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时安排：4学时
教学目的
1.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历史进程。
2.了解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掌握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经验。
3.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及丰富的内涵，深刻认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
4.了解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主题、内容和历史地位，深刻认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把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及其历史地位，深刻认识它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意义。
2.把握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它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深入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3.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求，深刻认识新时期进一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
4.把握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科学内涵，深刻认识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重大战略意义。
教学过程
“导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社会也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特点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本章就具体讲述中国这段非凡的发展过程，展示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第一节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1.在徘徊中前进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和政策，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中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批准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1977年2月），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得到纠正。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文革”中被两次打倒、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非凡的革命气魄，率先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他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必须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正确理解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的这种态度，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来纠正斯大林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坚决予以纠正；在纠正的同时，又始终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做出正确的、全面的评价。这种用毛泽东正确的观点去纠正毛泽东错误的做法，使中国既能前进，又不至于出现混乱。
在党内外舆论的一致要求下，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邓小平还同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同志支持和领导了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随着对“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反复阐释和广泛宣传，人们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接着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相继转载。
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论者。他说，有些同志虽然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主张，指出：凡是毛泽东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
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广泛地展开。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枷锁对全党的束缚，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的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在分组讨论中，陈云率先提出，需要中央解决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平反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这一建议得到与会者的响应。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重大错案平反。随后，会议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批评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失误。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指导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宣言书。这篇讲话强调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以这次全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正式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频
二、改革开放的起步
1.拨乱反正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这是拨乱反正期间社会最关注、情况最复杂、成绩最显著的工作之一。
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冤、假、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作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从而纠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桩冤案。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贺龙、乌兰夫、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彻底的平反，还为以往遭到诬陷和迫害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
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29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和纠正。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许多人放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既有利于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此期间，针对1977～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年4月5～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经过两年的努力，1981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80年减少21%，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渐趋平衡。1978～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3%。1982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70元，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一倍；城市职工家庭人均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达到500元，也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增加了38.3%。
2.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改革率先从农村开始。当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亟待改革；二是还有一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涉及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从1978年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成功。中共安徽省委、四川省委顺应农民的意愿，决定实行“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鼓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的自主权，发挥其主动性。
尽管如此，农村能不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还是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论。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这次谈话，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有步骤地深入发展。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相结合（即“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方式。它没有否定农业合作化特别是土地集体化的积极成果，而是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统分结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行，促进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
从1979～1984年，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再加上国家提高了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允许农户自主进行多种经营，农民收入明显增加。
在充分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邓小平多次强调农村经济“两个飞跃”的思想。他反复指出，破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目前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特点，是农村发展的第一次飞跃。但这不是终点，而是进一步发展的起点，还要推动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在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民生活极大改善的基础上，就要逐步实现第二次飞跃，即“高水平的农业集体化”。
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后，也有部分农村没有实行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坚持统一经营的集体制经济。这种集体制经济同样摆脱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得到极大的完善和巩固，逐步发展成为扎根农村、造福于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要求的农工商联合体和新型农村社区。这些集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初步具备了邓小平所说的“高水平的集体化”的某些特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
3.对外政策的调整
发展和平外交。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根据新的国际局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作出一个重要判断：“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三、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
1.阐明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然而，极少数人利用中国共产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错误加以夸大和渲染，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给予支持。
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对“什么是解放思想”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是旗帜鲜明、始终如一的。
2.全面总结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全面拨乱反正，必然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便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和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议。全会还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只有正确地总结过去，才能胜利地开辟未来。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性问题。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历史。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错误要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这些观点，成为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本指导思想。
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强调：“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决议实事求是地、客观公正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评价了党的领袖人物。这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里作出这样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表现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和远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反省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道路的能力。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此，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大为改观。
第二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展开
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纲领的制定
1982年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里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成为新时期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基本口号。
胡耀邦在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次大会还确定了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发展目标。报告根据邓小平的设想，进一步提出了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大会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大会还制定并通过了新的党章。
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在分别召开的中顾委全会和中纪委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顾委主任，陈云当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
中共十二大以后不久，1982年11～1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完成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工作。这部新宪法，彻底纠正了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充分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举措和新要求。在1983年6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
2.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以中共十二大为标志，中国走上了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新道路，改革开放在全国各条战线逐步展开，初步形成以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从1985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前夕，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第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突破了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1987年同改革前的1978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比重由77.6%下降到59.7%，集体经济的产值比重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成分从零起步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
第二，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使政府和企业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1987年同1978年相比，国有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从3.7%上升到40%以上，扣除了各种税费后的实际留利仍为20%。到1987年，全国有80%的国有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第三，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1987年同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划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国家统一调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通过财政筹集的由76.6%下降到31.2%，通过银行筹集的由23.4%上升到68.8%。
通过上述初步的改革，国民经济开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朝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农村经济再次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乡镇企业是从原先人民公社中的社、队企业发展而来的，大多从事农产品的初加工和农机维修等，从业人员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0%。农村改革的迅速发展，乡镇农副产品市场的空前活跃，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现，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然而，乡镇企业在发展之初，招来不少非议。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供销员的某些活动，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针对歧视以至人为解散乡镇企业等情况指出：“现有的社队企业，不但是支持农业生产的经济力量，而且可以为农民的多种经营提供服务，应在体制改革中认真保护”。到这年底，全国社、队两级企业已有134万个，从业人员3134万人，创造产值1222亿元，占农村总产值的1/3，比前一年翻了一番。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并同意报告的提议，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从此，“乡镇企业”这个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
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多万个，从业人员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破天荒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成为农村经济的龙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带动了农村经济，还带动起一大批小城镇。从1983～1986年，全国建制的镇增加了7750个，平均每年增加1608个，开始改变了全国城乡分布的格局。
3.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在继续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进一步扩大。开设经济特区，这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一个创造。这一尝试，首先从地处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开始。1979年1月，广东省和交通部提出，在广东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得到国务院的赞同。同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和第二书记杨尚昆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得知后表示赞同，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的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此后，经济特区加快发展，深圳特区的发展尤为显著。
1984年2月，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回到北京后，提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邓小平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赞同。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又设立海南省，并将全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
这样，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逐步形成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为龙头，以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为纽带，带动并辐射内地的对外开放格局，即“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到1987年，全国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合同）项目10350项，累计协议金额625.09亿美元。
实践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对外开放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可以通过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和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4.整党和精神文明建设
中共十二大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3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员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整顿作风，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纯洁组织，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去。这次整党历时三年半，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经过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了进步，并积累了在新时期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经验，推进了党的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
在几年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主要是一度放松了思想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上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问题，造成了政治思想战线的软弱混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积极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赵紫阳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
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
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共十三大前后，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整个国民经济提升到一个新水平。1984～1988年这5年间，国民经济进入加速度发展的飞跃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7亿元，财政收入从1642.86亿元增加到2357.24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744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全国出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中共十三大后召开的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
2.“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一个伟大而又切合实际的目标，能给全国人民战胜困难带来信心、勇气和力量。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争取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分两步走的具体步骤，即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开始时大家对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并无把握。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7年4月，邓小平正式形成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未，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这样就形成了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的战略构想。
新“三步走”战略。1997年，20世纪末即将到来之际，江泽民指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他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的设想。他说：“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
3.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思路的提出
政治体制改革很有必要。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引发和带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我国政治体制，开始于战争时代，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带有苏联政治体制的痕迹。50年代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其弊端就已暴露出来。“文革”10年动乱中，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盛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总结“文革”教训时，怎样创造一个既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便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最初动因。邓小平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的是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的任务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随着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稳妥地逐步向前推进。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8月18日，邓小平在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比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强调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他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式起步。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又在多次讲话中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他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照搬西方，不能搞自由化，我们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其次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也有关。政治体制改革要认真解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认真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遵循统一领导、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总结本国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应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邓小平的谈话，推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随后又把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写入了党的十三大的报告。此后，以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