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略做了一些手脚，比如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教育部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其实，陈独秀虽曾多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只是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
陈独秀进入北大，《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虞等大批知识分子纷纷会聚北大，《新青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北大与《新青年》的结合，是“五四”棋盘上最重要的一步棋之一。很多年过去了，蔡元培在香港谢世，陈独秀在《中央日报》发表感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胡适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陈独秀与李大钊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0年2月中旬，摆脱了北洋政府北京警察厅羁绊的陈独秀，回到上海。北京铁窗生活的折磨，使得他身体虚弱，疲惫不堪。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从北京迁回上海后，对丈夫的身体尤为关心，甚至要他在一段时间内尽量少外出，少接待来访者，以尽快恢复健康。同时，她满心希望丈夫在北京被捕受惊的事在上海不再重演。然而，胸怀革命大志的陈独秀，此时却在殚精竭虑地构思一篇“开天辟地”的雄文——他要在上海，与奔走筹划于北京的李大钊，联手筹建中国共产党。
发生于此前不久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新思想十分活跃，国外各种思潮也纷至沓来，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的流传已相当广泛，就连当时的一些先进人物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刚开始，陈独秀的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也信奉无政府主义，在父亲陈独秀筹备建党时，兄弟俩并不赞成。面对此种状况，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陈独秀，苦苦思索着“开天辟地”这篇雄文究竟如何做？
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的上海寓所里突然来了一位来自俄国的不速之客。
那是1920年4月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给远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商讨有关建党的事，妻子高君曼突然前来说：“有一男一女两位俄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说从北京特地前来拜访。”
来人是俄共（布）远东局驻海参崴处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和夫人，还有翻译杨明斋。三人带来了李大钊的亲笔信。杨明斋向陈独秀介绍说：“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访问，结识了李大钊先生，他们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所以，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及其夫人来上海访问陈先生，了解上海建党的情况。”
陈独秀高兴地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陈独秀同维经斯基的此次会面，加快了在上海乃至南方建党的步伐。5月的一天，陈独秀见时机成熟，便秘密召集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人开会。他开宗明义地说：“守常（李大钊）在北京已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们也不能落后。我提议，上海是不是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好组织准备，你们意见如何？”
众人一致赞同，会上，陈独秀被推选为研究会的负责人。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一南一北相继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实际上已成了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
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正式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条，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到了1920年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门窗却紧闭着，这里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议。参加发起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约李大钊在北京建立组织；通过山东省议会秘书长、曾经销《新青年》的王乐平，约常去购阅《新青年》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建立组织；约毛泽东在长沙建立组织；在武汉的组织陈独秀除派刘伯垂去并找包惠僧协助外，李汉俊也去做了工作。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了一个总部，各地组织为支部。组织名称开始叫“社会党”，陈独秀致函李大钊和张申府二人，询问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李、张商量后明确回答：“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好！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陈独秀接到李大钊复信后，高兴地说。
从此，南陈北李高举大旗，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共写“开天辟地”的雄文。到1921年初，除陈独秀负责的担负临时中央职责的上海发起组外，又有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五个支部先后成立。大约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旅日的施存统和旅法的张申府受陈独秀函约，发起成立旅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时，还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中文译本太缺乏了。为此，1920年初，他亲自抓《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1月，又出版了“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译的克卡林所著的《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的编译出版，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于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曾说：“当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一旦接受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指的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与此同时，陈独秀又负责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上海发起组在中国树立起的第一面共产主义大旗；又将《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并全面介绍苏联的现状，澄清了人们对苏俄的误解和谣传，揭露了当时流传的诬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言论，起了革命旗帜的作用。
1920年12月底，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到职之前，他曾致信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复信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第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带到广东去；第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小组。”
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1921年春，由包惠僧等七人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陈独秀为书记。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不久共产国际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李达、李汉俊等函电交驰，屡催陈独秀及广东代表赴沪参加“一大”。此时，陈独秀因兼预科大学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如果他一走，此事就会搁浅。这样，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了党的“一大”，而陈独秀却因事不能赴沪参加“一大”会议，令“一大”与会代表无不感到遗憾。然而，他对建党及“一大”召开十分关心，早在1921年2月，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陈公博、包惠僧赴沪临行之时，陈独秀又写了致“一大”代表的信及向大会提出关于党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他写道：“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出席“一大”的代表，共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等13人，在酝酿推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时，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大家还是一致推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是众望所归，是非陈莫属的。
陈公博为何先后被国共两党开除党籍
陈公博，广东南海县人。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陈公博在广州育才书社毕业，投身革命。
1917年，陈公博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深受社会潮流的骚动和刺激，思想相当活跃。后来，在陈独秀引导下参加了共产党，做了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在会上，一开始就表现得趾高气扬，自以为是，高傲得很。他总是与众不同，坚持己见，要按他的意见办；在讨论斗争方针和斗争策略时，代表们发表一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他却标榜“我是一个硬梆梆的人，我的脾气是很疏阔的”。陈公博不是心平气和讨论问题，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争议说成是“我看上海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的内心感到“冷然，热情冷到了冰点，不由得想到伺机而退”的事。
会议期间，遭到法国探目和巡捕的搜查，为安全起见，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带着老婆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组织会上公开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甚至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当年11月，陈公博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925年4月，陈公博回国后，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并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北伐期间，陈公博出任北伐军司令部政务局长，后又被任命江西省新政府的政务委员会主任，这位紧追汪精卫的人物，此时则与蒋介石火热起来，靠得很紧。由于蒋介石拥兵自重，强行欲将国民政府迁往南昌，暴露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矛盾，陈公博反复权衡，还是选择返回武汉，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陈公博到了武汉，不仅支持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反共。在演绎了宁、汉分裂与合流的变化之后，蒋介石东山再起，抓住陈公博广州起义的口实，被南京国民政府以“勾结共产党，违反纲纪，在粤叛变”的罪名，当即饬令派军队“争途进剿，以清叛逆，而安闾阎”。陈公博吓得只身逃往香港。
陈公博并不甘休，1928年冬他邀集“粤方委员”顾孟余、王法勤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己为负责人，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
1938年12月22日，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面，并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声明的卖国《艳电》。在日本的支持下，汪精卫公开组织卖国政府，并派老婆陈璧君赴香港请陈公博出山“匡政”。陈公博“忸怩”一阵以后，终于回到上海，并向汪精卫表白说“你以跳火坑的精神扭转乾坤，决定牺牲一切，我只有与你分忧分扰了”。
1941年3月30日，南京正式组建“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主席和行政院长，陈公博担任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鉴于陈公博不顾民族大义，追随汪精卫，卖国投敌，成了民族败类。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国民党中央在五届八中全会上，再次把陈公博开除出党。
1945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按照他生前安排，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成了汪精卫的继承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历时5年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寿终正寝。
仅过了7天，日本住湖南芷江副参谋总长今井武夫，飞抵南京转告陈公博，日本政府同意把他们接去日本。8月25日，陈公博、李励庄夫妇以及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伪军委总监何炳贤、女秘书（陈公博情妇）莫国康等7人逃到日本。
8月2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官冷欣中将去搜查陈公馆，早已人去楼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向日本驻华派遣军提交备忘录，要求日本如实提供陈公博的下落，并随时做好引渡回国的准备。日方无奈，只好将中方意见向陈公博传达。陈公博自知罪孽深重，逃是逃不了了，便主动向何应钦致电，诉说自己出逃是为了委员长还都方便的“原委”，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处置。逃往日本躲藏了38天的陈公博，于10月3日被押解回国。
1946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一案正式开庭，经过5天庭审，判处陈公博死刑。6月3日，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园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执行枪决，时年55岁的卖国巨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性情耿直的陈独秀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陈独秀的这首诗，是他独特个性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在政治斗争中搏击，雄辩滔滔，轰轰烈烈，可是，最终却孤芳自赏，形单影只。晚年，他僻居四川江津时，已是布衣蔬食，贫病交加。昔日的“不羁之马”，虽已是“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但是，这个倔强的老人依然是特立独行，倜傥不羁，穷当益坚，至死不变。
李达说他是“恶霸作风”
陈独秀幼年丧父，祖父陈章旭担当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职责。陈章旭是晚清候补知县，性格孤僻古怪，周围邻里的孩子都怕他，背后叫他“白胡爹爹”。他教孙儿读书，纯用传统的灌输法，恨不得让陈独秀这个七八岁的小孩，一年内就读完四书五经。旧时读书就是背书，而一旦背不出来，祖父就会大打出手。无论祖父怎样毒打，他总是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不掉一滴眼泪。陈章旭气得咬牙切齿，捶胸顿足，气恼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