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
1984年12月，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召开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座谈会，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就是：要重视发掘我国古代文化遗产这个伟大的思想宝库，做到“古为今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管理科学服务。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从1979年开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感到我国经济管理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深切感到改革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推进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那时起，我们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学习和借鉴了它们的先进管理技术，而且明确提出把“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作为指导方针。这几年来，我国经济界、企业界、理论界、教育界在“洋为中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但是，管理的现代化，绝不意味管理的“外国化”，它必须符合本国的国情，体现民族的特色，做到科学化与民族化相结合。因此，我们要实现管理现代化，还必须十分重视从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现在看来，在继续吸收、消化外国先进经验的同时，深入发掘和积极总结、研究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应该说是时候了。
几年来，在“洋为中用”的问题上，我们始终主张“以我为主”，强调在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科学。其实，总结自己的经验，应该包括我们的今天和我们的昨天，也就是既要总结我们现代的管理经验，也要总结我们古代的管理经验。日本人就很注意研究东方古老文化的特点，他们说，他们的一套管理是把美国的管理科学和东方的文化精华结合起来了。现在我们提出要重视发掘古代管理思想，“古为今用”，这不仅是在广度和深度上对总结研究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我们对经济管理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更系统、更全面、更科学了。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确是一个丰富的宝库。那么，应当怎样对待我们古代的文化遗产呢？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往往存在着两种错误态度：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的结果，一下子把大门打开，看到了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感到五光十色、眼花缭乱。“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使有些同志产生了自卑感，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于是，不加批判、不加区别地一概吸收，“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对自己的祖宗一无所知。这是一种错误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这当然会导致严重的恶果。另外还有一种错误态度，即由于闭关锁国，总认为自己一切都行，即使是已经落后了的东西，也还认为是先进的东西；已经是需要更新的知识，还在抱残守缺、孤芳自赏，认为了不起。这就不可能真正虚心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有些甚至还不止抱残守缺，而是到了“食古不化”，以至“泥古”的程度。这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统统都是好的，而分不清精华和糟粕，看不见历史的发展，这也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止和克服这两种错误态度。一方面，承认自己落后，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的管理科学水平。这无非是“拿来主义”。日本人就是把美国人的东西拿了去用的。另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树立信心。我们的前人，古代管理思想家、经济改革家，当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古人当时也是解放思想的，也并不“食古不化”，也不“泥古”。我们学过王充的《论衡》。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情况下，他能提出《问孔》、《刺孟》这样的命题，确实是令人钦佩的。古人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今人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做到呢？我们应该无愧于古人，而且要超越古人，同时也应敢于超越洋人。所以，我们要在总结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洋为中用，一方面古为今用，树立信心，迎头赶上，敢于创新，这样来建立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管理科学。
发掘、研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毕竟还只是“浅层开发”，刚刚起步，繁重的任务还在后头。我们要努力加强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深入挖掘”，以取得更大的成效。为此，我建议：第一，要把有关方面的力量尽快组织起来，扩大研究队伍，特别要重视培养青年一代，齐心协力，勤奋探索，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第二，要扩大宣传，以引起全国各有关部门的重视，使人们了解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性。在新闻界、出版界的支持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来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第三，要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古为今用方面，我们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他确实是把古代宝贵的思想财富用活了。我们要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我们的理论研究；同时，也只有进一步加深理论研究，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管理科学的实践。
最后，我热烈祝贺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我深信，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引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之花必将在四化建设的广阔田野上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