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先生郑重其事，请许广平先生做了“详细的校阅”。“许先生曾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纸片记录下来，賜赠译者加以改正”。应该说，许先生的作法是严谨的，也是处理此类问题的正确方法。范先生完全可以根据许先生的意见，用注释或跋识的方式，对原作中的不适当、不准确处作出说明。遗憾的是，范先生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对原著攛加删削，“斩割其曲解和不必要的部分，成为现在这样子”（同上）；“同时，为了细节的错误过多，在改正或删削的地方都并未加以说明的注解，以免除不必要的累赘”（《附记》）。
严格地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鲁迅传》，巳不是小田嶔夫著作的原貌，而是范泉先生的“修改本”。况且，何为曲解”，何为“不必要”，译者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或准确的么？这样的翻译态度，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严谨的，也不符合范先生自己所作“我们要用谨慎的态度从事切实的研究”的宣言。
存残本三册，卷五至卷十，共六卷三十回。价十五元。
九月九日于仓巷桥头淘得，卷首回目前题“研石山樵订正，织里畸人校阅”记得玉茗堂为明代书坊，书中赵匡胤之胤字皆不缺笔，应不晚于康熙年间：且因书品残破，摊主不以为意，索价甚低。
归查有关书目，此书传世版本各各不同。以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曰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所记最详。
孙先生认为在吾国亦未见明玉茗堂批点按本”，惟日本东京藏有明版种，而《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以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明世德堂刊本《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解题》有《玉茗堂批点南北宋传南宋志传十卷五十回北宋志传十卷五十回》一条，著录为“明万历四十六年五云堂刻本”，书名作《新镌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南（北）宋志传》。
后世流传通行本，多出自明苏州叶昆池刊玉茗堂批点本，书名作《新刻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传》，题“研石山樵订正，织里畸人校阅”。此残本亦为玉茗堂批点本系统，而书名卷首多作《新镌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绣像南宋志传》，“镌”偶有作“刻”者，“绣像”偶有作“出像”者；卷尾则“绣像”多作“出像”。这一点与所见著录各本均不同。清鸿文堂刊本书名作《新镌玉茗堂批评按鉴参补南（北）宋志传清康熙经国堂刊本作《新镌玉茗堂批点按鉴参补南（北）宋志传》，均无“绣像（出像）”二字或此为同一时期之另一版本。査此残本行格，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单边（卷首双边），版心锈《南宋志传》（偶有误为《北宋志传》者），单鱼尾下标卷次、回数、页数，与已见著录各刊本亦不相合。
此书名为《南宋志传！实演五代末及北宋开国故事，孙楷第先生以为“命名至为不通近年有学者据此书中有赵匡胤受周世宗封为“南宋王”一事，以为书名不误。
《衣萍文存》
上海乐华图书公司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初版，价二十元。
八月下旬开始紧张地背《日语》教材，以应付九月十七日的职称外语考试。而九月十六日晨仍忍不住上朝天宫转一圈，结果买到了这本《衣萍文存》，虽书品稍差，版权页上却粘有“衣萍”
白文版税印票。不久前曾于《创作》杂志上读到龚明德先生的文章，介绍章氏入蜀后的生活，此书则是章氏入蜀前之作品选集。
章衣萍是一个惹人遐思的人物。他的《枕上随笔》，从书名就颇招人非议。那句著作权不知本当属谁的“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经鲁迅先生点化为“少女有丰臀”的名句，章氏便被牢牢地钌在了耻辱柱上。
他在《种树集序》末尾着意写下的那首小诗：
风呀，
你丁、要吹开我的房门，
因为我正躺彺床上，
看我的爱人的叹乳，
同祥可以成为不容辩驳的罪证。即使准确地引用这首诗的人，也不太注意章氏在前面的特别说明，其时他因胂病长期卧床，“寂寞而且悲哀”，正在读《圣经》中的《雅歌》；大约也未必知道，《雅歌》其实正是“不雅”的情歌集。
读某些理论家对章衣萍的评语，总以为他是一个饱食终日的花花公子。其实这是大误会。从这本书里他的《自叙传略》可以知道，他出生于安撇绩渓的大山里，家境也不算好，八岁才读书，十二岁就失学了十四岁进了一个“不要学费，而且连饭也可以白吃”的师范学校，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种优惠是要以牺牲自己的思想为代价的，十六岁的章衣萍终因“思想太新”而被开除。
他后来到南京，在东南大学当书记，每天要抄一万多字的讲义，这位置一年后也被人占去，弄得他“几乎乞食”；因为向往北大而到了北京，然而在求学之前先要解决的是“怎样才可以不至于饿死”，幸而得了胡适先生的帮助，让他做抄讲义的工作，使他有可能到北大去“偷听功课肚子是空的，衣服是破的，头发蓬松得像一堆乱草”，只能“借着一些伟大人物的名字和学说来欺骗自己，逃避现实，忘却眼前的一切痛苦”。
二十三岁的他“爱了一个北京大学的女学生，但是后来那个可爱的女郎终于爱了旁的有钱的朋友去了，我于是十分悲哀，做了很多的情诗”，这就是后来结集的《深誓》。
章氏在这本书中，写到许多当时文化界的人物与事件，对于我们真实地了解那个时代颇有意义。比如周作人说胡适生着张“聪明脸”；比如梅光迪在课堂上大骂胡适，听课的高语罕能当场同他吵起来；比如鲁迅先生雷夜打描，家人误以为来了贼；比如陈独秀写文章时脱了袜子，44用手摸自己的肉脚，并且把摸过脚的手放在鼻子去闻，文思便滔滔而来了”；《阿Q正传》在《展报附刊》上连载，胡适每次看了，“总欢喜赞叹，说，‘写得真好，有一次，他曾说，‘如果《阿Q正传》是用绍兴话写，那一定更有生气呀！’同时的人，他最喜欢鲁迅与周作人两先生，他常说，‘周氏兄弟真可爱！”’
章铁民给蔡元培先生写信直呼其名不称先生，胡适“知道了，把铁民叫去大骂一顿，说，4就是蔡先生的长辈写信给他，也该客气一点，不应该如此无礼！’”
比如胡适的“大骂今日的出版界”，他说：
青年们漸漸肯买书了，这是好事》但出版界是操青年生杀之权的。耶稣说得好：需要面包的，下要把石头给他。
书中《中国的情歌》一文，是我以前所读过的，因为曾发表在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曰出版的《歌谣周年纪念增刊》上。此文写于十二月七日，发表时署名“章洪熙”，篇尾且有简短的《附记》我对于歌谣，素无研究。这番因维钧之嘱，钍以一夜之力，草成此篇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维钧兄”，是指《歌谣》周刊的编辑常惠先生而此文长约五六千字，除了部份引用歌谣外，不乏精辟的论述，文字也十分优美，一夜草成，足见章氏的文采与功力。
《鲁迅论及其他》
充实社民国三十年十月版，价十五元。
此九月二十三日购得。据《鲁迅研究书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载，此书有充实社1940年8月版，
则我所得非初版本5著者署“雷峄”是冯雷峰先生常用的笔名。
此书封底近书脊处有“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证书字第三〇八号”
字样，则此书当在广西印刷；
页尾钤有“歌乐山活力书店经售”蓝印章，当系重庆之书店。194年冯雪峰先生被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近两年，而他的著作仍能在广西通过审查，得以出版，并在重庆销售，也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事情。封底另有“春潮书店”蓝印章，地处太平路二〇八号，且标明“高价收买中外古今各种书籍”，不知是不是南京的太平路。
（第二篇）是《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冯先生列出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大家都看到的，来曾写完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二是写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以后，鲁迅先生曾表示过要写它十来篇，成一本书，以偿某书店的文债，与冯先生说起过的，就有“母爱”和“穷”两个题目。关于“穷”，据冯先生记忆，鲁迅先生“也说过好几次，以为‘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又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我还仿佛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个人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
这些意见，曾经将鲁迅奉为神的人们，就完全没有听进去，
三是长篇小说，先是关于唐代文化的題材，后是关干四代知识分子的題材。
四是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中国文学史。
此外的九篇，则是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关于艺术大众化论典型的创造》，《关于形象》，《民族性与民族形式》等。最后的一篇是《论两个诗人及诗的铕神与形式》，所论的是艾青与柯仲平。
《格言联璧）
光绪十六年慈溪“黑桥浜高梅庭”刊本，价十元。
此书九月二十四曰得于朝天宫前院内。旧年曾见《格言联璧》四册本，专收人生修养格言，分为若干类。此一册或为四册本的补编，所收则未必尽为格言，而系旧时“劝善”文字》计有《吕帝乩训》、《文昌帝君劝孝文》、《文昌帝君圣训蕉窗十则》，《劝毁淫书说》、《戒淫歌详注》、《文昌帝君功过格》、《惜字律》与《经验良方》《格言联璧·功过掊》书彩这可以算是旧时“道德教育”的读本。“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所以专在“孝”与“淫”上做文章》其读者对象显然是读书人，所以多用“文昌帝君”为号召，而惩恶扬善的实例，也多是科举考场上的得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言，并不是全无道理。劝人行善，戒人作恶，嘉言懿行，修身养性，本都是正当的事情，然而一定要借助于迷信，强调冥冥中鬼神的监督可见人的自觉性之差西方文化中，除了较为健全的法制，同样要依靠宗教促成人的自省。长期以来，中国人也试图造成一种自省的形式，将“吾日三省吾身”形成制度，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堪谓典型。过去流行的则就是“功过格”了。“功过格”曾见过几种，何事记功若干，何事记过若干，大同小异，此书中另有“功过格凡例”一篇追溯源流，介绍形式，阐明要点，指示捷径，读来亦颇有趣。
此书编者陈玉鵷，浙江慈溪人。《经验良方》一篇后有提供这些验方的吴元之的附记，说到陈氏是他父亲的学生，十三四岁时就“好以善言劝同学”，“迄今二十余年，君一心谋善，兹有格言之刻”。这刻印善书，自然是要算善事的，“编辑一济世善书”可记十功，“刻施一善书”，破费百钱即得一功，所以书后有两份“乐助”名单，一是“各善士商号乐助刊刻台衔”，捐款从二十元到一元，共有六十家；一份是“各善士乐助印送台衔”，从助印二千部到五十部，也有十数人。这也可算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记录吧，
《石炭王》
上海乐群书店1928年11月初版，1930年5月四版，价五元。
《石炭王》扉页书影
十月五日得于朝天宫万仞宫墙下，初时只觉此书装帧新鲜，布脊纸面精装，通身作黑色，似乎着意表现“石炭”的特征，而封面图案文字均为凹凸压成，书脊文字烫金。扉页以红黑两色装饰，中部图案为单线勾出的变形半身人像，作者PANUR；上部外文书名与作者，下部中文书名、译者与出版者，均如刻石而成，朴拙可爱。
此书著者辛克莱，是美国作家中的“黑幕揭发者以《屠场》一书成名；《石炭王》是他1917年的作品。但译者坎人颇生疏，后偶翻阅《郭沫若著译书目》，才知道这是郭沐若先生的笔名。郭氏亦译过《屠场》。陈玉堂先生《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郭氏笔名仅收“易坎人”，失收“坎人”。此书版权页中部有译者版权税花，在圆形镶红色齿轮边的白纸上，钤有楷书朱文圆印，乍看《石炭王》版权页书影只有一个“坎”字，但右下方的“人”字笔划向下拉出，成为“坎人”二字。由此揣测，“坎人”实由“坎”字化出，再联系到“易”姓，则郭氏此笔名的命意，当与《周易》中的《坎》卦有关。
此书1928年11月同时在乐群书店和现代书局出版，乐群共印过四版，总印数一万册；现代书局印过五版。后来又由海燕和群益两社印行过，可见是很受读者欢迎的，不知为什么，五十年代后就没有再印过。
《中国法制史》
上海法学编译社民国二十二年四月版，价十五元。
十月十四日陪周晶先生逛朝天宫旧书市，书摊不多，
总算还有书可看，周先生挑得旧书数册，但未见佳本，不无遗憾。我所得二书，一本是著者赵尊题赠顾毓绣的《工程与工程师》，再就是这本《中国法制史》。
此书名标“法制史”，实则系政治制度史，著者引经据典，以为“法字之义，所该甚广，非仅刑法一端”，当“以法为制度之统称”。故此书九章，法律只占其一，另于宪政、地方自治、家族社会、经济、法典与刑法、教育、职官、
《中国法制史》扉页书影
兵制等，皆立专章。
著者丁元普以为：
世界法系有五：如印度法系回法系，罗马法系，英吉利法系，而中国法系居其一一印度，回两法系皆出于教典，与其宗教有关。西洋诸国，大率出于罗马法系，英吉利系次之》至中国法系最古”。吾国号称五千年文明之古国，典章制度·灿然可岘。”
然而时至今曰，研究中国法制史，也不能不考虑到纵横两方面：
于纵的方面，当知我国历代法制因革相益之方；于橫的方面，每知世界各固法制变化错综之迹‘唪吾古今之法制，考之历史，证之各国。”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对于这本不足十万字的书，难度未免太大，它最多也只能成为一个大纲性的东西。而当时的法政专家楼桐荪先生，居然以为著者“嘉惠士林”的贡献，要超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实在是过于夸张了。
《钦定郝注山海经》
光绪辛卯（1891）仲夏上海五彩公司石印，线装六册，索四十元，以二十五元成交。
十月二十八日早见此书于建邺路口，封面签条书名作《钦定郝注山海经靡页书名作《御览山海经笺疏》），书名四周均环以彩色龙纹，书前且有同样环以龙纹的《上谕》：
先绪七年十二月二十四内阁秦上谕前据楣天府《钦定郝注山海经》插图书影尹游百川呈进已故户部主事郝懿什所著书四种，当交南书房輪砵阅看据称郝懿行学问渊博，经木湛深，嘉庆年间海内推重，所著《春秋比》，《春秋说略·尔雅义疏》、《山海经笺巯》）各书，精博邃密，足资考证。所进之书，即著留览，饮此。
此后还印出了游百川进书时的奏折。
光绪皇帝所谓“嘉庆年间海内推重”，并非虚官。此书前有嘉庆十四年夏主持刊刻此书的阮元所撰《刻山海经笺疏序》，就有“精而不凿，博而不滥，粲然毕著，斐然成章”的评语=当时参加“审定校勘”的，还有秭星衍、臧庸、姚文田、王引之、吴痛、鲍桂星、宋湘、陈寿祺等学者。郝懿行字兰皋，山东栖霞人，是阮元的门生，“家贫，行修为学益力”阮氏序言里还提到，郝氏的妻子王瑞玉，“亦治经史，与兰皋共著书于车鹿春庑之间，所著有《诗经小记》、《列女传注》诸书”，对《山海经笺疏》也“多校正之力”。这倒是一件难得的事情这部书此时既又得到了现任皇帝的肯定，所以还读楼主人李澹平决定翻刻，并坚请蔡尔康先生作序。蔡氏的《校刊山海经笺疏序》写得很有意思，说是《山海经》在古代不受人重视，甚至被“目为荒诞”，实在是那时的人孤陋寡闻，现在时势不同了：
今国家怀柔远人，通道重译，穷发赤裸焦齿枭瞷之族，相与梯山航海，不、远千万里而至；而轺车四发，复仿M官大行人之职，分赴诸囷，足迹所到，耳！所经，援古证今，往拄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