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把世系年号分画得很清泛，又每行留出一些空格，给人填写自己要写的东西，这确是极适用的因为这可以给人家作研究一个问题时的鸪纸，也可以给人家作分类记事的支册无论什么历史问题，研究起来都可以把这册书作为他的著述的底稿，到救十年后，学术社会行用已久上面填写的密行细字知有多少了，忽然有一个人发起徵集各人家里的《纪元通谱》，把各人记注的事实并合起来那就成了很宅备的《政治年表》，《学术年表》《古物年表》，《名人生卒年表》，这册书的价值和功绮，就格外地明显了厂时隔七十年，我倒很愿意如顾先生所设想的，来做这个征集和整理的工作，只是不知当年发行的《纪元通谱》，如今存世的还有多少，又有几册真的成为了学术著述的底稿，我所得这一册，则空白依旧，原主人想必只是拿它当作历史纪年表使用的。
此书的封面设计亦颇有趣，顶端楷书《纪元通谱》四大字，右起左行，“鄞县史襄哉太仓夏云奇编辑，二十一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两行小行书，置左边近书脊处，右方则留出大幅空白，也象征着此书“专为研究学术者随时可作记录之用”的特色。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中，这似乎可算一个特例。
编者在书后列出了一百几十种“参考书目”，多系古籍，属于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的，有刘大白先生所编《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种，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初版；九月七日，我在南京古籍书店以十二元购得一册，已是“民国二十二年六月缩本初版”此“缩本”为二十四开本，漆布面精装；未“缩”之本，自当更大。有趣的是，此“缩本”的初版，正与《纪元通谱》的初版同时。这不禁让冬想到当年商务印书馆与中书局之间的市场争夺战。
《纪元通谱》系平装本，售价大洋四元，当时大约可以折合两担米价；《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缩本”仅售二元。
即此一条，大量需要历史纪年表的读者，恐怕都不会选择《纪元通谱》了。
在当时，中国历史有确凿纪年可考的，尚不足三千年。《纪元通谱》直上溯到黄帝，以公元前2704年为“黄帝元年”，顾颉刚先生就不肯相信，只承认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以来约三千年的世系年号而刘大白先生为了凑足五十世纪，除将下哏推至2000年外，还将上哏推到公元前3218年，以此怍为“炎帝元年”，这也实在是过于虚诞了。
不过《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在正表的每一年份中，依次列出公元、民国纪元、干支、国号、帝号、姓、名、年号、年数，使人能够一目了然，这一样式，基本上为以后的历史纪年表所沿用。而正表以外的十四种附表，如《周秦之际七国表》、《两汉之际诸国表》、《晋宋十六国南北朝表》J五代两宋辽夏金元表》、《元明之际诸国表》、《明清之际表》，排比明确，使用起来都是比较方便的。
《莎乐美》
上海星群出版公司1946年6月初版，价二元。
八月二十五日早于王府大街路口地摊上见此书，四十开本，窄长一小册，乍看不起眼，故索价甚低。
实则此书颇多佳处。
《莎乐美》是王尔德的名作，
因不见容于英国社会，后不得不在巴黎印行，演出后获得惊人成功；译者胡双歌曾经“长久沉湎在它那炽热而冷酷的情调里”，认为“唯美主义作品的特色，在这个著作里，可谓已经达到了它的极致的峰顶了”，译作文笔亦十分优美，此其一。
书中有琶亚斯莱所作插图十二幅，画家虽然只活了二十六岁，亦是唯美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与作者是同时代人，对作品的理解自有得天独厚之处，故此书的图文并茂名副其实；前几年国内将所谓某女士抄袭琶亚斯莱的旧话重提，让不少人因此记住了这个名字，此其二。
出版此书的星群出版公司，主持人曹辛之，不仅是著名的书籍装帧艺术家，而且是一位诗人，对于这部作品的彥，理解自非一般美术家可比，曹氏投身装帧艺术始于1940年代，星群出版公司即成立于1946年，《莎乐美》可说是曹氏早期装帧艺术的代表作；曹先生对于书藉装帧强调整体效果，此书的封面、封底、书脊浑然一体，扉页的用纸、内页的版式、插图的安排、字号的变化，直到每一处题花和尾花，甚至于书后的版权页、所附的新书介绍，都别具E心，采用一切手段使其尽量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此其三。
最后，此书的初版仅印了二千册》
此外，从胡双歌先生《译后记》的附注中，我又得到了关于《怀旧京与其他》著者姜蕴刚的一种信息，即他于民国三十三年在重庆出版过一部《生命的颂歌》，所收多为“作者近年来在学校里或公共场所演讲的镐子”，不知道是否即陈子善先生所提到过的那一种。其中有专论《莎乐美》的万字长文，高度费扬“莎乐美文化其结论是：
”我们绝对不苟同于唯物论音或唯心论者之生命的认识，我们认定生命是谐和的，求谐和的：其现象则为卞谐和的所以生命最高的犮展就是生命的变态”，
这或者也是姜蕴刚半个世纪以来消失无踪的原因之一。
《乡村艺术》（第一集）
四川省战时乡村务服（服务）团民国二十九年元旦出版，价二十元，
九月一日早六时半即到建邺路口，已无可读之书仅花四元收得上海申新一厂民国三十四至三十七年度《会计年报》四册，有二册束带以火漆印封死，以防人抽换内页，是当时重要文件装订形式之标本。后于天宫书店中得见此书，三十二开一薄册，内容为论乡村抗战及乡村艺术方面的文字，并二个小剧本，装帧简洁大方，
惟封面破损一角：要目印在封面中部？此书未见《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编辑者刘砻潮亦不了解；几位作者的署名，“情圣”、“怒潮”、“岫岚”、“惕生”、“哑水”，似乎不会是真名，但肯定都是当时投身于抗战事业的热血青年，
书中第一篇，类似发刊词的文章《创造乡村艺术》以及《编后记》的署名都是“情圣”，这或许就是刘砻潮的化名《作者大声疾呼：
‘我们农业国家底生命不在都市，我们鲜红的血液通在乡村。因此，我们现代的艺术家，革命的艺术家，中华民族现代革命的艺木家，为了唤起落后觉醒的同团结整个民族的锖神，去收复我们特统的河山，救出我们白支黄毛的亲亲老幼，在水深火热中沦陷的亲亲老幼，自不能下同我们一块儿，穿起草鞋，载上草帽，离开十字街头，跑进乡村服务’
他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在这特定时期的艺术观：
真实底模仿，美丽底的配合，只可叫做技巧：能使热情交流，融成共鸣的创造，才算艺术。所以艺术之成其为艺札不在主观形式的具备，而在客观效果底的完成；不生宣传效果，不能成为艺术。
《编后记》写成了一首诗：
这一块艺术底荒地，
是我们革命青年底垦界，
我们热烈的希望：
都：来开拓，
都来培植，
都来灌溉我们工作底方式：
集体创造，
集体批判，
集体修改。
￡术底园门大开，
革命的青年都来！
艺术底园门大开，
革命的青年都来！
署名“露茜”的《憧憬着工作的将来》，叙述了自己两年来从上海到成都，“由影人剧团，而成都剧社，而业余人协会”，直到加入乡村服务团的经过真正的工作，要到乡下去找”。“建斌”的《青城山下的我们》，介绍了乡村艺术服务团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三十多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分成话剧组、歌咏组、杂艺组，深入乡村，“在两个月中巡回公演十八次，观众三万二千七百余人同时在青城各个重要地方也都留下了我们绘制的标语和壁画”，当他们离开以后“仍能每天与青城的农民见面”
店主以为此系创刊号，其实它未必会是定期连续出版的刊物，很可能仅出过这一集。此书的价值，亦不在此，而在于保存下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中华儿女献身奋战的痕迹，或者说那一种可贵的精神。
《澂秋馆吉金图》
北平商务印书分馆代印，1930年冬出版，线装二册，二百四十元。
九月七日早，周瑞玉电话告南京古籍书店今有旧版书展销，八时半赶到，刘致中先生及朝天宫常见诸书友均巳在店内，翻检数过；周则昨下午已经独自挑走欲得之书数十册，今再通知诸人者，实为古籍书店做贡献之意。台面所余之书，皆定价奇高，相当于近年之拍卖价，虽有看《澂秋馆吉金图》书影中之书，而不得不考虑囊中之币。幸见新近调回古籍书店任副经理之蒋立新先生，商妥可以六折售我，遂下决心选出数种。
《澂秋馆吉金图》二巨册，乃陈宝琛先生整理拓印其父所藏青铜器，共七十九种八十五件，影印以传，虽是石印本，则是初印，且仅印行过此一次；《贩书偶记》未著录，《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亦未提及。
孙稚雏先生作《三代吉金文存辩正》（见《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2月版），却以此书为孙壮所著，1931年出版实则此书仅目录后署有“北平孙壮编次并识”数字，大约此目录系孙氏所编。孙壮时任北平商务印书分馆经理，此书既由该馆所代印，孙氏留鸿爪于雪泥，非为无因，但罗振玉先生序与陈宝琛先生跋中，均无只字提及孙壮，可知此书不可能是孙氏所编。孙稚雏先生所用之书，或非全璧，未见序跋及牌记，故有此误。
陈玉堂先生《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不但将《澂秋馆吉金》误为孙壮著作，而且将“澂秋馆”误为孙氏室名，大约也是未见原书的缘故？此书封面签条为宝熙所题，扉页书名为罗搌玉所篆，下钤印章“臣振玉”，牌记“夏历庚午冬月付印”当亦为罗氏手迹；版心高二十六厘米，宽三十七厘米，其阔大少见；宣纸精印，器形拓片虽经缩小，而纤毫毕现，十分爱人。我于陈宝琛先生有书缘，先后访得其所著《沧趣楼诗集》和《沧趣楼文存》，得见此书，自不肯错过。且曰前巳决定为江苏古籍出版社“版本文化丛书”撰写《绘图本》一种，此亦为可用资料。
书后有陈宝琛先生1927年秋八月跋，叙述了其父子良先生的收藏经历，先是宝琛先生的祖父在陕西做官，子良先生随侍五年，当时的藩台吴式芬先生，是有名的金石收藏家，于是“相与评鉴考证，所得最夥”，后“随宦山左，续有所益”；到了离任后还“常以未足所好，无缘再为陕游为憾一里中既鲜同嗜，并乏拓工，著录辄不果”。直到吴大澂请人来拓得部份铭文，并分送陈介褀和王懿荣，才将陈氏收藏的名声传扬开去。
到了1920年代，身在天津的陈宝琛先生眼看陈介棋、端方等大家的收藏“流散殆尽”，“内府珍秘，近且横遭劫夺”对于父亲遗留下来的珍藏，也就不敢存永保无患的侥幸之心，“因令儿子懋复觅工俱南，尽拓旧藏，并抚全形，印为《澂秋馆吉金图》，以餍众求，并以明先君搜集之勤与飲然不遽问世之意”。
陈氏所藏器物虽不多，也不能算精，三代青铜器仅得五十余件，没有大器名器，但是这部《吉金图》，却不容轻视。因为有罗振玉、王国维二先生为这些器物的铭文作了考释工作，罗振玉先生且在1925年，也就是拓印工作完成之后，就为此书作了序《
罗振玉先生序中，首先谈到了“古者图与书并重”的恚义，感慨“后世书盛而图撖，于是古器物形象遂茫然无从考索”直到宋代，才重新重视古器物的形状和铭文，清代乾嘉以来，金石类著述成为一时之盛。罗先生举出这时期的重要著作有：
嘉定伐氏（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海宁陈氏经求古精舍金石》，诸城刘氏《喜海》《长安获古编》，吴中曹氏（栽务》《怀朱山房吉金图》，扭安吴氏《云两垒轩弈器图释》，吴县潘氏（祖荫）《攀古楼异器款识吴氏（大澂）》《恒轩所藏所见吉金录浹阳端氏（方）《陶斋吉全录》对扬州阮氏（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南海吴氏《荣光》《筠清馆金文》、海丰吴氏《式芬》《捃古录》等沿循薛尚功、王俅的“舍图象而专重，文字”，罗先生则是不满意的，举了一系列的实例，证明“图象与文字不当偏重”。
对于《澂秋馆吉金图》，罗先生的评价是比较高的“子良先生笃嗜古彝器，鉴别至精，澂秋馆所藏久名海内，顾未尝编辑成书，墨本亦罕传人间”，鉴别精而流传少，所以他认为“此书之成，有三善焉”循器款并抚之旧，惩薛，陡诸家之失，一善也；绍先人未竞之志餮海内乐蚬之心，二善也；抱通31于板荡之余，存斯文于绝续之际，使读者缅怀轨物，慨念先刑，三善也，彼世之矜清闼之藏、寄文雅之娱者，固未足语于斯也这是不同于徒以多藪为矜、附庸风雅之辈的。
罗振玉先生晚年编辑《三代吉金文存》时，也编入了陈氏所藏的部份器物。
书中每件器物拓片旁，均钤有“澂秋绾所藏器”白文篆宇长方印或“澂秋馆”白文篆宇方印，并有文字注明原大尺寸和重量。王国维先生的铭文考释多作于乙丑（1925年）六月，共十条，最长的一条近五百字罗振玉先生的考释多作于乙丑九月，共十七条一最有趣的是一件“召奁”，吴大澂拓印时，曾释名为“召尊”，并作释文；王懿荣认为应是“奁”，陈宝琛遂在吴氏释文旁作识语记之；王囯维则以为是三代礼器中屡有记录而“绝未之见”的“铡”；罗振玉重作释文，与吴释有小异，对于器名，他则列举众说，“不能确定”；丁佛言亦作释文一篇，对于器名也含糊地说“或谓是尊”。而《中国青铜器》中，是将其释为“卣”，归于酒器一类的。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初版，价百五十元《
九月七日得见此书于古籍书店，系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收文史学者二十二人之论文，十六开布面精装一册，书名压印，饰条烫金，端庄典丽。
张菊生先生，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学者之一，张先生的著述及年谱传记，已购读十余种，似此纪念文集，当然不会错过。书店标价二百五十元，同时有再版本，标价二百元，相差甚微，
书前载《徵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曰纪念论文启》，由胡适、蔡元培、王云五三先生署名，对中国学术界而言，这无疑已是“最高规格”。《徵文启》前有小字说明：
木启于二十五年六月间分电于张先生的朋友数十位，承他们一一复函贽同；但因限期很短，有许位已经担任撰文的，屆时都T、及交稿。听以先把已收到的论文二十二篇先行刊印。并把徵文启附后，以代序文。
《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曰纪念论文集》书彩
自不能不取初版本。
这篇《徵文启》中，以当时文化界的标准，对张先生的卓越贡献，作了简要的概括：
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家的特长他早年就敞屣虚荣，致力于文化事业，眼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敗，下賴妓癸，三十余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剃厂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家的地位》他在学长方面本有很广博的兴趣，渊深的造诣，涵芬栈所印古柚，皆是他所指偈指示，退沐以后，十年之屮，他用全々校勘全史，其搜罗之軔功力之细密，皆见于他的百衲木廿四史跋文及忮勘记，这一忤伟大的工作，在他七十岁生日之前后，大致可以完成；这也是中国学术史上政可纪念的一件事，
据柳和域先生《张元济传》说，此文是王云五先生起萆，胡适先生作了修改。“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一句，就是胡先生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