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邹容听到章太炎被捕，义愤满胸，当天就跑到巡捕房，说：“《革命军》是我写的，不能让章先生一个人坐牢。”
外国巡捕看邹容年纪轻轻，怀疑地说：“你这小孩子也能写书？脑子有病吧。还不快滚！”邹容冷笑说：“我写的书多得很，不信，你们就拿出书来，我背给你们听听。”这样，邹容就也被租界巡捕房抓起来。他俩一起被关在租界监狱。
在监狱里，章太炎与邹容相互鼓励，激励斗志。法官审问他们时，邹容慷慨陈词，自比为西方追求自由的思想家卢梭。章太炎更是将外国法官和参加会审的清朝官员反驳得张口结舌。
会审的法官恼羞成怒，竟判他们两人终身监禁。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才又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在租界监狱里，他们受到的是不人道的待遇，动不动遭狱卒拳打脚踢，吃的是霉烂变质、难以消化的食物。邹容终于病倒，又得不到医治，1905年4月3日，离出狱只有七十多天，死在狱中，才20岁，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章太炎则被关满三年释放，被驱逐出租界。这次事件，就是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黄兴策动长沙起义
在清王朝勾结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势力，借《苏报》案迫害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的时候，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从日本回到上海，并且准备回到家乡湖南，去策划一次武装起义。
黄兴原名黄轸，湖南善化（今湖南长沙）人，父亲是个秀才。黄兴在长沙和武昌的书院读过书，22岁中秀才。1902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学习西方的革命史和科学文化知识。第二年，沙皇俄国拒不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这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沙皇俄国强占去的。沙俄的蛮横行径引起全国人民的抗俄怒火。黄兴与陈天华等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他在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赞成用革命的手段，打倒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新的中国。
在上海，黄兴遇到同样刚从日本回国的湖南老乡胡之倓。胡之倓任长沙明德学堂校长，来上海招聘教员。黄兴就应他的邀请，到明德学堂做教师。他白天教书，晚上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3年11月4日，他借过30岁生日为名，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办了两桌酒席，邀请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二十多个革命同志聚会，商量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他被选为会长。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办矿业作掩护，并且用“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两句话作为公司、也就是华兴会的宗旨。“扑满”是贮钱罐，贮满了就打破（扑）。扑满、算清，谐音有推翻清王朝的意思。这两句生意人的行话，被他们巧妙地用作反抗清王朝的口号。
华兴会虽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留下过正式的纲领、章程，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他们的口号。华兴会成立后，黄兴便积极着手筹划武装起义。他主张联络各界反清力量，首先夺取长沙，光复湖南，然后争取各省响应，再向清王朝老巢北京进军。
黄兴派了许多同志，分别到各省和长沙的各界联络，积聚革命力量。他联络的重点有两个，一是清军里的新军，一是哥老会。
哥老会是清代流传在民间的秘密组织，打过“反清扶明”的旗帜，具有一定的力量。当时哥老会的首领叫马福益。黄兴先派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与另一名华兴会会员，带着黄兴的亲笔信，去见马福益。
马福益还不懂革命是什么，也不知道黄兴是哪方神圣，反应很冷淡。刘道一完不成联络任务，回去不好交代，就主动向马福益发问：“马大哥，我们听说您是个人物，才登门拜望。大哥是个明白人，小弟有个问题要请教。”
马福益说：“请问。”刘道一说：“大哥是打算尊依贵会本来的宗旨反清扶明呢，还是准备受招安，作清王朝的爪牙？”
马福益到底明白了刘道一的真意，随即表示同意与华兴会合作。黄兴听完刘道一回来后的报告，非常兴奋，决定再亲自去会晤马福益。
在一个雪夜里，黄兴在刘揆一的陪同下，步行三十里，到湘潭茶园铺去见马福益。在矿山的一座岩洞里，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三个人坐在地上，燃起木材取暖，喝着酒，啃着鸡，坦诚相见，结义联盟，商量起义的计划，一直谈到天亮。
黄兴随后又与新军联络，新军答应参加起义，于是，他决定在11月10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起义。
这一天，清王朝定为“万寿节”，要庆祝，湖南文武大员都要到长沙皇殿行礼拜寿。黄兴计划在这里预埋炸弹，只等文武百官一到，引爆炸弹，全部炸死，就能顺利夺取长沙的各处要地，取得起义的成功。
但是，华兴会组织不严密，纪律性也不强，许多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哥老会人员更缺乏斗争训练，因此，起义的机密计划被泄露。长沙财主王先谦得知黄兴等人要在“万寿节”起事的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向湖南巡抚衙门报告。清廷立即派人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逃往广西，华兴会和哥老会的不少成员被逮捕。
10月24日早晨，黄兴刚走出家门，正要上轿，就碰上衙门派来抓他的捕头。捕头不认识黄兴，叫着他的本名问：“你是黄轸吗？”
黄兴知道出大事了，就随口回答：“我是来拜访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正要去找他。”
捕头信以为真，跟着黄兴往明德学堂去抓黄轸。到了明德学堂门口，黄兴下轿对捕头说：“你们稍等，我去叫他出来。”
他一进学堂，就从侧边小门溜出，躲到一个朋友家里。后来又转移到牧师黄吉亭的教堂里。接着，他化装成海关关员，逃出长沙，转道武汉，到了上海。
临别时，他与朋友约好，到沪后，立即拍一份只有一个“兴”字为暗语的电报，报告平安。他到上海，果然拍了这样一封电报。以后，他干脆用黄兴为名字，黄轸的名字反倒不被人知道了。
长沙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力量有所损失，但华兴会的成员多数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保存了元气；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起到了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作用，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在黄兴的鼓励下，华兴会的很多成员，与他一起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携手革命，大大壮大了革命的力量。黄兴成为同盟会领袖之一，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亲密的盟友。
时代背景决定了陈天华的自杀吗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陈天华以一死抗议日本，唤醒同胞。他挥笔写下《绝命书》。12月8日晨，陈天华跳海自杀，年仅30岁。
自杀后，留下《绝命书》万余言，鼓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有《陈天华集》。1906年7月11日，长沙学生与各界数万人，为陈天华举行公葬。我们来看陈天华自杀时的时代背景：
背景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被列强瓜分、凌辱，被排除在世界主流话语权之外的三流国家，国家将亡是一个悬在无数觉醒的中国青年心中的首要命题。这些热血青年的背后，是三亿多留着辫子的人群——这是怎样的人群呢？余世存先生曾在他的《破碎》一文中这样描述这群人：
“中国人民，像抛洒在东方大陆上的无数种子，生根、发芽，他们在关中大地治河，在北方边陲的群山之巅筑建万里长城，在五岭蛮荒之地开辟草莱。他们跟传统文明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以自我牺牲的劳作和牛马一样的苦役为上流社会效劳……他们像蚂蚁、像芽虫、像蜜蜂，机械地活着，悲惨地死去。他们就像生物学上毫无质量可言的生物群，他们只能以数量保种取胜，以供文明不断地盘剥、杀戮。
这是我们东土大陆的奇观，自古及今，它都算人类世界最庞大的基因种群，但这个种群却以最卑微的姿态生活。它的个体成员要么加入上流的吃人宴席，要么被吃，要么离群索居，或者成为化外之民，一经化外，它的个体成员就为夷为狄。就是说，它的个体成员从未成为自己，成为文明的人格。这个种群，中国人民，似乎是为了一种奇特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
请记住这个大背景，它对我们理解陈天华之死的意义有着重要启示：国家，是三流的弱国；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卑微的劳力、埋头的牛马和只能以在同类被杀中寻点乐趣的看客，数千年的专制使人们在做奴隶和做奴隶而不得的交替中渐渐忘记了做人，忘记了爱恨情仇，忘记了身体里到底流淌的是什么东西。
背景二：直接促使陈天华之死的，是以下一系列事件。
第一，当时清朝政府为了挽回国衰民穷的颓势，派出了大量青年留学美国、欧洲和日本学习先进技术，其中以留学日本最多。对清朝政府的未来，美国当时驻上海领事馆领事曾指出有两条路：一条是改革，美国可以为之培养出一大批审时度势的改革家；另一条是革命，日本正在为颠覆清朝培养暴力革命家。
第二，正是为了扑灭在日本留学生中越来越高涨的暴力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火焰，1905年11月2日，清朝政府勾结日本政府文部省发表了一个严格管束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就是《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这个规则有很多内容，主要有三条：第一是中国留学生一定要在清朝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留学生的活动、到哪里去都得要登记；第二通信要登记，给国内给朋友写信都必须登记；第三不准住到别的地方去，只能住在留学生学校的宿舍。
第三，这个规则一出台，就引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抗议，但是在该如何具体应对这场斗争的方式上，留学生们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为代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一派以汪兆铭和胡汉民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以致最后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不想承担责任，纷纷辞职不干了。
第四，这种情况让日本报纸很是幸灾乐祸，描述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日的《朝日新闻》甚至干脆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挖苦中国人缺乏团结力，而陈天华就是在看了这张报纸后的当夜，连夜手书了一封被后世人称为“绝命辞”的信，第二天就赴海而死。
毫无疑问，陈天华是在羞愤中死去的。这种羞愤不是针对挖苦轻视中国人的日本人，也不是针对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而是针对“求利禄不居责任”的中国留学生和甘当奴隶麻木的祖国同胞。陈天华之死不是为了抗议任何势力，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轻视生命的英雄，他用自己的生命试图换来两个目的的实现：一是告诉人们，特别是几千年来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民众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二是用自己的死让每一个中国人在羞愤中意识到我们族人的缺陷与陋习，督促、劝戒、警醒国人务必正视这些缺陷与陋习并加以改变。一句话，陈天华因国人之陋而死，他是死给我们自己人看的。
孙中山与黄兴的分歧与对立
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清末的重要革命团体和革命活动，多为两人所谋划组织。1905年，孙中山所建立的兴中会与黄兴所建立的华兴会等团体，在日本东京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没有人会怀疑孙中山和黄兴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但就是这一对亲密战友，在辛亥革命前却出现了分歧和对立，差点关系破裂。事情缘于为选用民国国旗而起争执。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载，1906年，同盟会集会研究革命方略，并讨论日后所用的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他的乡贤、已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但黄兴却对此持反对意见，他觉得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而且和日本太阳旗又相近似，有日本并华之嫌。孙中山于是稍稍作了让步，提出旗子可改作红蓝白三色，这样既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又增添美观。不料，黄兴还是不予接受。这下孙中山不高兴了，他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谁如果想废弃这面旗帜，就先将他排除。显然，在孙中山眼里，分明已视青天白日旗比他的生命更重要。黄兴见孙中山发脾气，也火了，发誓要退出同盟会。章太炎、刘揆一从中调解，暂时搁置议案。
当然，这些都是当事者的一时愤激之言，冷静下来后，大家还是进行了沟通，各自阐述了看法。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此语一出，则轮到孙中山说“井”字旗不美了，不仅不美，“又嫌有复古思想”。不过，最终黄兴还是顾全大局，作了让步。而且他言必行，行必果，在后来亲自指挥的军事行动中，都采用了孙中山主张的旗帜。直到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孙、黄二人的旗帜之争终告偃旗息鼓。
顾全大局，这是黄兴身上一个突出的亮点，也是他鲜明的革命性的体现。这一点，在他兢兢业业辅助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上，尤为明显。对此，我们只要将历史上两次“倒孙”事件重新梳理一下，便可知晓。
第一次“倒孙”事件发生于1907年3月4日，当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黄兴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不要陷我黄兴于不义——一个“义”字，就像一面高高飘扬的友善的旗帜，拂去了一片甚嚣尘上的“倒孙”聒噪。
第二次“倒孙”事件发生在1909年秋天，同盟会会员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所谓的《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竭力抵制，还写信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黄兴又一次举起了友善的旗帜，来化解同志间的矛盾。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黄兴素以“成事不必在我”的信念，坚定地拒绝名利的诱惑，其大公无私、忍让和顾全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数民国元老乃至于后人的敬重。
在1914年，孙黄针对讨袁的方式时再次有分歧，孙中山认为应该武装反抗，而黄兴认为应该寻求司法解决，走和平路线。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最后，黄兴并未加入孙中山当年7月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而是离开了日本去了美国。在旧金山时，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时，黄兴回到中国，并且在江苏响应孙中山，发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