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他写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如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他历数日寇的暴行和军民奋战的形势，深得国民的好评。他对于汪精卫公开投日，极其反感义愤。他一气之下，一个晚上就写出了《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的讲词，严斥日本近卫“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和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陈布雷自己说“此文以一日之时间草成，为余抗战期间第一篇有力之文字”而感到欣慰。他尽管为蒋介石写了很多文稿，被称为蒋介石的“文胆”，但多为违心之论，也正是他最感痛苦的地方。在编写《西安半月记》时，明明是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兵谏蒋介石的，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却要他把张杨说成是狼子野心要犯上篡权，“强迫蒋委员长，承认改组政府”；明明是张学良自愿送蒋介石回来的，却要写成经“蒋委员长之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陪同蒋委员长回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明明是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大力斡旋的结果，蒋介石却要把它说成在上帝的庇护下化险为夷，等等。陈布雷觉得按蒋介石说法编造《西安半月记》实在有点难。“政治是作戏吗？”’政治难道就是靠说谎过日子吗？”他感慨万千，又不便说，所以他老生闷气，拿笔墨出气，将毛笔戳断了。他夫人王免默劝他慢慢写，不用急，他却一改温文尔雅的常态，大动肝火：“你不懂你不懂，叫我全部编造，怎么写得出？”可见其痛苦之极。他几次对他的挚友、妹夫，侍从室秘书翁袓望说过广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差事。”“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由主张”躯壳灵魂已渐为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国民党军政人员“五子登科”，大发接收财，陈布雷极其反感。陈布雷战前家住南京颐和路4号，抗战胜利还都后他还想住在这里，可旧宅已被人拿去，他只能住到湖南路的一幢二楼普通砖房中，这里既没有家具，又不是适当的办公处所。一向廉洁低调的陈布雷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发牟骚了，他对属下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受房子，接受机器。”他连对陈果夫、陈立夫也有意见了，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办合作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非常气愤。
1947年4月18日，蒋介石又决定改组政府。他把陈布雷召到黄埔路官邸谈话，撤销侍从室，要陈布雷当中央政治局的秘书长、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国府委员，要陈布雷代表国民党出席一些会议。陈布雷向来对做官不感兴趣，但又感到“皇恩浩荡”，不好推却。回到寓所后，他明白自己已无辞职归里隐退的可能，不由得翻阅一本古书，上面有一句话：“女子之嫁，毋戒之日，必敬必戒，无遗夫子。”他掩卷而思，竟以“从一而终”自况。他坐在沙发里，倒了几片安眠药，一口水吞了下去，他失眠，很需要借此安眠……
一天，蒋介石又把陈布雷找去，想借重他负责一项重要的工作。这一次陈布雷一反常态，讷讷地说：“布雷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前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日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以报总统知遇之恩。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布雷触目伤心，心中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尝谓人生虽不乐生，但如体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但他还是拗不过蒋介石”仍然担任了宣传工作方面的重任。不过”此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的主人蒋介石已不像抗战胜利初期被人民视为“抗战功臣”了，不但冠以“四大家族”、“独夫民贼”，而且是“内战罪魁”。美国也把他的主人视为腐朽的代表……他深感绝望，惭愧无法自拔，一死了之，求得解脱。于是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锁入写字台的抽屉内。
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开会，在会上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陈布雷一听，顿时呆了！当天陈布雷整理蒋的讲话记录时，略去了这句话，蒋介石一看，发火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至少在陈布雷面前蒋从来没有发过脾气，蒋介石对陈布雷一向是“礼贤下士”，十分尊敬的。陈布雷讷讷地说：“蒋先生，抗战八年那是抵御外患，剿匪八年是不是时间说得太长了点？”蒋介石怒气冲冲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现在怎么啦，脑力是不是太疲劳了，一点也不能用啦？你就照我讲的写，不准略去。这是表示我破釜沉舟之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抗战八年终于胜利，剿匪八年也必获胜利。”陈布雷吓呆了，他想这简直有点迷信了，难道一定是八年都能获胜吗？他想，完了！固执己见，国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是靠迷信，哪能不完蛋！他也想到自己的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对一些事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说我们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他又想到了死。
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陈布雷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时间拖得特别长。根据陈布雷秘书蒋君章回忆，陈布雷回来的时候，脸色雪白，像患了大病一样。回来后，陈布雷一反过去谨慎小心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段“任何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首要是审时度势”的问题，接着又谈了蒋介石派陈立夫去美国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陈立夫来电的情况，说罢就径自上楼。
12日，陈方来访，与陈布雷谈话，要陈布雷想得开一点。原来，11时上午，陈布雷向蒋介石进“忠谏”，蒋介石大发脾气，当陈布雷提出意见时，蒋介石大声说：“你呀，是不是脑力衰弱得不够用了？怎么老是与我唱对台戏，真是书生误事，误事了，你去休息吧！”弄得陈布雷下不了台，面色红一阵白一阵，呆呆地退出了会场。
12日晚，陈布雷一连给蒋介石、宋美龄及自己的妻子、儿女、兄弟、友人留下了最后的几句话，洗了个澡，换了里外衣衫……当13日上午9时中央党部催陈布雷去中央党部开会时，陈布雷的秘书和副官打开陈布雷的房门，发现陈布雷已经死在床上……国民党阵营中少有的一个才华横溢、品质高洁的才子，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无疑，陈布雷是一个令人吁叹的悲剧性人物。
16.司徒雷登在鼓楼的最后日子
1949年4月25日是南京解放后的第三天，这天清晨，在鼓楼西康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五军的一位营长带着通讯员为了安排部队食宿，误入美国大使馆。他俩见楼下无人，便上了二楼。此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刚刚起床，正在洗脸，他见两个解放军进来，不知所措，指着来者高声嚷道你们要干什么？”这时营教导员追了进来，见此番情景，为缓和事态，便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们就走！”三人当即离开美大使馆。
司徒雷登被这矢如其来的事情搞得一头雾水，不知解放军为何目的而入，他觉得此事重要，就立即向国内的政府作了汇报。当天夜间，“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进入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检查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为此，毛泽东主席致电总前委，对此事作了严厉批评。邓小平查明情况后，一面派市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与美方谈判沟通”一面对部队加强外交政策与外事纪律的教育，此后没有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著名外交官！教育家和学者，出身于中国杭州，其父为美国在华传教士。司徒雷登成年后一度做过记者。1919年至1946年任燕京大学教务长和校长，前后长达27年之久，后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1949年离开中国，在中国生活了50年时间。成年后的司徒雷登一度回美国读大学，1905年毕业后再度来华，从事传教事务。1908年，他应金陵神学院之聘，担任该院院长，历时11年。那时，他的富有创造性的教学受到中国师生的称赞。司徒雷登十分热爱六朝古都南京，并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话，他因此也称自己是“半个中国人和半个美国人”。后来，他被任命为北京燕京大学教务长，不得不离开南京。而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作为也为师生称道。1937年7月，北京沦陷后，司徒雷登支持燕京大学和北京的学生游行罢课反日。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时在天津的司徒雷登也被日军逮捕，并被囚禁4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得以获释。抗战胜利后，司徒雷登被马歇尔将军荐为美国驻华大使，再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南京。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自知已无力抵抗解放军渡江，便仓皇南撤，而美国国务院却指示司徒雷登原地不动，直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政权后，再回国磋商。司徒雷登也有同样的想法，就是在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要求美国大使馆南迁广州，但司徒雷登依然不动。当时，除了苏联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的外国使馆，也都跟着美国留在南京不动。驻南京外交使团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关注，对此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为妥善处理好有关外交事务，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京解放后外交问题的指示，并决定派正在天津从事外事工作的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周恩来亲自找黄华谈话，交代了赴南京的任务。周恩来说：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外交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收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黄华肩负重任，于月26日乘火车到达南京。当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傳泾波把黄华来宁的消息告诉他时，司徒雷登紧锁的眉头似乎舒展了一些。其时，他正为自己找不到合适的中共领导人会谈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