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怕她，也许因为她死去的丈夫是个很有名望的人。也许，人们害怕她，是担心她扬起鞭子打人。那把马鞭的柄上镶嵌着淡紫色的宝石，据说，她曾打过一个什么大官，用的就是这条马鞭。
不过，压低声音说的话，并不比大声讲出来的好多少。那位太太生活在受人仇视的气氛里。对于这种仇视，我既不理解，又十分痛心。
现在，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有另外一种人，有不同的感情和思想，这所房子，连同它所有的房客，都在我心里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感。无耻的流言蜚语像一张肮脏的网，笼罩着这幢楼房，楼里的人没有一个不遭受别人的诽谤与污蔑。
而最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我家的主人们——他们总喜欢毫不留情地指责挖苦别人，对于这种嗜好带来的真正价值，我了解得非常清楚：挑剔别人的毛病是唯一不用花钱就能享受的娱乐。他们就是专靠用嘴皮子作践身边的人来开心取乐的。他们自以为自己生活得正经、辛苦又无聊，所以他们有权力对别人进行报复。
每次听到人们用肮脏的语言议论玛尔戈王后，我的胸口就不停地抽搐，阵阵涌动的已不是孩子幼稚的感情，我的心里充满了憎恨，对那些造谣生事的人无比轻蔑，自己被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主宰着，我恨不能把满腔怒火向所有的人发泄，由着性子大闹一场才解气。但有的时候我体验到的却是烦恼，是潮水般的惋惜之情。我惋惜自己，也为所有的人感到惋惜，这种无言的怜悯比憎恨还要沉重，还要痛苦。
每逢节日，主人一家人都去教堂做礼拜，我便趁此机会到她家里去。
有时候我去见她，正碰上她坐在矮矮的圈椅上对着镜子梳头，一绺绺的发梢儿披在她的膝盖上，落在圆椅的扶手上，滑过椅子的靠背下垂，几乎触到地板。她的头发又长又密，和我外祖母的头发一模一样。她身上随时散发出花儿的芳香气息，这种香味儿保护着她，使人消除各种邪念。
我利用到她家去的机会，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午饭以后，我家的主人们躺下睡午觉，我就跑下楼去，要是她在家，我就在她那里坐上一个钟头，甚至更长时间。
“应该多读些俄罗斯的书，要了解我们俄罗斯的生活。”她一面教导我，一面用灵巧的玫瑰花似的手指把发簪插进香喷喷的头发。
她列举出一系列俄罗斯作家的名字问我：
“你记得住吗？”
她常常若有所思似的说话，带着几分惆怅。
“你该上学，该上学呀。可是我总忘了这件事！哎，我的天……”
在她家里坐一会儿，我手里又捧回一本新书来，匆匆忙忙跑到阁楼上去，五脏六腑像经过了一番洗涤。
我已经读了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精彩的俄罗斯长诗《在森林中》、令人赞叹的《猎人笔记》，读了几卷格列宾卡和索罗古勃的作品、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丘特切夫的诗集。这些书使我的心灵得到沐浴，清洗了贫穷痛苦的现实生活在心里留下的恶劣印象。我已经能悟出什么样的书叫做好书，懂得了好书对于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读了这些书，我的心里才渐渐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独，因此我绝不会走投无路！
外祖母来了，我同她讲了玛尔戈王后的事，讲得很兴奋，外祖母有滋有味地嗅着鼻烟，挺有信心地说：
“好，好，这就好！好人有的是，只要你去找，准能找得到！”
玛尔戈王后本来想帮助我去上学读书，但这件事没有办成——三一节那天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差一点儿没毁了我。
节日前不久，我的眼皮肿得很厉害，眼睛都睁不开了，主人一家人吓坏了，怕我变成瞎子。我自己也吓得够呛。他们把我送到他们认识的医师亨利·罗杰维奇那里，他给我在眼皮里面开了刀，一连几天我眼睛上都蒙着纱布，在寂寞的黑暗中忍受着熬煎。三一节的头一天晚上，蒙在眼睛上的纱布拿掉了，我又站了起来，像是被活活埋进坟墓里又爬了出来似的。再也没有比失明更可怕的事了，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磨难，一个人的世界十分之九都会被它剥夺。
欢乐的三一节那天，由于我的病刚好，从中午起，该让我干的活儿都免了，我到各家厨房去转了转，顺便看看那些勤务兵。不料这时发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叶尔莫欣和西多罗夫打起来了，西多罗夫浑身是血地瘫在那里，人们都说他已经死了，叶尔莫欣逃走了。
人们都围着西多罗夫，但没有人上前，谁也不敢碰他。这时洗衣女娜达利娅·哥兹洛夫斯娅从人群中走出来，她发现当兵的还活着，就动作麻利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他恢复了知觉。
叶尔莫欣得知消息后，也回来了。从过道里往外看，只见两个勤务兵互相拥抱、流泪，他们又和好了。接着他们就开始拥抱娜达利娅，她使劲掰开他们的胳膊，像哄孩子似的，让两个勤务兵睡觉，等他们“呼噜呼噜”开始打鼾了，她才走进了过道。
随后我跟她一块儿坐在大门外的一条长椅上。
“您真厉害！”我说。
娜达利娅叹了一口气说：
“妇道人家应当比男子汉更强些，该有两个人的力气才好。可上帝亏待了她们！男人们是靠不住的啊！”
她毫无恶意地说着这样的话，语气平静，双手重叠放在隆起的胸脯上，眼睛忧伤地望着堆满了垃圾和破砖烂瓦的土埂子，我只顾听她那些很有见地的议论，竟然忘了时间。忽然，我看见土埂子尽头出现了我的主人跟他的太太，他们挽着胳膊，走得很慢，很庄重，像一对火鸡，他们俩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互相说着什么话。
我急忙跑去推开正门，门开了，女主人一面上楼梯，一面恶毒地挖苦我说：
“跟洗衣服的娘儿们勾搭上啦？这一套是跟楼下那位太太学的吧？”
这话说得那么粗俗，我听了甚至没怎么往心里去，倒是主人说的一句话让我更觉得难堪，他冷笑着说：
“也难怪——年纪到了……”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去棚子里抱劈柴，看见棚门下面猫洞旁边有个空钱包，以前我多次见到过西多罗夫手里拿着的正是这个钱包，因此立刻就给他送了去。
“可是钱在哪儿呀？”他问，还用手指头掏着钱包，“一卢布3000戈比哪！哪儿去了？你拿出来呀。”
他不相信我捡到的钱包是空的。
叶尔莫欣来了，他冲我一点头，想说服西多罗夫相信他的话：
“一定是他偷的，是他，带他去见他家的主人！当兵的不会偷自己人的东西！”
这几句话倒提醒了我，偷钱的准是他，一定是他，然后把钱包扔到棚子旁边，估计我能看见。于是我立刻盯着他的眼睛喊叫说：
“你撒谎，是你偷的！”
他那张笨拙的脸立刻变了样儿，显出害怕和愤怒的表情，这更使我确信，我的猜测没有错。他扭动着身子，尖声高叫：
“你拿出证据来！”
我上哪里去找证据呢？叶尔莫欣叫嚷着把我推到院子里，西多罗夫跟在我们后边，嘴里也喊叫着什么，各种各样的人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两个勤务兵揪住我的胳膊，我的主人夫妇两个站在他们对面，听着他们的告状不住地互相点头表示同情。女主人肯定地说：
“当然，这一定是他干的！难怪昨天他在大门口和洗衣服的娘儿们调情呢。这说明他有钱，没有钱，可占不了那婆娘的便宜……”
“说的对极了！”叶尔莫欣叫道。
我脚底下的土地摇晃起来，一股邪火烧灼着我的胸膛，我冲女主人大喊大叫，结果被狠狠地揍了一顿。也算是我走运，当兵的很快把这件事传遍了整个院子，传遍了整条街。傍晚，我正躺在阁楼上，突然听见娜达利娅·柯兹洛夫斯卡娅在楼下喊叫：“不，我为什么就不能说！不，亲爱的，出来吧，出来！我说，你出来呀，要不然我找你家老爷去，他会强迫你……”
我立刻意识到，这吵闹声跟我有关系。她在我们这所楼台阶旁边大声喊叫，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理直气壮。
“你昨天给我看过多少钱？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呀！”
我高兴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我听见西多罗夫垂头丧气地拖长声音说：
“哎呀呀，叶尔莫欣……”
“你们竟然给那个孩子编造谣言，还打了人家？”
后来，主人慢腾腾地沿着楼梯上了阁楼，在我旁边连接人字梁的横梁上坐下，用手理一理我的头发说：
“彼什科夫老弟，怎么说呢？是你运气不好。”
我默默地扭过脸去不想看他。
“等我能起来了，就离开你们家……”
他又坐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只是抽烟，眼睛盯着烟卷头儿，然后小声说：
“随你的便吧，这是你的事！你也不小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看怎么样能对你更好……”
他走了。像往常一样，我很同情他。
过了三天，我终于离开了那所房子。
和小女孩儿告别的时候，我请求她说：
“告诉你妈妈，说我非常感激她，非常感激！你能说吗？”
“我说，”她答应了，既亲切又温柔地笑了笑，“明天再见，是这样吗？”
我再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大约是在20年之后了，那时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宪兵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