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陈鹤琴留学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教授，从事儿童教育。在感受了美国十分重视学前幼儿教育理念之后，陈鹤琴目睹袓国的儿童学前教育十分落后，产生办一所幼稚园的想法。
1923年春，陈鹤琴将鼓楼头条巷25号自己的住宅整理了一下，办起了幼稚园，定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他聘请当时任东南大学附中音乐教师的甘梦丹为幼稚园教师，并聘请东南大学美籍讲师洛林斯为顾问。幼稚园第一批学前儿童共12人，主要是东南大学教师的子女，此外还有2名日本儿童。陈鹤琴的这一办学创意，立即得到了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陶行知的大力支持。
陈鹤琴深有感触地说：“教授之中多数研究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或是师范教育之类，很少研究儿童教育的，而研究幼稚教育的，更是绝无仅有。我于是想：人家不肯做的！不屑做的，或不敢做的，我偏要试试看。”
1925年初，陈鹤琴因家庭幼稚园场地小接收儿童少，教育实验受到限制，便发动东南大学10名教授成立园董事会，发起筹建新园舍的募捐，后用募捐款在陈宅旁建园舍一座，这就是现在鼓楼幼儿园园址，原鼓楼头条巷27号，现北京西路2—2号。园董事会一致推选陈鹤琴为园长。
陈鹤琴尽管有在美国受教育的理论知识，但首次创办幼稚园，还得根据中国的国情与儿童的特性，以及地理环境，通过实验来达到办园效果。
在幼稚园的课程实践方面，他首先让儿童经历“散漫期”，一切活动任由孩子自由活动，而老师布置环境，在一旁指导，实验的目的是想由此使儿童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但结果令陈鹤琴不满意。
教师辛辛苦苦布置的环境，儿童常常置之不理”而儿童临时发生了什么兴趣，出现了什么活动，教师又因事先未作准备，无法应对。
接着，陈鹤琴进行“论理组织期”，他根据时令季节编订课程计划，从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中选取教材，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为了观察自然现象，老师带儿童到离鼓楼不远的北极阁山去采摘各种红叶！野花种子！竹叶！小柏树，给他们讲红叶什么时候红，野花什么时候开，竹叶为什么常绿，春笋什么时候破土而出等植物的四季变化。实验结果，虽完成了预定的课程计划，但课程安排得太死板，忽视了儿童的兴趣，儿童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变成了注入式教育。
在进入“中心制期”时，陈鹤琴从儿童直接接触自然和社会的事物中选取教材，预定一周或几天为一个中心，通过常识！儿歌！音乐、游戏等几项活动进行教育，促使教师去熟悉儿童发展的特点，了解儿童生活的环境。
20年代的中国，根本没有动画片可供儿童观看，有一节课是让孩子们画猫和老鼠。陈鹤琴让老师从家里拿来一个老鼠笼，里面关了一只老鼠，老师又去幼稚园的邻家借来一只猫，让孩子们观察猫是怎样捕捉老鼠的。尔后让孩子们根据观察的结果画一幅猫捉老鼠图，并编唱歌谣）老鼠老》。最后，还让孩子做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一系列教育形式，既能让孩子们了解猫和老鼠的关系，又锻炼了孩子们的观察力和动手表现能力，还能从中享受娱乐。
通过这三个时期幼稚园的课程实践，幼稚园的教育工作逐步完善，这为探求中国化的幼稚园课程，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对20年代我国幼儿教育起到了改进和推动作用。
1928年5月，陈鹤琴与张宗麟共同编写了）幼稚园应用字汇》，虽然只区区300字，但他把字写在厚纸方块上，教大班儿童认字。陈鹤琴认为，幼儿读法，必须采用游戏的方式方法，教读法就是教游戏，这样既识字、又游戏，可以发展儿童的愉快情绪，增进儿童的身心健康。他还认为，读法不是要幼儿死记符号，幼稚园的读法是为了适应幼儿的兴趣和需要而教的，绝对不是为强制幼儿去学才教的，读法不是符号的熟记。
同时陈鹤琴还带领教师们利用废弃的木片、竹头、破袜子等，
自己动手做玩具和教具。在读法实验中用于帮助儿童识字的“得赏盘”是根据民间“转糖八盘”改制的；木马是根据一位朋友赠送的国外摇马图改制的。陈鹤琴常常在幼稚园的活动中’自己动手制作小木枪，为儿童作示范表演”俨然一付老顽童的形象”把孩子们都逗乐了。
1979年11月，时任名誉理事长的陈鹤琴，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回忆了自己在1920年的冬天，以他第一个孩子为对象，从出生之日起，就天天对其身心变化和各种刺激反应进行周密的观察和实验，作出详细的文字记录和摄影记录。他连续808天，给自己孩子的活动作摄影，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具体分析了孩子的身体发展、动作发展、模仿！游戏！好奇！惧怕！言语等各方面的发展规律，于1925年写出了）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当时儿童教育必读的书籍。
陈鹤琴在鼓楼幼稚园呕心沥血、精心研究的丰硕成果，影响了全国，推动了20年代对中国化的幼稚教育事业的探索。当时教育界普遍认为：要办好幼稚园，就去南京参观鼓楼幼稚园，还要请教陈鹤琴。
11.闻一多执教中央大学
闻一多（1898—1946）中国现代诗人、学者、教授、民主斗士。出身于“世家望族，书香门第”，湖北浠水人。192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五四”运动爆发，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青年时期即显露出文艺才华！1992年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随后新作迭现，为诗坛所瞩目。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同时研读西方诗歌。1923年出版诗集）红烛》。1925年7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早年参加新月社。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发表文章，对死难志士表示同情和赞扬。1927年春到达武汉，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秋后到达南京，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名为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诗歌、戏剧、散文，从此正式登上高等学府文学讲坛。—京三牌楼。他“身材宽阔而不很高，穿着深色的长袍，扎了裤脚，穿一双北京的黑色老头乐棉鞋o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厚厚的嘴唇，衬着一副玳瑁边的眼镜，他给人的印象是浓重而又和蔼的。”很难使人相信，这样土里土气的年轻人竟是留过洋、有浪漫情调的知名新诗人。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以“红烛”自比的闻一多此时年仅24岁，他在他的诗中已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精神、牺牲精神。在1927年、192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那颗滚烫的心始终对他的学生充满了爱意，充满了赤诚，他将他自己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据他的学生们回忆，闻一多对学生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他为学生费鉴照连续指导、修改了9篇论文，提供资料，还“破戒”为之写了序言。费鉴照十分感激，在出版的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老师闻一多先生。”他的高足陈梦家后来成为著名学者；他们师生二人都是“新月派”的主要代表诗人。他对“新月派”南京青年诗人群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影响。
在南京期间，闻一多还发表了诗作）回来》、译作）白朗宁夫人的情诗》等作品，还出版了自编的最后一部诗集）死水》。）死水》是闻一多留美期间和第一次大革命削后思想感情的真诚自白，是一部艺术形式成熟的“新格律”诗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闻一多创作的顶峰。在这本诗集中，淡化了浪漫主义的色彩，思想成熟，沉郁顿挫，理性凝练，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坚实力量，诗中那种向往光明、仇视黑暗，对丑恶现实愤懑到了极点的情感，一时还看不清袓国的前途因而难免产生绝望的情绪，产生了黄钟大吕般的巨大的震撼力。它不仅是闻一多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诗史上不可多得的力作。
就在闻一多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争论不休：有的人彻底否定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有的人则站在封建卫道士的立场上”食古不化。当时南京的学术界也暮气沉沉，某些泥古的“国学大师”鄙视新文化”甚至对新文学作家进行人身攻击；国外的某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肆意曲解。闻一多为此痛心疾首，他认为中国文化胜过西方，但在整理！研究上要革故—新，有所改革。为此，他在创作的旺盛时期，急流勇退，放下了当时时髦的国外文化研究，一头钻进了故纸堆里，研究古典的中国文化，精心研究中国的文化宝藏。1928年8月，他的第一篇研究中国古代作家的论文《杜甫》问世。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研究了周秦古籍《诗经》、《周易》、《庄子》、《楚辞》，唐诗和唐代诗人等。他对初唐诗流变的体会、判断，尤其是以传统训诂、文字之学与现代人类学、民俗学相结合对古神话的考论，都曾代表着一种新颖的趋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充分表现了他燃烧自己、照亮光明的红烛精神，至今依然保有着鲜活的魅力。
1928年秋天，闻一多离开南京去武汉任教。
闻一多有句传世名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袓国，爱他的人民。”他把“爱袓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信条和行动的指南。1943年3月，当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出版的时候，他对蒋介石鼓吹的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极其反感，他不畏艰险，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批判复古的空气。那时还有相当多的人对此不动声色，他对此非常着急，发表了《可怕的冷静》一文，指出今日的中国就像往年的大灾年一样，“灾情愈重，发财的愈多，结果贫穷的更加贫穷，富贵的更加富贵”，为此他呼吁“民族必须生存，抗战必须胜利……火烧上了眉毛，就得抢救”，广大人民应当挺身出来讲话。1945年8月15日当他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漫卷诗书喜欲狂”，他剃去了为抗战而蓄了八年的胡须。他希望抗战后实现国内和平，他对毛泽东深入虎穴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对安全的担忧。当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时，他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当蒋介石大开历史倒车，于1946年2月10日指使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捣毁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并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浚亮！章乃器等民主人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校场口”惨案时，他极其愤怒，强烈抗议。1946年”月8日下午，当国民党特务举起屠刀向西南联大教授、民主斗士李公朴砍去的时候，当他同样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没有回避和丝毫的退让，依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战斗中去。他面对着国民特务的嚣张起哄和叫嚷，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在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和特务们的专横无耻。他大声断言：“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表现了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就在那天下午五点多钟，他在）民主周刊》工作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杀害。
噩耗传到南京，周恩来正在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会见外国记者。周恩来将噩耗转告大家，含着眼泪说：“李公朴和闻一多的死，决不会化为过眼云烟，这将一定会使爱国者的眼睛更清楚地看清敌人的本质。我只坚信一点，如不以血易血，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中国。我发誓不使我尊重多年的朋友白白地死去。”并致电闻夫人，对闻一多的殉难痛呼“捶心泣血，悲愤莫名”，强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闻一多是“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动”；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洗刷之污点”，坚信“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推翻中国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的在天之灵”。身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也发电慰问，赞扬闻一多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可敬可佩”。毛泽东还在后来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12.约翰·拉贝：南京的辛德勒
南京大学南园的东南角，即今小粉桥1号，有一座美丽的西式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青灰色砖墙黑瓦，白色的窗棂，屋顶还有欧式的老虎窗，属于民国时期的现代派风格建筑。这里就是当年在日寇血洗南京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拯救了几十万中国人生命的德国商人！被誉为“南京辛德勒”的约翰·拉贝先生的故居。这幢被修葺一新的拉贝故居于2006年10月改为纪人们走近这绿树掩映！宁静而凝重的院落，就可以见到拉贝先生塑像。这是著名雕塑家吴为山的作品。面对拉贝先生的塑像，历史在这里沉思。拉贝先生在日寇实行野蛮！残暴的南京大屠杀期间，以自己的正义！忠诚！人道！无私与热忱，与其他国际友人一道，拯救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他的这一英雄壮举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是永远屹立在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心中的巍巍丰碑！
“汉堡船长的儿子”：中国的经商之旅
1882年11月23日，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父亲是位船长。拉贝早年丧父，因此，他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当了两年半的学徒之后，又在汉堡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1908年，拉贝离开了袓国，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翌年》岁的他与青少年时的女友、一位漂見的德国姑娘，在北》结为伉I価。
自1931年起，拉贝担任西门子驻中国首都南京办事处经理，向中国政府推销电话和电器设备。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光头秃顶，戴着一副圆圆的黑边眼镜，面带微笑，身穿传统的西服，搭配蝶形领结，完全是一位典型的中年西方商人模样。不久，拉贝便成为南京德国侨民中的佼佼者，开办了一所包括小学和初中的德国学校。
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的拉贝，他的家乡与其说是德国，不如说是中国。他属于那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中国通，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和中国人交谈却用洋泾浜英语，他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理解中国人，而且也欣赏和热爱中国人。他的胸膛里永远跳动着一颗很像中国人的“中国心”。在这期间，生活给他留下了一种最难忘的记忆。在中国，他与相恋多年的德国姑娘结婚；同样在中国，他目睹了人世间最惨绝人寰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