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之前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乱。各朝官吏总想多搜刮民财，因此总是将度量衡由小变大。以王莽改制后的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尽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尽增大到二至三寸。南朝，齐国一斗等于王莽时的小斗五升，一斤等于一斤八两。北朝，魏国、齐国一斗等于原来的二斗，一斤等于原来的二斤。隋文帝即位后，下令停止使用原来的度量衡，规定一尺等于王莽时的一尺二寸八分，一斗等于莽制三斗，一斤等于莽制三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由于唐沿隋制，宋、元、明、清又沿袭唐制，因此，历代再无更大变化。
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是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以当时东都洛阳为例，有三大商业市场，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其中丰都市周围六里，有一百二十行，三百余肆，四百余客栈，南北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粮、绵、纸、青瓷器、漆器、铁器、盐、香料等商品，应有尽有，市场商品经济之繁荣，可见一斑。
创立科举刑律兵制
隋朝开国之前，选拔官吏采取九品中正制度，做官要凭门第，仕途完全为门阀世族把持。
公元587年，杨坚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度，规定每州每年要推荐有才学的贡士3人，推荐的标准是文章华美，并需经过特别考试。公元599年，杨坚又命令，凡是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要以有德、有才二科举人。把德和才结合起来，通过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人才担任官吏。到了隋炀帝时，开始设立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成立。
科举是以分科考试的方法取士，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
隋朝的进士一科，对后世影响很大。以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这是选拔官吏制度的重大变革。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联系起来，这就使得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贫寒子弟，都可以通过读书、考试，获得做官的机会。由此便打破了门阀世族垄断做官的局面，扩大了封建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使得大批下层平民，为了将来能获取官职而安心读书，这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很有益处。科举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自从秦朝制定了残酷而又苛刻的刑律之后，汉承秦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一脉相承。公元578年，北周武帝死后，周宣帝即位。周宣帝颁布了《刑经圣制》，用法更加残酷。杨坚在辅佐周静帝时，革除了周宣帝的一些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宽大了许多。
杨坚即位之后，命令杨素、裴政等十多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上采魏、晋旧制，下及齐、梁，以“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为指导原则，制定了《开皇律》。
废除了前代枭首、车裂、鞭刑等酷法，除了犯谋反罪，一律不用灭族之刑。律文仅五百条，极为简要。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种。死刑只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等；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等；杖刑分杖六十至杖一百五十等；笞刑分笞十至笞五十五等。此外，又有“十恶”不赦之条：即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凡有犯者皆从重治罪，均不赦免。
公元586年，杨坚又下令废除孥戮、连坐之法。孥戮之法，原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是两种十分野蛮残酷的刑法，至隋终于全被废除。公元592年，杨坚又下诏：死罪囚必须报经大理寺复审，各州县不得自决死罪，不得在当地处决。同时又规定，死罪须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民众有冤屈可以逐级上诉，直至诉至朝廷。
杨坚是个非常清明的开国君王。他采取的是“官严民宽”的政策，对各级官吏往往小罪重罚，可以不依法律，在朝堂上任意诛杀。而对民众犯罪，用心却是平恕。杨坚认为，官吏本负有治国安民之责，拿着国家俸禄，知礼知法，如渎职犯罪，必须严处。平民一年四季，耕作劳苦，自食血汗，知礼知法者不多，犯罪可以从宽。杨坚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
杨坚在改革刑律的同时，对兵制也进行了相关的改革。魏晋以后实行府兵制，其特点是士兵以战争为职业，完全脱离生产。府兵制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军队的训练，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北周与北齐对峙时，由于人力物力不及北齐，宇文泰便创立了府兵制。府兵来源于农民中的强悍者，平时从事生产，本身免除租税，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由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寓兵于农，但又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属州县，可以随时调发，家属也随营居住，不入民户，随军流移。这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有节省军费的优点。因此，府兵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公元590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重要改革，规定军人和家属都隶属于州县，垦田和户籍，与一般农民一样，也可按均田令分得土地。这样，军人和家属就有了固定的居所，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军人本身仍旧保留军籍，属于军府统领。军府是府兵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隋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各卫置大将军，为府兵的最高将领，总统于皇帝，各卫下辖军府。
杨坚改革后的府兵制，把兵制和均田制结合起来，改兵农分离为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平时生产，战时打仗。既增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力，又减少了军费开支。
均田租赋筑仓积谷
杨坚即位后，在经济方面的措施首先是继续推行均田令。农民受田，仍按北齐的方法，每丁受露田（即规定种植粮食的耕地）80亩，桑田或麻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露田在人死后交还国家，桑田或麻田可传给子孙。丁牛一头受田60亩，一家限牛四头。但杨坚的均田制在执行时并不彻底，田“均”得相当有限。因为周武帝遵循齐制，杨坚也遵循齐制，实际上就是承认富贵人家已占田地的合法性。
杨坚派遣使官到各地推行均田法，地少人多的地方，富豪们想方设法抵制均田，甚至有人发动叛乱，杨坚乘机发兵镇压，然后没收其田地，分给无地的贫民。
或者是鼓励农民向地广人稀的地方迁移，大量垦荒。从公元598年到605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
与均田相联系的是租赋的调整。杨坚数次下诏减免徭役和租税。租赋一般以床为单位，丁男一床，纳租粟三石，桑田调绢一匹，绵三两，麻田纳布一端，麻3斤。单丁及奴婢纳一半租税。在徭役方面，每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不久又下令减轻租赋徭役，成丁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每年服役时间由一个月减为20天，调绢由一匹减为2丈。后来又允许50岁以上的人可以输庸代役，即交纳布帛代替力役，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是根据年龄和面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
杨坚首先设立三长，作为控制户口的基层组织，即在畿内设保长、闾正和族正，在畿外设保长、里正和党长，令他们负起检查户口的责任。公元585年，多查出443000丁，1641500口。
此外，对于那些依附于豪强的农民，杨坚颁布“输籍之法”。由政府规定各农户的等级，从轻征收其租税的数量，使那些浮客知道自己的劳动大多被强家所侵占，现在政府从农户手中征收的租税，要比他们被强家侵占的少。这是一种皇帝从豪强地主手中争夺农户的策略。
“输籍之法”公布以后，过去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现在纷纷脱离豪强，向地方政府报出自己的户口，向政府缴纳租税。于是，隋朝的丁口大增，国家租税的收入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轻征租赋，户口剧增，隋朝的财政收入也在急剧增长。经过几年时间，府库藏满，只好堆积在廊庑之下。丰收之年不忘灾荒。杨坚命人在洛阳、河南、河北等地大造粮仓，广积谷物，以防凶年。隋文帝筑的粮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一类是义仓。