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时安排：3学时
教学目的
1.通过了解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入侵是造成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2.了解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斗争的过程；认识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意义，继承、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3.认识社会制度腐败是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认识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认识中国人民努力探索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道路。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
2.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3.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
教学过程
“导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一评价，他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因此，我们要学习、了解近代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以及怎样进行的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了解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必须了解近代西方殖民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罪恶”还是“福音”？有人说，西方入侵是“东方民族走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意义又是什么？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为何又屡遭失败？本章就这些问题逐一学习。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要了解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必须首先要了解西方殖民主义是什么，要了解西方殖民主义历史。
一、西方殖民主义史和对殖民主义的评价
1.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史
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包括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资本主义阶段。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帝国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完成的。近代中国前80年的历史正好对应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这个过程。而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同殖民主义是紧密相连的。
500多年前，人类历史进入15世纪时，也就是西欧的冒险家们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进行殖民掠夺的肇始。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到16世纪末，它们的海外的殖民扩张让位于荷兰、英国和法国。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分别掌握了世界殖民霸权，在早期资本主义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可耻的一页。
殖民主义者开始为黄金所迷。“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所要的第一件东西。”哥伦布在给西班牙君主的信中盛赞：“谁有了黄金，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到18世纪末，在殖民统治的300多年间，西班牙从拉丁美洲掠夺了约250公斤的黄金和1亿公斤的白银，葡萄牙从巴西运走至少有价值6亿美元的黄金和3亿美元的金刚石。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的100年间，葡萄牙殖民者从非洲掠走了黄金27.6万公斤。而西班牙较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归西班牙所有。
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奴役、征服、杀戮。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这种“曙光”，就是以殖民主义者在美洲对土著居民进行剿杀、奴役和在非洲贩卖黑人奴隶为标志的。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对印第安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连小孩、老人、妇女、产妇也不放过。他们甚至公然悬赏杀人。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当局在1703年的立法议会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红种人都给奖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新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于三个世纪中灭绝了2500万人。例如海地，在1493年被西班牙占领时，有6万印第安人，到1548年只剩下500人，半个世纪左右，当地印第安人几乎全部被灭绝了。在牙买加，1503年被西班牙占领时，有印第安人5万人，到16世纪中期，也几乎全部灭绝。英国殖民者在这方面也不落后，他们对北美洲的殖民扩张中，就对当地印第安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例如1637年，英国殖民者在对贝各特部落的一次袭击中，就将400多名印第安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全部纵火烧死。殖民者用屠杀、传播瘟疫等种种残酷手段灭绝土著居民，使成百上千的部落彻底毁灭，大片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为他们的新种植园和新牧羊场。
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的大肆屠杀，使劳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缺乏，殖民者又从非洲掠卖黑人。贩卖黑人，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却为西方殖民者带来巨大的利益。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召集的一个专家会议提出的报告说，从15～19世纪非洲因奴隶贸易而损失人口为21000万。这使非洲人口大量流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到处是一片废墟。被贩卖到美洲的黑人，据专家估计达800万～1200万。殖民者从奴隶贸易中牟取巨额的利润，从百分之几百到百分之一千。例如，17世纪初，每个黑人在非洲值25镑，运抵美洲可卖至150英镑，利润高达600%。1783～1793年的10年中，英国利物浦的商人由西非运出奴隶303700人，获利1200万英镑。
由于奴隶贸易给利物浦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因此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不断增加，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马克思明确指出：“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欧洲殖民者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夺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宗主国，并在这里化为资本。欧洲资本主义现代化就这样发展起来。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把它们的工业品在殖民地倾销，同时又利用了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掠夺原料和农产品。从15世纪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的一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压榨分不开的。剥削和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离开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可以说就很难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例如印度，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曾说：“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这句话明显地反映了印度对英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性。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侵略和统治，不论是暴力掠夺，还是把印度作为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场所、投资场所，都从印度获取了巨大财富。英国通过投资、贸易和税收从印度榨取的财富每年究竟有多少是难以统计的。据帕姆·杜德在《今日印度》中估计，1913年至1914年度，英国从印度榨取财富总和不少于7500万英镑（相当于11.7亿卢比），其中投资利润和印度的直接贡赋占5000万英镑（7.5亿卢比）。英国一年的榨取量几乎相当印度两年的税收收入。
2.西方殖民主义入侵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西方的发达是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贫穷落后连在一起的，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西方的资产阶级不是慈善者，而是食利者。马克思说得好：“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和唯一的目的”。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本性。他们的根本动机就在于获取经济利益。他们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除了使用军事征服、杀人越货、贩卖奴隶等残酷的掠夺手段外，还垄断贸易，控制生产，从经济上进行榨取。
“殖民之宗旨，在于取得最优惠之贸易条件。”长期以来，西方殖民者独揽了殖民地的贸易权利。殖民地几乎只能向宗主国出口自己的主要产品，也只能从宗主国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主要产品，而商品价格和关税比率，则由宗主国片面规定，殖民地人民没有任何权利。16世纪以来西班牙殖民当局在危地马拉推行的经济政策就是明显的例子：“为了防止殖民地同西班牙本身的产业互相竞争，国王禁止殖民地栽培桑树、亚麻、葡萄和橄榄树，他还不准酿酒”。“为保护西班牙产业而制定的另一项措施是禁止殖民地之间通商，还禁止殖民地内部的通商，唯一的市场是宗主国”。
宗主国为了避免同殖民地产业互相竞争，也为了从殖民地掠夺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以便在世界市场上牟取暴利，于是强迫实行农牧业的单一经济。如在拉丁美洲，甘蔗、烟草、棉花、可可等成为重要的农产品。在非洲、亚洲也是如此。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及其附近岛屿垄断了香料贸易。为了控制出口，规定安汶种植丁香，班达种植豆蔻，其他地区不得违令种植。香料只能卖给荷兰人，不能卖给他人。班达人因没有照办，把豆蔻卖给了爪哇人和其他欧洲人，荷兰殖民者几乎把班达岛的居民都杀光了。19世纪30年代，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实行强制种植制度，规定农民划出部分稻田种植欧洲市场需要的农作物，如甘蔗、咖啡、茶、烟草等，其结果给荷兰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1813～1877年，荷兰国库从爪哇得到83200万盾，占荷兰国家收入的19%，而从1851～1861年上升至占国家收入的32%。但给爪哇农村却带来严重后果，使农民处境十分悲惨。由于大量土地用于种植指定的农作物，谷物生产减少，致使饥荒连年，居民大量死亡。淡目原有居民33.6万人，1848年饥荒后减剩12万人；格罗波干原有居民89500人，1849年饥荒后只剩9000人。
英国从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苏格拉特设立第一个商馆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对印度展开殖民征服活动。英国殖民者的这种征服活动，到19世纪中期吞并旁遮普终于完成了。从此，英国殖民当局直接控制了庞大的英印殖民地。
在1813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以前，英国殖民者主要是通过勒索、垄断贸易、强迫生产、榨取土地税等暴力手段获得巨额财富运回英国的。据印度学者统计，仅1757～1780年，东印度公司从孟加拉国掠走的财富约3800万英镑，1757～1815年，从印度掠走财富共达10亿英镑。这一方面加快了英国工业化的速度；另一方面则给印度农业、手工业带来极大的破坏，造成印度的贫困。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掠夺严重破坏了农业。仅就征收土地税一项而言，就使印度农民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都受到严重威胁，使他们只能得到维持肉体生存的最小限度的生活资料。土地税的掠夺造成孟加拉国等地区的迅速荒芜。1770年，孟加拉国发生大饥荒，居民死亡1/3，估计达1000万人。英印总督康华理在一则备忘录中承认：“本公司（按指东印度公司——引者）在印度领土的三分之一现在已是一片只有野兽居住的蛮荒之地。”
1813年以后，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印度不仅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而且成为它倾销商品的市场。印度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棉织品产地，向全世界供应棉织品。但是，英国为了向印度倾销其工业棉织品，就以宗主国的地位实行差别关税，对印度纺织品的进口采取了禁止性保护关税政策，课以高额关税：1824年定的税率为棉布按价征67.5%，细棉布37.5%，其他棉织品50%；而对英国输入印度的各类棉纺织品则享受低关税，1836年后只征收2%～3.5%，甚至免税。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机器生产成本低，英国棉纺织品对印度的出口迅速增加，而印度的棉纺织品无力与之竞争，日益萎缩。印度向英国输出的棉布，1814年是126万匹，到1835年降到30万匹。1824～1837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织品却由不到100万码猛增到6400万码。到19世纪中叶，印度已成为英国工业品的主要推销市场。1874～1879年间，在印度的进口总额中，英国纺织品和铁路设备、钢铁、机器等工业品占的比重，已高达82%，使英国的棉纺织品充斥于这个纺织品的故乡。“印度本国的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驰名的印度棉织业。”“棉纺织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了。”英国棉纺织品充斥印度市场的结果是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也就是严重破坏了印度的棉纺织手工业，使千百万手工业者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昔日著名的纺织中心达卡，到19世纪40年代，人口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英印总督本丁克也不能不承认：“这种悲惨的情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大约从19世纪中期掀起了在印度的投资热潮，修筑铁路，兴办工矿业。到1910年止，英国在印度的铁路投资总额估计高达22677万英镑。铁路里程，到1913年达34656英里。采矿业是另一重要投资部门，主要集中在煤、锰、石油等方面。
英国在印度工业中的投资集中于轻工业部门，主要有黄麻纺织、棉纺织、丝织、制糖等。据估计，到1910年，英国对印度投资总额共约4.5亿英镑。英国资本家在印度获得了惊人的利润，每年纯受益约4000万英镑，大大超过了英国对印贸易的纯收入。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英国在印度的投资是对印度财富无穷无尽的榨取。
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利益的驱动，现代工业和科学本身的需要和作用，使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修筑了铁路，兴办了工矿业。既然如此，也就无法阻止印度民族工业的出现和民族资本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以后，在棉纺织、毛纺织、磨面、榨油、制糖以及钢铁等工业部门，民族资本的现代工业陆续创办。其中棉纺织业发展较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有264家，生产能力居亚洲第一位。这是印度现代化的开始。
现代工业的出现，无疑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是，现代化不仅是办一些企业，不仅限于经济部门，还应当包括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换句话说，现代化应是社会和人的现代化。在当时所要达到的，就是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这里就涉及两种现代化的问题。有宗主国的现代化，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这两种现代化的性质是不同的。宗主国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殖民地的现代化则是从属、受制于宗主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化。不论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即以印度的民族工业而言，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殖民地烙印。以纺织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虽然增加到264家，但其中英国资本占了1/3.印度民族资本企业所需的机械全部仰赖英国，纺织生产和棉纱市场为英国资本占领，棉纱供应也依赖英国企业，从而受到英国资本的控制。印度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只能在困境中缓慢发展。
近些年来，有些论者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有罪，而是“有理”、“有功”。那么，西方列强侵入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是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还是使他们陷入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英国的入侵，对印度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了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的科学论断，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就是说，英国在印度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社会结构，并在废墟中修筑铁路，举办工业，发展了资本主义，“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但是，马克思也旗帜鲜明地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给予严厉的谴责，指出那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的驱使。他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播下了“新的社会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带给印度人民灾难和枷锁。英国资产阶级只能是在印度实行殖民化，不可能帮助印度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印度的复兴和重建只有靠印度自己，只有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只有在生产力归人民所有之后。马克思对英国统治印度论断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
德国《明镜》周刊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殖民帝国解体的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殖民王国了，但还有许多它们遗留下来的问题”。事情确是如此。殖民统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解体了，但殖民主义者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带来的灾难，造成的贫穷落后，以及战火的连绵不断等许多问题都遗留下来了。上面谈到的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宰、支配的，它们与发展中国家即当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间的贸易，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不公正，加上发展中国家原先的积贫积弱，它们无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竞争，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发展困难重重。在发展中国家，非洲地区尤为贫困，整个大陆的社会总产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2%。它的婴儿死亡率在世界上最高，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世界上最低。目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42个国家中有将近1/3在进行战争。德国的《明镜》周刊1999年1月18日一期发表的《打仗的大陆》的文章中认为，非洲的贫困和战火连绵不断，殖民者瓜分非洲和任意划定边界是重要原因。“欧洲人粗暴地介入了这种孤立状态，起初他们把至少1300万非洲人当作奴隶运到美洲。继而他们又肆无忌惮地瓜分这块大陆。这样，后来的许多冲突就注定要发生”。“任意划定的界线对非洲的贫困负有重大的责任：自60年代独立浪潮以来，有约5000万人被赶出了家乡，有2000万人死于内战”。殖民征服不仅在当年，而且在独立后的现在，都给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造成贫困和死亡。
二、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同世界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一样，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带给中国的不是“福音”，而是“罪恶”。
1.军事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直接和主要的方式是军事侵略。它们倚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至出兵镇压中国的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的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
（1）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甲午战争中，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他们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据当时目击者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欧伯连（M。J。O'Brien）在报告中说：“我亲眼看见许多杀人的事情，这些被杀者……是根本没有武装的。我还看见许多尸体，他们的手是缚在背后的。我曾经看到许多伤痕累累，显然是被刺刀杀死的尸体，而且我可以断定，他们是在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害的。我之所以看见这些事情，并非因为存心到各处去寻找恐怖的景象，而是在对这次战役作一般观察时……看到的”。在世界舆论一致谴责之下，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事实，招供日军“在旅顺没有必要地杀害了过多的中国士兵”。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与平民1700人。一队侵略军竟把一群中国居民逼到一个死胡同内，用机关枪扫射，“直到不留一个人为止”。翰林院编修叶昌炽记载，北京“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甚至很久以后，有些空屋里仍有尸体腐烂，“蛆出户外”。英国人记载，联军攻占北京后的一些日子里，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是死人，无人掩埋，任凭野狗啃食躺着的尸体”。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数千居民枪杀，或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如此屠杀罪行，罄竹难书。
（2）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
每一次战争之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不平等条约达数十个。如果再加上它们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条规、协定、章程、合同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
鸦片战争中，英军于1841年侵占香港岛，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了割让的先例。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葡萄牙殖民者早在明末就用欺诈手段借居澳门，1849年又用武力强占澳门半岛，公然驱逐清政府官员和海关人员。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
沙俄殖民者在1854～1856年三次大规模武装航行黑龙江，对黑龙江北岸实行军事占领。然后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趁火打劫，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又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割占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1864年沙俄在对中国西北实行武力入侵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协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沙俄抢夺的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
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全岛及所有的岛屿和澎湖列岛。这又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领土的野心，列强纷纷在中国侵占和强租港湾租借地并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是“国中之国”。租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
通过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作“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志士发出的悲愤呐喊。
（3）勒索赔款，抢掠财富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它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战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时，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当时清政府每年收入，不过七千多万两。据日本前外务卿井上馨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甲午战争后迅速膨胀起来，很快地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
这种赔款，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不仅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他们进园后就大肆抢劫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坏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践踏文明的野蛮本性。
2.政治控制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侵略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其代理人和驯服工具，共同镇压中国革命，统治中国人民，这正是半殖民地国家的特征。
（1）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是逐步实现的。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派、贵族大臣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
1861年，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发动了“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清除了对外国侵略者持强硬态度的肃顺等大臣。奕等人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进行交涉并签订卖国条约而受到侵略者的赏识。英国公使普鲁斯向政府报告说：“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9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处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而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
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竟然规定全部都由外国人充任。其中海关最高官员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据1885年海关《新关提名录统计》，当年41名税务司全部是外国人，仅英国人占了31名，尤其是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继李泰国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为止，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四十年之久，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2）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军官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发生所谓“教案”时，外国侵略者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人民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员。如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后，法、英等国军舰聚集天津进行军事恫吓，迫使清政府判处20名民众死刑，流放天津地方官吏25人。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要求清政府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遭到群众的唾骂，山东人民称之为“鬼子巡抚”，以示痛恨。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帝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列强还获得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周边军事要地的驻兵特权，随时可用武力干涉清政府和镇压中国革命。
（3）扶植、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奕、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得到列强的支持。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又扶植了一批湘淮系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办军事工业。至于一些买办出身的地方官员如上海道台吴健彰、杨坊等人更是直接与列强相勾结，充当侵略者的忠实走狗。《辛丑条约》签订前，清政府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向帝国主义献媚。正如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说“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清末，帝国主义又看中了握有军权的北洋军阀独裁卖国政权。袁世凯死后，列强又分别扶植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奉系张作霖等各派系军阀首领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指使和支持他们进行军阀割据与混战。
3.经济侵略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除了公开勒索巨额赔款、抢掠中国财富外，主要方式是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向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掠夺和榨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
（1）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南京、九江、汉口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2）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3）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在这以后除1872～1876年这五年曾一度小量出超外，一直是入超，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据统计，1865～1868年间，每年平均入超750万海关两。1890～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更增加到3400余万海关两。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直到1883年，毒品鸦片一直占进口货物的首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灯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
外国资本家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类洋行已达500多家。其中较大的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它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修铁路、开矿山等，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总数约为100多家。1895年以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
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与今日中国引进外资、开放市场有很大不同，根本在于是独立自主还是受制于人，是平等还是不平等。具体来说，首先是背景不同：今日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主权在我，且我国民族工业已有一定国际竞争力，而当时外资是强行进入的，且中国民族工业根本无法与外国资本抗衡，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其次，当时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中国，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与今天的资本来源不同。最后，结果不同，当今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而当时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则造成了中国经济极端落后、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4）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在独立的基础上与外国发生经济往来。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发生经济关系，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为自身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①垄断中国近代工业。1913年，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
②兜售政治性贷款。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勒索中国的赔款，而且迫使中国举借外债来偿付这些赔款。它们还通过贷款，来支持中国反动政府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约4000～5000万两白银，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贷款也有很大的折扣，如1895年7月清政府向俄法集团所借的“俄法洋款”。清政府原想通过赫德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第一期赔款，遭到俄、法、德三国的极力反对。它们以“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理由，向清政府提出揽借要求。清政府屈服于三国压力，决定向三国分借。俄国仍不满意，便挤掉德国，与法国合作争得了第一次借款权。1895年7月，《俄法洋款合同》签字，又称《四厘借款合同》。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性大借款的开端。“俄法洋款”的总额为4亿法郎，折银9800余万两，由四家俄国银行和六家法国银行分摊贷给。折扣94.125，年息4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分36年还清。俄法集团通过这笔借款，得以插手中国的海关管理。中国海关在1896年增加了俄、法人员名额，因此发生了俄、法两国与英国争夺中国海关控制权的严重矛盾。
③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或在中国设立分行的重要外国银行，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④帝国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告，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外国商人依仗特权，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他们还在国际市场上限制、打击中国传统出口农产品，使它们价格低落甚至失去销路。这一切，也加速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萎缩和衰败。
总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4.文化渗透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外国传教士由此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根据。
1900年，在天津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被英国远征军雇用，任远征军情报处官员，随联军进攻北京，他还带几名中国教徒充当便衣密探。据他自己说：“情报处负责绘制每天的行军地图……图上标明每一村庄和道路，以及密探所能获得的其他情报，包括敌方的炮位、炮数和战壕；事实上，这张行军地图对军官们的重要性等于航海图对船长一样……在我们出发前5天，首先派出两名基督徒学生充当密探……当他们回来向我们报告时，我把他们带到司令部……他们提供的全部情报在地图上一一标明……这已成为每天的日常公事”。宝复礼在跟随联军打到北京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据他自己的叙述：“这时我们已捕获了不少俘虏……通常是把他们编成12人或20人一队去拖船或推车……凡敢于逃跑的就立即射杀……我的一部分任务就是审问这些俘虏，把所得的情报给情报处”。他又说：“8月12日，参谋长巴鲁将军把我叫去……把窦纳乐的一封急信出示给我看……内容是指示攻入北京城最适宜的地点，并附有一份作战计划书……我认为他要我们从永定门打进城去的建议是错误的；首先，这样做使联军多走三英里路，这将浪费时间；其次，永定门要比东南城沙窝门坚固得多。我们建议从沙窝门（即广渠门为外城的东门）打进城去。我的意见被采纳……13日黄昏，先头部队出发后，我接到命令，叫我次日凌晨两点钟跟随将军率领步兵团出发攻城”。实际上宝复礼早在被英军雇用前就已为他们效劳了。1900年7月14日八国侵略军攻陷天津。宝复礼奉命带一名骑兵上尉去搜查总督（裕禄）衙门，把总督留下的一些重要文件带走。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马克·吐温指出，传教士带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十二件“展览品”：“爱，正义，善良，基督教，保护弱者，节制，法律与秩序，自由，平等，廉洁，仁慈，教育等等”。“私底下说句心里话，那不过是外面的一层包装：漂亮、可爱、迷人……而包藏在里面的，却是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和自由买来的实体”。
（2）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企图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制度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侵略。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以《字林西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大写文章、广造舆论、诬蔑和谩骂，并要求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于1899年12月2日，向驻京美国公使馆发出了下列电报：“拳民叛乱在山东、直隶两省的20个县迅速蔓延。枪杀、放火、暗杀之事有增无已，其明显目标在杀害基督教徒，驱逐所有外国人。除非四国公使联合起来，使用压办，则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的”。同年《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北方火灾临头》。他疾呼“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将无外人可居之地，甚至连将来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了”。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名誉会长丁光训主教指出：“我们不能忘记，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带领八国联军从天津开到北京，也不能忘记梵蒂冈配合日本侵略者，承认‘满洲国’”。
（3）帝国主义者制造侵略有理舆论，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
他们攻击诬蔑中华民族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他们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