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二：是根据哈汉章的回忆。11月10日，是哈汉章祖母八十寿辰，蔡锷应邀出席。当夜，与人通宵打牌，使得监视的密探疲倦至极。清晨7时，蔡锷由哈家出来直奔新华门总统办事处，趁人不备，溜出大门，从此不见踪影。
传说三：则是根据小凤仙自己的叙述。小凤仙曾对梅兰芳说起过当时的情况。蔡锷本来是利用小凤仙作掩护的，但相处日长，便有所信任，向她吐露了真情。小凤仙借掌班过生日那天人多杂乱的机会，先是有意把窗帘挑起，让外面可以看见屋里的情况。蔡锷装作去厕所，衣服、怀表都没拿，使监视的人以为他不会走远。此时，小凤仙让人把卷帘放下，外面无法判断蔡锷是否还在屋里。蔡锷就此从容逃走。
不管过程如何，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顺利逃出北京则是确切无疑的。
蔡锷到天津后不久便乘运煤船东渡日本，经上海、香港，越南河内，沿途躲过数次暗杀，历尽艰险，于12月19日返回了自己的大本营云南。当袁世凯得知消息后，不由得仰天长叹：我一生骗人，不料竟被蔡松坡骗过了！
就在蔡锷到达云南当天，袁世凯下令成立登基大典筹备处。25日，云南成立军政府，正式宣布独立。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基，蔡锷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亲率第一军主力入川作战，以寡敌众同北洋军鏖战三个月，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在梁启超的积极周旋下，各省纷纷竖旗倒袁。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暴死。
袁世凯死去后不到半年，蔡锷也因艰苦作战，久病不医，于11月8日在日本福冈逝世，为捍卫民国献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1917年4月12日，蔡公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锷和小凤仙亲密吗
1915年的袁世凯，权力虽已登峰造极，但还是有危机感。他深知，在共和体制下，政党政治是大势所趋，自己这个军权人物势必只是一个过渡。所以，袁氏集团决定做一次危险的尝试，在推翻帝制仅四年后再恢复帝制，企图用世袭制永保自己稳坐江山。
既然在战略上属险棋，在战术上就须周密盘算，见机行事。袁世凯在留意各方的态度，其中当然也包括蔡锷。此时蔡锷有三种选择：一是反对；二是保留意见；三是赞成。第一种几乎可以不论，已有大计的蔡锷当然不可能在北京就把反袁挂在嘴上。第二种理论上成立，实际上不可能，因为对方要看的不只是态度，更是动机，保留意见就等于是反对，所以只能虚与委蛇。就在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筹安会成立不久，蔡锷在将军府领衔签名拥护帝制。
但袁世凯之识人，绝对高明、精到、通透，他不会轻信蔡锷的作秀，而蔡锷也深知这一点。袁世凯在小心地捕捉和判识蔡锷释出的信息。紧接着，蔡锷又现身八大胡同。老到的袁世凯当然还是不会相信一向克己严肃的蔡锷会就此纵情酒色，但他也看得出蔡锷的意思，那就是：帝制你要办便办，我不干预。
既然签名拥护帝制以及出入八大胡同都是作秀，是双方一种心照不宣的特殊对话，那就不必太当真。很多人都相信蔡锷和小凤仙如胶似漆打得火热，并以此成功蒙蔽了袁世凯。这种英雄美人的演绎虽然美妙，但却严重低估了袁世凯，也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蔡锷虽涉足花台，但并不常去。据蔡锷长子蔡端先生回忆，其生母潘夫人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从这个细节里至少可以得出两个信息：一是蔡锷看戏是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小凤仙出双入对，说明他俩的关系并不怎么亲密；二是蔡锷和小凤仙的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而且，据蔡端先生说，蔡锷将母亲和两位夫人遣送回籍的理由是，潘夫人身怀六甲，想回娘家生育；老母不习惯京城生活，要回乡下住，当然，要由刘夫人陪护，几个孩子也分别回到昆明和邵阳。
袁世凯自始至终也没限制过蔡锷的自由，蔡锷是中央高官，又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有什么理由限制他呢？他不限制蔡锷，更不会限制蔡锷的家眷。有些书上讲，蔡锷因小凤仙而故意和夫人闹翻，把家眷“赶”回老家，一家人合演了一出双簧戏。虽然很有戏剧性，但太着痕迹，非但骗不过袁世凯，反而可能弄巧成拙。袁世凯是何等人物，用妇孺来挟制对手，此种贼盗之属玩的把戏，他根本就不会考虑。
智斗袁世凯，难点在于分寸。在大家都明白你是作秀的情况下，你入戏不够就达不到效果，不足以表明立场、传递信息；而入戏过深又显造作，不免令人生疑。事实证明，蔡锷把这个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浅不深，不温不火。明知袁世凯在暗中跟踪调查，可就是不给他任何口实把这些手段公开化；虽然被他含在口中，却让他无从下嘴。
下面该说小凤仙了。据说她有民主思想，反对帝制，因此成为蔡将军的“知音”，并助他成功出京。这是小说家言，并不可信。好多书里都说蔡锷“逃出北京”，这就留下了小凤仙发挥作用的空间。可对蔡锷来说，只“逃”就够了吗？那时还没有飞机，腿再长，一步也跨不到云南去。所以，蔡锷的任务是，要有目的地走，不仅要出京，而且要出国（从内陆去云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从容，逃是逃不到云南的。而这个任务和小凤仙已经没什么关系。
蔡锷的目的是要让袁世凯放自己走，确切地说是放他去日本，他的所有计划都是为此展开的。恰在此时，蔡锷喉部染疾，袁世凯给假三个月，批准他去日本养病（政府公报有记载）。这也正是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袁世凯亲手放走了自己的对手。用一句俗一点的话说，袁世凯着着实实入了蔡锷的道儿。
在这场大戏中，小凤仙的戏份并不多。蔡锷在云南起义后，小凤仙安然无恙，并未像电影《知音》中那样遭到关押，这足以说明蔡锷和小凤仙的关系并不密切。蔡锷这种策略当然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和小凤仙走得太近，一旦密探对她施展各种侦察手段，谁能保证她不会说漏嘴？同时，疏远小凤仙也可以保全她，否则，当蔡锷西南起兵时，身在北京的小凤仙势必受到连累。别的且不论，避免让一个16岁的少女卷入复杂而危险的政治斗争、不使她受到牵连和迫害，这也是人之常情。
唐绍仪被杀之谜
唐绍仪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不倒翁。自1895年随袁世凯一同在天津小站练兵之后，他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生活的高层，不论谁当政，唐绍仪总有一席之地。
1938年10月1日，上海、香港等报纸以显要版面刊登了唐绍仪在上海被刺杀一事。人们在震惊之余，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杀了唐绍仪呢？他已78岁，深居简出，尤其唐府戒备森严，什么人有这样的手段呢？目的又何在呢？
说法一：拒当汉奸招致斧头临头。日本人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1月，日本召开了御前会议，计划在中国扶植像溥仪那样的伪政权，帮助他们侵略中国，巩固其在中国的统治。
1938年7月，日本内阁五相开会，进一步落实这一计划，决定建立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其任务是“专门负责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会议任命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负责此事。土肥原是个“中国通”，双手早已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的建立均与此人有关。受命之时，他正在侵华日军第十四师团长任上。
土肥原经过挑选，最后认为唐绍仪和吴佩孚是较为合适的人选，遂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并上报给日本军部、内阁批准。获得了一大笔活动经费。
此后，日本官员及汉奸经常去唐绍仪府上“拜见”，进行劝说利诱。但唐绍仪却一口回绝，有时甚至派人将他们赶出府去。唐绍仪此时讲过：“我要组织新政府，那就是汉奸。我是无论如何不干的。”他还讲过：“我这把老骨头，是不怕任何人的。”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杀身亡，人们猜测，是日本人劝降不成恼羞成怒，暗杀了唐绍仪。唐绍仪被杀不久，上海的《导报》、《新闻报》、《译报》等报纸纷纷刊载文章分析唐绍仪的死因。这些报纸认定唐绍仪之死是日本劝降不成而雇人暗杀的。
国民党中央政府发表声明，说唐绍仪为维护民族大义而死，为民族栋梁。也说刺唐是日本人所为。但是，这些报道均没有实际证据，还只是猜测。人们分析说，日本人做此事时计划得极为周密，根本无从查起。日本人当时控制着上海，不会让人将真正的凶手缉拿。
说法二：军统下手刺唐。在唐绍仪被杀死之后，也有不少人怀疑是蒋介石派军统局上海特区干的。日本官方称唐绍仪之死是“巨星坠地”，“帝国的对华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伪南京政府甚至也将他引为同道，称之为“殉难先烈”。
当时的《大美》、《文汇》等报，著文称唐绍仪之死为蒋介石令军统下的毒手。至今，仍有不少人相信是蒋介石下的毒手，有的人甚至将暗杀的全过程都描述出来了，他们的说法大致如下：
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以后，上海就成了一座孤岛。唐绍仪在1937年曾代表蒋介石与日本人有过接触，认识不少日本的上层人士。日本人选定的新政权首脑人物之一便是唐绍仪。
1938年1月，蒋介石托人带给唐绍仪一封亲笔信，要他尽快去重庆，与政府会合。3月，上海市民代表也要求唐绍仪表态，声明他不当汉奸。广州的“抗敌救国会”、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纷纷致电唐绍仪，请他离开上海。但唐绍仪却不以为然，他总说自己“年高多疾”，不想做任何事，也不想当汉奸。
蒋介石不信任他，外国也有关于唐绍仪投日的传闻。有人散布说唐绍仪同土肥原会晤过，并亲自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大有取代蒋介石而建立新政权之意。（关于唐绍仪是否当了汉奸，是否写过《和平救国宣言》，现在证明那只是日本人的诡计，唐绍仪并未当汉奸，否则日本会对他严加保护的。）虽说是传闻，但蒋介石相信；而且唐绍仪身边的一些人确实当了汉奸。如温守尧等人不时出入唐府，唐的女婿褚吕年投靠了日本人。所以蒋介石决定杀掉他。于是，一场血案就这样发生了。
关于唐绍仪之死各方面的描述大致相似。直接凶手为谢志磐一伙，也取得共识。根本分歧在于谁是幕后指使者。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蒋介石均有杀人的嫌疑。事发之后，谢志磐等四人从此不知去向，再没有关于他们下落的史料或传记。人们猜测，不是日本人，就是蒋介石在事后杀了他们灭口，他们一死，唐绍仪被刺案就成了千古之谜。
袁世凯与“袁大头”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窃据了“临时大总统”之职。当时，虽然内外交困，一片纷乱，但为了巩固统治，尤其是为“制宪”和“称帝”作准备，于是毅然决定在全国“统一币制”。是年（民国3年，即1914年），制定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于是大量收购旧币，在天津造币总厂和武昌、广州、南京等分厂按规格、重量等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在全国通用，逐渐取代了清朝政府的“大清银币”，“光绪元宝”等银币，这便是我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量最多的10余种“袁大头”机制银币（民国3年、8年、9年、10年等）。
“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年”；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几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五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该系列币分别重266克、133克、53克和26克；成色分别为904％、845％、804％和825％；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
在该系列币中，民国3年、9年、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目前在币摊上50～80元即可购得（一枚），有时在民间十几二十元也可买到。如能低价购得发行较少的民国9年币更好。但是，在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中，袁世凯“签字版”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以上两类（5种）均为样品币，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目前几类图书上所标参考价均为15万～3万元。
辫子军
民国时期，张勋被袁世凯任用，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为了表示对清政府的忠心，在其他部队都已剪去长发的情况下，该部依旧禁止剪发，被称为“辫子军”。
1917年6月7日，时任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的张勋奉总统黎元洪之命，以调解黎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因对德参战问题发生的“府院之争”为名，打着维护京城治安旗号，率辫子军10个营5000余人，由江苏徐州开赴北京。14日，张勋率辫子军抵京后，邀集保皇派康有为等策划清帝复辟。30日晚，张等潜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派出辫子军占领车站、邮局等要地，发动政变，拥清废帝溥仪复辟。7月1日，溥仪下诏即位，宣布恢复宣统年号，任张为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等职。这就是历史上的“张勋复辟”。
1917年7月12日晨，讨逆军分三路进攻北京，中午，张勋逃入荷兰使馆，辫子军全部投降，张勋的短命复辟宣告结束。溥仪的皇位还没坐热，仅过十余天就被赶下了台。
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是指民国五至六年（1916—1917）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
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了众怒。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指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