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925年4月，杨森为统一四川，首先攻打赖心辉，杨军压力甚大，赖部支持不住，各军阀又作壁上观。赖日夜盼援不至，愤极，发出一电致刘湘等，其文曰：“衮衮诸公，槃槃大才。使我上吊，你们不来。时机一到，一起下台。”
5．一次，张宗昌在徐州，其母随其赴宴。席上有鲜荔枝，张母不知如何吃法，即将荔枝连壳吞下，致当众出丑，传为笑谈。张宗昌见状，第二日也大开宴席，将前次宴会的主客统统招来，特嘱厨师专制荔枝状糖果奉上，可乱真。进食时，张母从容自若，仍囫囵吞食。席间客人因不知就里，反而欲剥壳而后食——张遂雪前耻。
6．军阀韩复渠的演讲奇文。
诸位、各位、在齐位：今天是什么天气，今天就是演讲的天气。来宾十分茂盛，敝人也实在感冒。今天来的人不少咧，看样子大体有8/5啦，来到的不说，没来的把手举起来！很好，都来了！
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有说得不对的，大家应该相互原谅。你们是文化人，都是大学生、中学生、留洋生。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是科学科的，化学化的，都懂得七八国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连中国的英文都不懂。你们大家都是笔杆子里爬出来的，我是炮筒子里钻出来的。今天来这里讲话，真使我蓬荜生辉，感恩戴德。其实，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讲话，讲起来嘛，就像对牛弹琴，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
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举双手赞成。就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还有件事，兄弟我想不通。外国人在北京东交民巷都建立了大使馆，就缺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个大使馆呢？说来说去，中国人真是太软弱了。第三个纲目，学生篮球赛，肯定是总务长贪污了。那学校为什么会那么穷酸？十来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像什么样？多不雅观。明天到我公馆领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你争我抢的。
今天这里没有外人，也没有坏人，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三个机密：第一个机密暂时不能告诉大家，第二个机密的内容跟第一个机密一个样，第三个机密前面两点已经讲了，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勤奋清廉冯玉祥
“冯玉祥活了”
冯玉祥（1882—1948）生平读书十分用功，他当士兵时，一有空就读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
冯玉祥担任旅长时，驻军湘南常德，规定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送坛清水，为吴佩孚祝寿
冯玉祥在直系军队时，有段时期西北数省连年灾祸，民众啼饥号寒，苦不堪言，军阀吴佩孚却大摆宴席，为自己做寿。许多官员趋炎附势，争送珍贵贺礼，而冯玉祥却派人送去一坛清水，坛口封条上写着“君子之交淡如水”七个字。吴佩孚收到此礼后，不禁勃然大怒，当着众人的面砸碎了坛子。
冯玉祥军中“戒烟”
冯玉祥将军作战猛、善练兵，素以治军严格而著称。为了把他统帅的西北军练成一支有教养的军队，冯玉祥制定出许多军令，其中有一条就是“戒烟”。有次他当众宣布全军戒烟，如果有违纪者，就罚其吃烟头。
后来，在惩罚一位吸烟士兵时，士兵顶撞说他也吸烟了。原来，冯玉祥与支邻部队长官会面时偶尔吸了几口烟。冯玉祥猛地摔下军帽，大声说：“我冯玉祥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是吸烟了！”说着从士兵手里抢过烟头，塞进自己嘴里。违纪的士兵见此情景，吓得目瞪口呆，慌忙下跪。冯玉祥咽下烟头后又说：“以后待客，我也不吸烟了。把我屋里留着待客的烟卷，全搬出来烧了！”于是，一箱上好的香烟顷刻间化作熊熊烟火。
由于冯玉祥身先士卒带头戒烟，遂使西北军成为一支称雄当时的“无烟铁师”。冯玉祥不仅在军中禁抽卷烟，更禁抽大烟。他下禁烟令，取缔大烟馆，捉拿烟商，设收容所，办造林队，把抓到的大烟鬼送到泰山造林队强制进行造林劳动，一时传为佳话。他还写诗《戒烟与造林》，诗云：
多栽树木，莫抽大烟。林木长大能成材，大烟送你早进鬼门关。好男儿当做栋梁材，为国家建功立业作贡献。
为官不廉者，视他为“怪物”
爱国将领冯玉祥，长期任国民政府和军队的要职，但他为官清廉，始终保持平民本色。
冯玉祥写过一首《我》的诗作，诗中写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讲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尽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这首诗是冯玉祥对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
据史料记载，冯玉祥长年过着平民化的生活，仅吃一菜一汤，若有来客，每人加一个菜，不备烟酒。他经常不坐车轿，步行去公署，有时还骑着脚踏车去四处办事。为父母迁坟时，他也除去了一切繁文缛节，没有惊动众人，自己买下一场地，亲自抬棺，由兄长在前打幡引路，简单地把事办完。
冯玉祥的这种清廉作风，在当时腐败的官场是不为人们所理解，一些为官不廉者，甚至视他为“怪物”
汪精卫测字
抗战时期，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当上了伪国民政府主席，但他防人暗算，一直心绪不宁。
有一天，他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测字先生说：“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可父可师；第二解：可敬可佩。”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哥字三解，可杀可剐。”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就慌乱如丧家之犬，匆匆离去了。
孙中山是死于肝癌吗
在协和门诊楼四层的病案室仓库内，数以万计用牛皮纸袋封存的病案被整齐地插放在病案柜内，近四十排的病案架将这个楼顶仓库占据得只能留有工作人员查找病案的有限空间。
浩如烟海的病案查找起来并不困难，“所有病案都按尾号排序加色标的分类方法，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准确地抽调所需病案。”在协和病案室工作将近半个世纪的第二代病案室负责人马家润老人对这里再熟悉不过：“邓小平、孙中山、蒋介石都在这儿看过病，不过，他们的病案并没有单独列区。”指着身后一排排病案，马老说，名人病案并不特殊保管，“因为单独处理更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保管”。
从92年前开展病案管理这一工作始，协和里的病案没有一份遭遇销毁，但丢失过，名人病案是被偷或被借的重点。现存的孙中山先生的病案就并不完整。
有关孙中山病案，有两个方向内容值得了解：一是孙中山究竟得什么病而逝？二是日本人是怎么偷走他的病理报告的？
曾经整理过孙中山病案的马家润老人回忆称：“孙中山病案标号为9954，英文书写，上面记载显示：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住院的时间为1925年1月26日。在此之前的10年中，他曾有过消化道不适的症状。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他的上腹出现了一个包块。随着包块的增大，孙中山先生越来越感到不舒服，身体十分虚弱。1925年2月18日孙中山出院，出院诊断为肝癌，3月12日在院外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遗体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进行尸体病理检查，尸检病理结果证实孙中山为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展到肝及横膈。”马家润说。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家媒体、文字材料都记录孙中山死于肝癌。马家润称，澄清这一误传是在7年前。“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讨论交流孙中山先生的历史事迹，台湾的学者一直认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协和医院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展示了孙中山的尸检病理报告，报告了其病死于胆囊癌的真相。”这一重大消息的发布使台湾学者非常惊奇，看到病理报告的台湾学者确信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事实，死于肝癌的说法得以澄清。
与孙中山死因之谜相并而引人关注的还有关于其病案被日本人借走不还的历史事件。
目前，在协和医院保存的孙中山先生的病历为全英文，报告上孙中山先生的名字为“孙逸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技术人员曾来到协和医院病案科，对病历进行了拍摄，对纸张的质地、薄厚、颜色等各项指标进行了鉴定。这份病案包括封面、首页、尸检病理报告，连图片在内共有13页，但这只是整个病案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在1942年被日本人借走，至今未还。
日本人是怎么借走孙中山病案的？据马家润讲述：“1942年，日本曾接管过一段协和医院，大概是3月2日那天，日本人把孙中山病理检查标本、肝脏检查的一个标本一并拿走，只留下了个借条，但现在那张借条也丢了。”
廖仲恺被刺杀的历史真相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在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第二天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党部门前，惨遭杀害。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气氛之悲壮，为广州空前之例。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1935年9月1日，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廖仲恺以他的壮年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用鲜血在中华英雄史的丰碑上镌下了他那光耀人寰的英名。
毁誉参半的大帅冯玉祥
冯玉祥家境贫寒，早年是在北洋军里喊操的。冯玉祥的发迹和他的喊操生涯分不开，冯本人因为喊号声比较响亮，有一天被来检阅的北洋元老陆建章看中收作了侄女婿，冯玉祥从此开始平步青云，一路发迹。
现在都说冯玉祥很早就有革命思想，这还是有道理的，冯玉祥做管带时就和一帮哥们策划了迎合武昌起义的滦州起义，事败后，一众兄弟死的死逃的逃，冯玉祥有陆建章这个舅舅罩着，逃了一阵就又回来原封不动做他的官了。不过，冯玉祥在重新吃起北洋这碗饭时还是很卖了一阵力的，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还是蔡锷领导的护国讨袁战，冯玉祥和他的独力旅都坚定的站在了袁世凯的一方，冯部还因攻占岳州被袁世凯授了勋，可见冯玉祥当时还是脱不了军阀有奶便是娘的本色。
想带好军队总要有个理念和思想，蒋介石治军抬出三民主义，阎治军靠的是三国时的忠信礼义。这冯焕章治军靠的却是基督教和帮会帮规。冯玉祥的大哥张之江当时是洪门大哥，他自费印了10000本圣经发给部下，冯玉祥的部下全部成了基督徒，冯本人也就被称为是基督将军。当然，冯的基督教治军法最终还是没能敌的过蒋介石的金元券加高官厚碌，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