉包子。
明代以后，南京人因喜欢小吃，致使小吃业迅速发展，出现了各种蒸制类、熬煮类、烘烤类、焙烙类、煎贴类的风味小吃。市面上较多的有天香饼、甘露饼、蜂糖糕、茶糕、满殿香面、粉汤、各色元宵等。明代中后期以南京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名画《南都繁会图卷》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与饮食、风味小吃有关的店铺，诸如：“南北果品”、“福广海味”、“应时细点名糕”等，反映了食品行业的繁荣兴旺，同时也看出城里人对风味食品的偏爱。到了清代，文学家、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里收录的流行风味小吃，就有55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